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传佛教各教派简介

藏传佛教教派概览

地理、文化和人这三者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被誉为“圣地”的青藏高原，不是单一的地理概念，而是一种文化概念，它取决于藏民族的价值观念、生活目标和理想，无论它是险峻的高山，还是秀丽的湖泊，赋予其神圣的依据是一个民族的文化。青藏高原是我国和南亚、东南亚地区主要河流的发源地和上游流经地区。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青藏高原孕育了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和恒河流域为主体的印度文明。青藏高原的环境效益不仅超越了青藏高原其本身，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乃至喜马拉雅山周边地区和国家的未来发展及千秋万代的根本利益，千百年来，在青藏高原这片特殊的厚土上，以藏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在开发高原，发展民族文化和共同缔造祖国历史的过程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藏族文化是在青藏高原这个特殊的地域中创造和产生的，是广大藏族人民从适应自然，利用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藏民族在高原繁衍生息中，珍惜高原的资源，爱护高原生态环境，创造了与高原自然生态环境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与本土文化。在青藏高原，自然环境与人文景观和谐地组合为一体，成为相互依存的完美整体。因而，青藏高原不再是纯粹的自然界，而是“人类学的自然界”。

一、藏族早期的文明与宗教

许多人认为，地处“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天寒地冻、荒凉贫瘠，是生命的禁区。然而在1958年青海南部托托河沿岸发现了许多旧石器，同年，在西藏林芝发现了古代人类头骨。^[1]从1966年起，相继在西藏地区的定日、聂拉木、那曲、阿里北部、墨脱、青海湟水流域及黄河沿岸，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西藏昌都卡若村和拉萨北郊等地区，都发现了各种石器、骨器、陶器等。在藏北才多茶卡湖畔还发现了一处原始制造石器的场地。在雅曲雅土发现了游牧狩猎部落使用的半锥形石核。经鉴定，上述这些石器分别属于旧石器、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在形制上均与中原地区发现的同类石器有密切关系，但又具有地方特点。^[2]这些文化遗存分布地点极为广泛，其范围大体在昆仑山以南、喜马拉雅山以北、横断山以西的广阔区域内。这些在西藏地区发现的古人类的考古资料，有力地证明藏族先民自古以来就活动于青藏高原之上，长期与祖国西部各部族融合、发展，形成了分布在今西藏、甘、青、川、滇等省境内的藏族。

但关于藏族先民来源的问题，民间流传有最初由“神猴”与“罗刹女”相结合始有人类，称为吐蕃“猿猴”种系的说法。藏文文献《松赞干布遗训》记载：观世音菩萨点化的一只猕猴和居住在深山岩洞中的罗刹女结为夫妇，生下了6个小猴，逐渐发展繁衍，最后演变成了藏族先民。这个“神猴”与“罗刹女”相结合始有人类的说法，同时也见于14世纪成书的苯教史《雍仲苯教史》（gyung-drung-bon-gyi-bstan-pavi-dkar-chag）和佛教文献《红史》（deb-ther-dmar-po）等。相传这些最早的原始人类，后来分成赛（se）、穆（rmu）、董（ldong）、东（stong）四个氏族，或者加上查（dbra）、楚（vdru），总为六氏族，或六人种。分别住在雅隆河谷的索塘（yar-lung-zo-thang）、泽塘（yar-lung-rtse-thang）、沃卡久塘（yar-lung-vol-kha-rgyug-thang）、赤塘（yar-lung-khri-thang）等地，以采撷为生，最初没有“王”，过着原始生活。^[3]至今西藏山南地区的泽当（意为“玩耍之滩”）传说即是猕猴及其子女们玩耍游戏的地方，当地山上至今还有被人们称作“猴子洞”的岩洞。这类神话在西藏和甘、青、川、滇四省的藏区广为流传，影响深远。“猕猴变人”的传说，反映了古代藏族人民对本民族来源的看法。《敦煌古藏文文书》中有“藏族先祖出自十三天的天神”的记载，这个传说与苯教文化在西藏的流传有关，在苯教中，天是他们崇拜的三界之上界。《贤者喜宴》也有类似的记载，并注入了佛教的内容：“天神是受观世音的加持，自第十三级天——色界光明天，以慈悲下人世，成为人主。”^[4]

这些吐蕃时代的文献一直保存在敦煌石窟藏卷中，据说所谓“六父王天神”（yab-lha-bdag-drug）的后代聂赤赞普（gnyav-khri-btsan-po）从天而降，做了“六牦牛部的首领”（bod-ka-gyag-drug-gi-rje），^[5]被尊为赞普悉补野（btsan-po-spu-rgyal）或称“圣神赞普鹘提悉补野”（vphrul-gyi-lha-btsan-povo-lde-spu-rgyal）。^[6]继之，又历数代赞普，先后兼并邻部，雅隆的这一部落渐强，大约在隋末唐初逐步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吐蕃王朝。佛教流传到吐蕃王朝以后，藏族来源产生了“印度说”，认为传说中的吐蕃王室始祖聂赤赞普和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同属一个家族，都是印度的王子，后来聂赤赞普依照神的“授记”来到西藏。这一说法在藏传佛教文献的记载中较为普遍。

