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纪念伟大的鲁迅先生？

怎样纪念鲁迅先生

陈子展

鲁迅先生死了！我们怎样纪念鲁迅先生呢？

有的说：“鲁迅先生最近常同一班文人大发肝火，以致不能好好休养。为他这么一个世界大文豪着想，真有点儿犯不着。不然的话，他的成就还不止此，他的寿命或者也不止此。”

有的说：“他已是世界文坛上的有数人物，对于中国文艺界的影响尤大。可惜在他的晚年把许多的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养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的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www.xing528.com)

当然，鲁迅先生的死，这是中国文坛上乃至世界文坛上一个最大的损失，同时是就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上乃至世界革命上一个最大的损失。可是要说他的死，由于最近文坛上的论战累了他，由于“和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这样一个人”，由于他自己“不能好好休养”，只能说这是无可奈何，勉强找个解释的安心话。我们也理解这些话是出于悼惜一个巨人之死的高尚的情绪。但私心以为倘要我们这位伟大的战士鲁迅先生安心养病，不发肝火，不感到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除非他不生在目前的中国，除非他的晚年也像俄国文豪高尔基一样，看到革命的成功，可以做到一个休养的战士，然而高尔基也还是死了。

我以为我们今日不必叹息痛恨最近文坛上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战。固然从某一意义上，可以认为这是“打无谓的笔墨官司”，这是“力量浪费”，有点儿犯不着。从前我也这么说，站在旁观者的地位，用着愤世嫉俗的口吻，说过“鸡叉鸡食袋，狗啃狗骨头”的话，如今我要把这一种态度改正过来。因为在另一种意义上说，也未尝不可以把这一次论战看做在这一发展的过程中一种可以有，甚至是不可免的理论斗争。现在我又这么想。好在这一次论战，有了郭沫若先生的《蒐苗的检阅》一文，用极公允的态度，极正确的批判，给予双方都有反省改正的余地。但愿“创作自由”的论者，顾到自由是有限度的，有显著的政治压迫，有无形的社会的制约，要冲破不利于我们的种种束缚，我们自己也得刻意地牺牲小我的一点自由，为了争得大我的自由。我们要尽可能地尽其最善之力达到这个最大的共同的目标。这样，想来能够取得一切不肯做汉奸做奴才的作家的同情和拥护。虽然，除了“汉奸文学”“奴才文学”之外，我们也得容许一般作家有较广博的“创作自由”。倘若“创作自由”的论者不走极端，不误用个人地位的关系，而引起更大的纠纷，不但这一论战可以马上结束，而且双方更清楚的认清自家人，更亲爱的团结自家人，文艺上的联合战线从此巩固不可动摇，那么，这一次论战就不算是“力量浪费”，“打无谓的笔墨官司”了。

集中我们的力量罢！已经是我们要竭尽我们所有的一切力量的时候了。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大众生存而战，争取我们的最后的胜利，争取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胜利，把这一胜利来纪念我们要纪念的这位为真理为正义一生奋斗到底的伟大的战士鲁迅先生。——写于鲁迅先生举行葬礼之日。

（1936年10月23日《大晚报·每周文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