周作人先生在北平和记者谈到鲁迅先生的性格，说：“他这肺病，本来在十年前，就已隐伏着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静养更没有这回事，所以病状就一天一天的加重起来。说到他的思想，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转变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他在上海住的地方很秘密，除了舍弟建人和内山书店的人知道以外，其余的人，都很难找到。”记者的笔录，也许有点走样，大致该和周先生所说相符合，以启明先生的博学多识，益以骨肉之亲，这些话该是十分中肯的。但由站得比较远一点的我看来，启明先生的话不无可以商量之处。
“为了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这样的人，古之人曾有过伯夷，孟子称之为“圣之清者也”。说个性很强只是“圣之清者”的特征，却不十分妥当。因为柳下惠式的“圣之和”，伊尹式的“圣之任”，孔丘式的“圣之时”，都非有很强的个性不可。个性不强，就变成乡愿式的“德之贼”，当然非启明先生所许与的。鲁迅先生生前，曾写信给我，说：“现在的许多论客，多说我会发脾气；其实我觉得自己倒是从来没有因为一点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还不少几十年的老朋友，要点就在彼此略小节而取其大。”这话，正和启明先生所说的相反；换句话说，鲁迅先生并不是伯夷式的人物，他若是伯夷式的人物，他也不会以上海的环境于他很适宜了。
启明先生有点近于柳下惠式的“圣之和”，鲁迅先生则有点近于伊尹式的“圣之任”。孟子说伊尹将以道觉斯民，自任以天下之重，但一面又说：“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这才是鲁迅先生人格的写照，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的分野正在于此。胡适先生爱以他的学问地位“待价而沽”，鲁迅先生则爱受穷困的磨折，并不曾改变他的节操过，至死还是“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与诸人”。（见《遗嘱》）(www.xing528.com)
说到鲁迅先生的对一切事都很悲观，也只说了一半。他的幼年时代的经历，以及壮年以后对于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幻灭，无疑的使他变成虚无主义者；这幻灭的影片，如《好的故事》所写的，的确够悲观了。但鲁迅先生在《自选集》的序文，已经提到他自己意识的转变，说：“我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又知道。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极其有限的。”他自悟：“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所以对于热情者们时常有同感，不断为热情者呐喊几声以助威。鲁迅先生在近十年间，努力克制个人主义的气氛，要和为社会舍身的战士们的步骤相一致。或者应该这样说罢：他是渐渐远离了虚无主义，投入社会主义中去，对于革命事业的完成，并不和先前那样悲观了。
启明先生也说鲁迅“多疑”，这倒是很有趣的。“多疑”和“非常透澈的观察事物”正是相反。既说他“多疑”，又说他“观察得非常透澈”，这两句话，不知怎样合得逻辑。以医病为例，断症既明，则开方自易，不必犹疑了。鲁迅先生有一回写信给我，说：“……有些更重目前之益，为了一点小利，而反噬横陷，真有大出于意料之外者，历来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难尽。但我是总如野兽一样，受了伤，就回头钻入草莽，舐掉血迹，至多还不过呻吟几声的。只是现在却因为年纪渐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渐在回避了。”照这话看来，住址的秘密，想一想旁人所说的话是什么用意，只能说是“野兽”的生存本能的反应，难道定如羔羊的等着受宰割才算是“镇定不惑”吗？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对于“多疑”二字的正面驳斥，已经一见不一见，他决不料死后还要蒙“多疑”二字的冤枉的。
我和鲁迅先生间的交谊，自然不及启明先生之“亲”而且“切”。本不必“谬托知己”。但我心目中的鲁迅先生，是一个“认真”的人，不肯轻轻放松一件事一句话，要澈底想一想的人，和启明先生所见的会有这么多的差距，倒是值得仔细吟味的。
（1936年10月29日《新闻报·茶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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