《敦煌古藏文文献》载，藏族地区最初有小王四十四个，随后是“十二小邦”（rgyal-phran-bcu-gnyis），这些小邦各有“王”与“大臣”，分散在今日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小邦之名称有悉补野、娘若（nyang-ro）、羊同（zhang-zhung）等等，关于处在相互兼并的过程的记述中，都曾涉及金属器械的出现，说明当时西藏部落社会已经进入父系氏族时代。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和掠夺性战争的增多，各部落间结成部落联盟。最迟在公元前4世纪，青藏高原范围内逐渐形成了三个势力较大的部落联盟：象雄、苏毗、雅隆悉补野。后来随着吐蕃王朝的建立，人们活动及交往范围逐渐扩大到青藏高原的全部，同时促进了与青藏高原上的苏毗、羊同、党项、白兰等族部的融合。这样一个新的人类共同体近代藏族就在青藏高原各地形成并分布开来。

史学界普遍认为，继“小邦”时代后西藏高原出现的最早的文明，汉文文献中所说的“羊同”即“象雄”文明，是在史前文化与吐蕃文化之间曾存在过的。这个古老而神秘的象雄文明孕育了苯教文化和象雄文字。兴起于象雄的苯教，在吐蕃社会中有着潜在的势力，甚至对邻近民族产生了深远影响。象雄文字则是藏文的渊源，借用象雄文字母拼写蕃人语言文字——古藏文的雏形便应运而生。

苯教，藏语称“苯波”（bon-po），据藏文文献记载，苯教最初是在象雄地区（今西藏自治区阿里地区境内）发展起来的，后来沿着雅鲁藏布江自西向东传播到整个藏区。

《西藏王统记》记载，在上丁二王即止贡赞普和布德贡杰二王之时已有苯教。苯教祖师名辛饶弥沃（gshen-rab-mi-bo），生于大食沃莫隆仁（vol-mo-lung-ring），将天界八部等苯教一切法译自象雄而弘传之。苯教之法为九派，因乘四派、果苯五派。第司·桑吉嘉措的《白琉璃》中也有类似记载，并说辛饶弥沃亦为佛所化现，他于象雄之地欲训化苯教徒，乃变化为辛饶弥沃，示十二本行，说九乘教法，为生者开天门，为死者断丧门，度众生入雍仲之道。据苯教文献载，苯教兴盛于聂赤赞普王时，衰于止贡赞普王时。再盛于布德贡杰王时，衰于赤松德赞王时。此后有苯教上师宁青勒雪噶绕者，自康区复燃苯教余烬，传入卫藏，开掘苯教一切伏藏典籍，创立日欣、达丁、格西、门擦卡、赏日、尧唐等苯教宗派。并言：苯教其兴矣！故苯教弘传亦分初兴、中兴、后兴三个时期。

随着青藏高原藏民族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迈进，藏族的原始宗教苯教也在不断发展、演变，并形成了不同的派别，先后产生了笃苯、恰苯和觉苯。

笃苯（brdol-bon），大约出现在第六代赞普赤德松赞时期，当时，藏族社会正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历史发展阶段。相传聂赤赞普时期，生产力十分低下，在气候温和的雅隆河谷以及其他地区虽然出现了农耕，但狩猎和畜牧业仍占很大的比重，受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于是人们就创造了担任人间与鬼神往来的精神使者——巫师。笃苯时期已经开始出现了巫师，人们普遍信仰的是万物有灵。

恰苯（vkhyar-bon），是苯教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其特点首先是代替神灵说话，打交道的特殊人物巫师，他们逐步开始脱离体力劳动，为他人占卜、治病、驱使鬼神为生，成为早期藏族社会中从事脑力劳动的特殊人群。其次，这个时期的苯教已产生了祖先崇拜，人们改变了对死的看法，开始相信人还存在有离开肉体的灵魂。

直到8世纪中叶，苯教仍然在藏区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时的苯教势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随着赞普权力的强化而不断发展，苯教巫师不仅左右着国家的重大决策，而且控制与支配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生老病死、农牧业生产活动等，成为奴隶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

觉苯（bsgyur-bon），大约产生于吐蕃王朝的中后期，是苯教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土观活佛在其著作中把觉苯分为三个发展时期：前期觉本，据传有一名穿蓝色裙子的班智达把一部分佛经埋起来（史称“伏藏”），过了一些时候，他自己把埋藏的佛经掘出来，掺杂入苯教的内容流传，成了一个流派。中期觉苯，传自赤松德赞时期，赞普下令让所有的苯教徒要么弃苯归佛，要么做纳税的百姓。后期觉苯，兴起于朗达玛灭佛之后，佛教徒的著作，称这是苯教最后一次染色。以上三个时期的觉苯，佛教史上称之为白派，也叫作果苯派（vbras-buvi-bon）。从此，苯教开始有了比较系统的经典依据，成为具有一定宗教哲理的所谓系统化的宗教。据藏文文献记载，苯教也有类似于佛教《甘珠尔》那样的经典，除了《甘珠尔》外，如果按照理论观点可分类为见、观修、行持、事业、生圆满道果、护法等，按见修方面的教理可分为外苯（phyi-bon）和内苯（nang-bon）两类，根据其阐述的内容，又可分为黑白两个系统。黑派系统称“恰纳赤巴举吉苯”，顾名思义，这个系统的经典是保存古老苯教内容最多的部分。其中主要有“中观讲说教典”、“修行教典”、“作法教典”、“事业方面的教典”。白派系统称“白密咒苯”，他们自称其全部经典集为“九乘”。

佛教传入雪域高原后，苯教同佛教曾进行过长期的斗争，苯教虽然也采取了各种策略和手段，但终因该教不能适应当时吐蕃社会的需要渐渐失去王室的支持，而退出吐蕃社会的政治舞台，但在卫藏、安多以及康巴等偏僻的地区流传至今。

随着历史的推移，诸多苯教寺院虽已改宗为藏传佛教不同的教派，但如今在藏区各地仍然有苯教寺院留存。据藏文文献记载，到解放前夕，仅西藏各地有苯教大小寺院30多座，信徒仅有几万人。其著名寺院有林芝县的色迦棍钦寺、南木林县的雍仲林寺、谢通门县的色结寺、噶尔县的古如甲寺、昌都地区的孜珠寺（rtse-drug-dgon）等。

苯教自产生后，先后建立了不少寺院。如仲嘎尔曲地寺和日当寺，均坐落在山南地区隆子县境内。昌都丁青县的孜珠寺（rtse-drug-dgon），是康区最大的也是最早的苯教寺院，据说历史最早可追溯到二、三千年以前，后于十四世纪中期由苯教著名高僧罗邓宁波·仁增康珠再度兴建和恢复的。由于历史的原因，曾经一度掌握过西藏政教大权的原始宗教苯教不得不让位于佛教，而到边远偏僻的地方仍保存势力，使琼波丁青的三十九族地区成为苯教寺院和教徒最多、影响最大的地区。

12世纪，仍然有苯教寺院建成，如色果查姆寺，与附近的色结寺形成苯教上下两寺。查姆寺由木辛后裔辛顿·益西罗卓建于1161年。色结寺，由木辛氏族后裔辛顿·益西洛卓建于1179年，是苯教祖师辛饶弥沃且后裔木辛氏族的住锡地，历来被视为“圣地”。

在林芝地区还有部分苯教寺院，如色迦棍钦寺、达则寺等。色迦棍钦寺举办西藏苯教“泊尔”（拜鹰）节，是由修行者冬敦·然巴珠赛于1333年创建。达则寺据载鼎盛时有僧人一千余人。

1725年，藏北霍尔三十九族的第十二代首领赤杰吉钦创建了鲁普寺，该寺是藏北最大的苯教寺院，寺内的“修普巴”（金刚橛）和“修卓乌”（怖畏）的大型法事活动，影响远播川青等地。

19世纪，仍然有苯教寺院建成，如后藏地区著名苯教寺院曼日寺，该寺堪布喜饶贡杰门下有两位高徒即尼玛丹增和达哇坚赞，尼玛丹增继任曼日寺堪布，另起炉灶，于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创建了雍仲林寺，该寺坐落在日喀则南木林县境内，发展成为藏区著名的苯教寺院。雍仲林寺和母寺曼日寺一起成为后藏两座最大的苯教寺院。雍仲林寺在苯教中的地位非常显著。藏区各苯教寺院的住持均由该寺委派。寺内有严格的戒规戒律及修法制度，使该寺香火旺盛，声名远播。如昌都县境内的莫荣寺，始建于1837年，创始人罗珠旦巴。

直到近代，藏区仍然还有苯教寺院建成，如坐落在阿里噶尔县境内古如甲寺，是苯教大师琼钦活佛·晋美朗嘎多杰于1936年建成，是阿里地区境内唯一的一座苯教寺院，这里有西藏历史最早的修行洞——雍仲仁钦洞，是苯教大师珍巴南卡的修行洞，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

阿里尼玛县的玉珠桑登林寺，是南木林热拉雍仲林寺的属寺，在尼玛县享有盛誉。该寺分新寺和旧寺，旧寺由索巴坚赞创建，新寺由玉珠平措创建，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建筑风格。文部乡是苯教圣地，拥有苯教最著名的神山圣湖、达尔果神山和雍错湖。文部寺就位于当惹雍错湖畔。玉本寺是藏北著名的苯教古寺。

原始苯教相信，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树有树神，自然界的一切，都由鬼神主宰。苯教经典《十万龙经》中，可将世界分为天、地、水（地下）三个部分，各有神主宰，念神（gnyan）主宰着天，地主主宰着地，龙神（glu）主宰着水。人世间的各种苦难，都与这三种神有关。特别是风、雨、水、雪、土地、草木等都是与藏族先民的生产息息相关的自然物，都直接掌握在这种神手中。因此，这些自然神发怒时，能使海水愤怒，天地灰暗，风雨交加；它们高兴时，使人间风调雨顺，万事俱兴。所以人们只能敬畏、顺从、崇拜它们。念、地主、龙三神在地位上没有等级之分，但它们之间有着明确分工。

苯教做为藏民族原始宗教，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掺杂了外来的成分，尤其自佛教传入青藏高原后，为了求得生存，不得不注入佛教的内容，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二、佛教的传入与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形成

藏文文献记载了在拉脱脱日年赞后期佛教传入的事实。《贤者喜宴》之“吐蕃王统”记载，拉脱脱日年赞年且六十时，一天，正当他坐于雍布拉康之中，突然，天空出现五光十色的吉祥彩虹，随即从天空降下了两部经卷、金塔、牟陀罗印、如意珠印牌等六种佛物。^[7]这一神秘的记载被后人一致作为佛教开始传入的依据。又据《青史》载，这些佛物“实际上是由班智达罗桑措和译师携带而来，而王因不识文字又不解其意，故班智达和译师就返回了”^[8]。由于不识文字和不懂其意，拉脱脱日年赞便将这些佛物视为神物。关于佛教圣物传入这一事实，后经佛教徒极力渲染，拉脱脱日年赞也被神化了，但可以推定，佛教在拉脱脱日年赞时已经传入西藏，只是没有产生影响。

7世纪初期，在青藏高原，藏族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松赞干布（srong-btsan-sgam-po）崛起于雅隆河谷地区，先后兼并境内诸部，统一全境，创立法制，成为藏族人民的赞普^[9]，并建成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吐蕃王朝，促进了吐蕃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结束了长期分散落后的局面，将藏族人民引入一个团结、繁荣、富强的新时代，并增强了藏汉人民之间与唐蕃之间的互助友好的亲密关系，对于藏族社会的进步和藏族的形成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时的中原地区，大唐帝国以其高度的政治威望与繁荣的经济、文化，赢得了周边诸族及各部的内向。西域的高昌、西突厥诸部，青藏高原的吐谷浑、党项、白兰、东女、苏毗、羊同等部，都先后与唐朝通好，或称臣内附，或纳贡请封，这就为藏族与祖国中原汉族，西北诸族、部之间的友好往来和藏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了治理朝政，松赞干布任命大臣吞弥等学习西域和天竺诸国文字，吞弥等人携带重金和随从，经西域赴天竺，仿照天竺及于阗诸国文字创制了沿用至今的藏文，从而利用文字工具写就文法，翻译佛经，书事纪年，行文发令。从此藏民族进入文明的新阶段。

据藏文文献记载，松赞干布时期，自东方汉土得工艺历算之术，自南方天竺译出佛经，自西方尼婆罗等处启用宝藏，自北方突厥等处取得法治条规。^[10]在吐蕃王朝建政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周边地区国家的封建社会制度的影响。这些国家普遍尊崇佛教，也影响了吐蕃建政。吐蕃王朝以前，从象雄地区向东传播的本土文化苯教已深入民间，在政治上也有很大的势力。后来的吐蕃赞普，善于接受新的文化，将佛教引入吐蕃，这对藏族历史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11]松赞干布先后与尼婆罗、唐朝通婚，更促进了佛教在吐蕃的传播。

松赞干布娶蒙氏（mong-bzav），生子贡松公赞（gung-srong-gung-btsan）。嗣后，派遣大臣禄东赞为专使，赴尼婆罗请婚，尼婆罗国王光胄（鸯输伐摩，Amsuvarman）以其女毗俱胝（Bhrikuti）之寝，^[12]藏文文献称为赤尊公主（khri-btsun）^[13]。公主奉释迦牟尼雕像入蕃，并携带工匠属从，随侍左右，建造了大昭寺供养佛像。接着，松赞干布又与唐室通婚，迎娶了文成公主。文成公主知书识礼，博学多才，笃信佛教，也奉释迦牟尼雕像一尊入蕃，并建造神殿一座（小昭寺）供养，后曾在该寺多次接待唐使和汉僧。

佛教的产生及传播：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天竺），是在古印度奴隶制度及社会极为动荡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当时印度社会生产力已发展到了普遍使用铁器的时代，农业生产的水平有了提高，手工业和商业也随之发达起来，一批城镇小邦兴起，并经常发生冲突。后来，雅利安人自中亚细亚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土著民族，创立了种姓制度，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集中反映在种姓问题上，形成了复杂的斗争，导致社会动荡加深，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相传佛教是在公元前六世纪由北天竺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净饭王的长子悉达多·乔答摩所创立。传说，悉达多生于公元前566年，死于公元前486年，活了大约80岁，大至与藏族原始苯教的祖师辛饶弥沃且同时。悉达多因是释迦族人，所以后来他的弟子又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圣人。

孔雀王朝（约公元前324—185年）时期，佛教被定为印度国教，当时印度海上交通发达，对外关系活跃，佛教文化便逐渐向亚洲其他各国传播。南从印度到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北经帕米尔高原，在公元前后传入中国内地，再由中国传入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南传教以小乘佛教为主，北传教以大乘佛教为主。以后佛教便一步步地发展成了世界性的宗教。中世纪后，佛教发源地印度的佛教便逐渐为印度教所融化，到13世纪就逐渐衰落了。相反，佛教便在中国内地，尤其在雪域高原吐蕃得到了迅速发展。佛教传入吐蕃后，曾经为原始宗教苯教所不容，佛教与苯教进行了长期斗争，后来终于战胜了苯教，同时也融合了苯教的一些教义、神衹和仪式，并形成了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藏传佛教”。

佛教传入吐蕃：藏传佛教文献记载，佛教最早传入吐蕃是在松赞干布以前五辈拉脱脱日年赞时期。而佛教大规模地、正式地传入吐蕃是从第三十三代赞普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期，这时青藏高原基本上统一于吐蕃王朝的统治之下。据藏文文献记载，松赞干布不仅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而且是一位有远见卓识、韬略过人的国王。他为了在吐蕃弘扬佛法，如太阳般早起，若磁铁一样吸收汉、尼等地灿烂的文化和物质文明。

这时，也陆续建立了诸多佛寺，以及佛宫与佛寺一体的宗教体制与建筑。最为典型的首推布达拉宫、大小昭寺、帕邦喀宫、扎拉鲁浦寺。

7世纪初，松赞干布建立起强盛的吐蕃王朝后，663年吐蕃迁都拉萨（史称“逻娑”）后，松赞干布便同唐王朝缔结姻缘。641年文成公主嫁到西藏，松赞干布“乃为公主筑一城以夸后世”。传说，当时筑有每边长1里的高大城墙，在红山上修建了999间房子，连同山顶红楼共1000间。后来的佛教徒将其比为第二殊境“普陀山”，因而命名为“布达拉宫”。

帕邦喀宫，据说最初为松赞干布主持建造，坐落在一块巨大山石上，巨石周围的山坡上还散布着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赤尊公主、龙树大师等人曾经修行过的岩洞。该寺早于大、小昭寺。据载，当时，松赞干布的大臣吞弥·桑布扎赴印度学习返回吐蕃后还在帕邦喀闭门钻研3年，创造藏文，帕邦喀宫就成为西藏文化的发祥地。后来，赞普赤松德赞、莲花生、桑耶寺法师静命来帕邦喀朝圣，曾在巨石下的洞里修行，因而得名“策久拉康”。

小昭寺始建于7世纪40年代。641年，唐文成公主进藏时，唐代宗赐以觉阿释迦像，行至拉萨创建小昭寺。以汉地庙宇为模式，结合藏地建筑特点，建成了极为壮观的重楼叠阁。传说大昭寺建成后，正殿供奉着文成公主入藏时带来的释迦牟尼12岁等身像。该寺是西藏现存最辉煌的吐蕃时期的建筑，也是西藏最早的土木结构建筑。经历代多次整修、扩建，遂形成了如今的宏伟规模，7世纪后期和9世纪中期的第一次、第二次禁佛运动都遭到不同程度破坏。五世达赖喇嘛建立“甘丹颇章”政权后，“噶厦”政府的机构便设于寺内，许多重大的政治、宗教活动，如“金瓶掣签”等都在这里进行。强准寺，系松赞干布建造的重镇神庙之一。在吐蕃王朝松赞干布时代，文成公主入藏之后，按照文成公主的“五行算图”修建镇边及重镇神庙，以镇压“罗刹魔女”及其他魔怪，在这批神庙中便有强准寺。帕巴寺，据传，为松赞干布依照尼泊尔赤尊公主的建议所建，具有尼泊尔寺院的建筑风格，距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文革”期间寺院被毁，现已恢复。帕巴寺从建筑和壁画来看，历代曾进行过修葺，但其主体建筑却依然保存了历史旧貌，具有浓郁的南亚风格。

扎拉鲁浦寺，是西藏著名的石窟寺。《贤者喜宴》记载：石窟系松赞干布的王妃茹雍妃（洁莫尊）所开凿，时间大约在7世纪40年代中期。石窟依山而凿，洞内有造像71尊，分布在中心柱四面和石窟南、西、北壁上。该寺的石刻造像，具有很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它不仅为西藏石窟与摩崖造像提供了断代依据，而且也为中国石窟寺艺术增添了异彩。

耶巴寺，由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王妃芒萨赤姜始建于7世纪。赤祖德赞时期，建有佛塔。刺杀朗达玛的拉隆·华吉多吉亦在耶巴寺修过道。后弘初期阿底峡（982～1054）在此住过，他的大弟子俄·勒贝喜绕在此地弘传噶当经函密法。8世纪，莲花生大师在耶巴寺修行传教，营造了“108大成就者”修行洞，这里便成为吐蕃著名的密法修行道场。11世纪，阿底峡在该寺收徒传教长达5年，成为噶当派的重要道场。1647年，第五世达赖在耶巴寺建立格鲁派僧院，时有僧侣160人。18世纪，甘丹寺第五十一任法台达温阿旺班丹在耶巴寺建立了格鲁派密宗院。耶巴寺有达瓦浦岩洞，传说赤松德赞时初度出家的七预试者之一的昆·鲁伊旺布在此岩窟内修法获得成就。耶巴寺是西藏历史上有名的寺院之一，距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在信教群众中影响很大，也是各界人士观光、旅游、朝拜的圣地。

随着赤尊和文成两位公主的来到，佛教寺院开始在吐蕃兴建。大小昭寺，是两位公主主持修建的，大小规模却不一样，大昭寺规模较大，殿门朝西；小昭寺规模较小，殿门向东。她俩将自己带来的释迦牟尼佛像分别供奉在寺内。除了大昭寺和小昭寺外，当时在吐蕃中部建立了四座大寺称为四如寺，四如寺之外建立了四厌胜寺，四厌胜寺之外又建立了四再厌胜寺，共计有12座之多。这些寺院都是小寺，佛教史籍说，是为了“制服藏地鬼怪，镇伏四方”而兴建的，最初寺内并无僧人，每一座寺供一尊佛像，后来才有了出家僧人。在松赞干布时期，也开始翻译佛教经典，据说大译师是吞弥桑布扎，译师中还有印度人古萨惹、尼泊尔人香达、汉族僧人大天寿和尚等。译出来的佛经有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经典，内容包括显宗、密宗。

佛教和苯教的斗争：吐蕃王朝刚刚建立之际，苯教势力仍然很大，有很牢固的社会基础。佛教传入吐蕃后，由于危及到了社会上层贵族的利益，故一开始就受到了贵族和苯教徒的极力反对。对下层平民而言，他们往往认为，佛教的传入对本民族的神灵是一种亵渎，于是就与旧的贵族势力和苯教徒混在一起，共同组成反对佛教的巨大力量。《西藏王统记》记载，当时在拉萨修建大昭寺时，“昼日所筑，入夜悉为魔鬼摧毁，不见余痕”，这说明佛教传入吐蕃时，佛苯两教在每时每刻都发生冲突。因此，佛教仅局限在王室之内，影响很小，在社会上苯教势力仍旧很强大。松赞干布死后，芒松芒赞继位，由于赞普年幼，大权由大臣噶东赞掌管。这一时期，噶氏专权，对初兴的佛教进行了一次严重的打击，僧人被逐，佛经翻译被禁，大小昭寺佛殿被封，文成公主带去的释迦佛像也被埋在地下。

杜松芒波杰之子赤德祖丹即位后，为巩固王室的地位，大力促进佛教的发展，与唐朝息兵修好，同时派人赴内地引进佛法，和唐王再度联姻。710年，赤德祖丹从唐朝迎娶金城公主。金城公主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她大胆地派人取出封闭在暗室中的释迦牟尼佛像移供于大昭寺，又把尼泊尔公主主供的佛像安放在小昭寺，并安排汉僧来管理香火等事。金城公主还建议赞普派人多次到内地学佛和迎请汉僧，组织佛教徒从事佛经翻译和有关天文、星相、历算、医药等书籍的翻译。

就在这一时期，西域于阗的佛教僧侣由于动乱向吐蕃逃跑，吐蕃为收容这批僧侣修建了爪曲寺等七座寺院安置他们。另外，由于伊拉克的屈底波于705年发动“东征”，中亚和新疆的一些地区的佛教徒也向吐蕃逃避。吐蕃王室接纳外来的佛教僧侣，引起了大臣们的不满，时刻寻找机会驱逐这些佛教僧人。739年吐蕃发生了一次大的天花瘟疫，信奉苯教的贵族借口说这场天花是吐蕃境内的鬼神对这批外来僧人的愤怒所造成的，因而必须把他们赶走。这些被驱逐的僧人绝大部分向西到乾陀罗国（今巴基斯坦境内）去避难。赤德祖丹去世后，其幼子赤松德赞，由大贵族那朗氏辅政，他立即宣布禁佛的法令，再次驱逐外地僧人，将释迦佛像埋于地下，并改大昭寺为屠场，对佛教大肆进行凌辱，原被赤德祖丹派到长安学佛的四位禅师返回拉萨。他们发现年幼的赤松德赞无权，权臣禁佛，只好把从长安翻译的经典和医书埋藏在山岩洞中，把汉僧送回内地。赤松德赞执政后，清除了反佛大臣马尚仲巴结和达扎路恭，恢复了大、小昭寺，佛教才又一次开始逐步发展。赤松德赞派巴赛朗等到长安取经，请汉僧。巴赛朗回到拉萨后，又遭到了反佛大臣的排挤，被贬至芒域。巴赛朗借机经尼泊尔去印度朝佛，回归途中遇到了当时印度著名的佛学大师寂护，取得了赤松德赞的同意后，寂护被请到吐蕃传播佛法。寂护这次在吐蕃仅仅停留了四个月，就被反佛教的势力驱除出境。

佛教的前弘期：客观来讲，藏传佛教的“前弘期”是从赤松德赞时期开始的。赤松德赞之前，吐蕃佛教没有固定的寺院和正规的僧侣，佛教理论与经典不容易被人们所接受，佛教影响也很小。赤松德赞执政后，在他的主持下，于8世纪后半期建立了吐蕃第一座正规的佛教寺院——桑耶寺（bsam-yas-gtsug-lag-khang），这座寺院坐落在今西藏的山南地区札囊县。

据藏文文献记载，莲花生和寂护在主持修建桑耶寺的工程中，曾经和“恶魔”进行过多次斗争，并最终战胜了这些“妖魔鬼怪”，桑耶寺用了20年时间建成，有7名吐蕃贵族青年随同寂护出家，史称“七觉士”，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之后，赤松德赞继续派人到印度去迎请佛教僧人，同时还派出一批人去印度留学，大规模地翻译佛经的工作也开始了。赤松德赞从印度迎请闻名全印度的佛学家无垢友等人入藏，并配以藏族译师，开辟译场，广译经论。将译出的经书存放在青朴、庞塘、登迦三个宫殿内，编列目录。所收经论27门，约6，700种。

这一时期，由于佛教经典的大量刊布，苯教徒极为恐惧，于是掀起了一场把佛教篡改为苯教经典的活动，遭到了赞普王室的严厉惩治。据说当时有27名贵族给赞普上书，要求弃苯尊佛，赤松德赞组织了一次佛苯辩论会，结果苯教以失败而告终，只好被迫暂时转入地下活动。

赤松德赞还采取传统的盟誓方法进一步在上层内部推行佛教。庄严的倡佛盟誓会曾在桑耶寺举行，参加的有王妃、王子、诸大臣、武将等，这就是著名的“桑耶大誓”。盟誓时还专门制做了兴佛盟誓碑树立在桑耶寺“乌孜”大殿东门外南侧，碑文内容反映了吐蕃王室为了与苯教势力所代表的大贵族集团进行斗争，大力扶持佛教势力的历史事实。

朗达玛灭佛运动：在赤祖德赞即热巴巾执政期间，佛教发展到了登峰，吐蕃社会各种矛盾进一步加深。热巴巾大力支持译经，礼拜僧侣，用玉石修建佛寺，规定每7户平民负担供养一个僧人的生活。他还把王朝的军政大权交给僧人钵阐布贝吉丹去掌管。采取暴力手段来推行兴佛措施，佛教取代苯教占据了显赫的地位，佛僧成了社会上新的特权阶层。当时民怨沸腾，臣属叛离，而一部分世俗贵族乘机兴苯灭佛，密谋并篡夺王位。他们拥立热巴巾之弟朗达玛为赞普，由韦氏达那巾任大臣。朗达玛和达那巾是王室中苯教势力的代表人物，他们一上台就灭法毁佛，封闭佛像，拆毁寺院，焚烧佛经，杀害高僧，把中层僧人流放到边远地区。同时主张信奉苯教。这时的吐蕃旱涝不调，国值饥馑之时，盗贼猖獗，疾病流行，大规模的奴隶平民起义爆发，终于使吐蕃王朝覆灭。随后的藏族地区封建割据的局面，历经9世纪中期至13世纪末，藏区没有出现过任何强大的政权。

在吐蕃王朝崩溃瓦解，内部大乱之际，苯教徒利用吐蕃人民因倍受天灾战乱的折磨祈求社会安定的愿望，首先恢复苯教势力，在民间大为发展。苯教徒接受了过去同佛教斗争中失败的教训，一方面把赤松德赞兴佛废苯前后苯教徒极少量的著作编成经典，一方面选择其信徒聚集之地兴建庙宇，由于这些教徒在复兴中将大量的佛经译改为苯教的十万白龙经、黑龙经（klu-vbum-dkar-nag），遂被称为苯教译述派（bsgyur-bon），然而，苯教终究是一种较原始落后的土著信仰，缺乏政治活动力量，虽流传下来，始终未能形成地方实力集团。^[14]

佛教也在这一段时期内力求复兴和发展，但一时得不到一个强有力的势力的资助与支持，因而走上了更加漫长曲折的道路。当9世纪中叶吐蕃废佛时，有几位高僧以牲畜驮负佛典，西逃到羊同，继由羊同辗转至西州一带（今新疆东部），时值回鹘新溃，余部西迁（840年以后），在当地曾受到回鹘官员款待，但终以言语不同，又东行抵达宗喀地方，驻锡授徒，佛教在当地再度兴起。10世纪后期，桑耶寺寺主益西坚赞（ye-shes-rgyal-mtshan，永丹六世孙），资助乌思藏地区十人北上至宗喀地方受戒学经，学成后返回，建寺授徒，史称“下路弘传”（smad-brgyud-kyi-vdul-ba）。在“下路弘传”的同时，古格首领拉德（lha-lde，奥松五世孙）之父曾出家为僧，并曾资助多人赴加湿弥罗学经，其中有仁钦桑布（rin-chen-bzang-po，958—1055年）等著名高僧学成归里，于古格之托林寺（mtho-lding）主持翻译显密经典，^[15]史称“上路弘传”（stod-brgyud-kyi-vdul-ba）。于是，佛教经过“上路弘传”与“下路弘传”，重新在各地建寺度僧，迅速发展。

在藏文佛教史籍中，把吐蕃王朝传入佛教至达玛赞普灭佛这一历史时期，称为“前弘期”（bstan-pa-snga-dar）；从978年以后，^[16]即经过下路与上路弘传之后佛教重新取得发展，称为“后弘期”（bsatan-pa-phyi-dar）。

藏传佛教诸教派的形成与发展：《仁钦桑布传》载，约在以元11世纪初，古格首领拉德为了表彰仁钦桑布^[17]建寺译经对于佛教在吐蕃境内再度复兴所作出的贡献，遂以乍布朗附近的谢尔（zhir）等三处封地施与仁钦桑布，成为他私有的三处谿卡（gzhis-ka，意为庄园）。这一史实在藏族古代历史上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仁钦桑布作为一位对于藏传佛教有着特殊贡献的出家僧人，最早成为封建庄园谿卡的占有者之一，这反映了吐蕃境内封建割据局面和藏传佛教的形成是同时出现的，藏传佛教在藏族历史上产生了日益深刻的影响，佛教在吐蕃境内的迅速发展与封建制度的形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纳里速地区原本是吐蕃土著宗教苯教的发源地，因此，羊同首领未参与吐蕃王室历次的兴佛证盟。吐蕃王朝灭亡后，因纳里速地处西陲未受大的战乱破坏，但却成为了藏传佛教形成的场所。古格首领于1042年迎请摩揭陀国（Magadha）的超岩寺（印度比哈尔邦南部）上座高僧阿底峡（a-ti-sha，梵名Dipamkarashrijināna，孟加拉人），来托丁寺译经讲法。阿底峡于1045年又转赴乌思等藏地授徒传教9年，先后历时12年，1054年在逻些南聂塘（snyi-thang）地方圆寂。

阿底峡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理想，跋山涉水，足迹遍于乌思藏、纳里速。对于藏传佛教的形成和古代藏族与南亚诸国人民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赢得了后人对他的景仰与怀念。

阿底峡是先经其弟子仲敦巴（vbrom-ston-pa-rgyal-bavi-vbyung-gnas）商得乌思藏各地方首领的同意和支持去纳里速迎请才来到乌思藏的。乌思藏自吐蕃王朝灭亡后的百数十年，“吐蕃境内无佛法”，先后出现了藏区的没卢氏、属卢氏据有拉孜（lha-rtse），以及乌思地区的娘氏（myang）、悉囊氏（myang）据有尼木（snye-mo），悉卓氏（sgro)、玛氏（rma）据有澎波（vphan-po），琛氏、聂氏（gnyags）据有雅兑（yar-stod上雅隆，今乃东县)，悉尼哇氏（snyi-ba)、许补氏据有洛扎（lho-brag），麴氏（khu）、聂氏（gnyags）据有琼结，^[18]等等。

当这些地区佛教再度兴起时，僧人建寺授徒，是得到各地首领的支持的。这一时期的僧人尊奉莲花生所传的旧秘咒，并为了自身得以在民间生存，吸收了苯教的许多神祇仪轨，逐渐形成为藏传佛教的宁玛派（rnyeng-ma-pa），意为旧派。^[19]

阿底峡圆寂后，仲敦巴以一个富家和居士的身份取得澎波、当雄（vdam-gzhung)等地首领的资助，1056年在林周地方建立热振寺（rwa-sgreng-dgon），创立噶当教派（dkav-gdams-pa，意为教诫派）。这一教派也未从事政治活动，到15世纪时经过整顿革新，成为格鲁派，俗称为旧黄教。

1073年，款氏家族（vkhon）贡却杰布（dkon-mchog-rgyal-po）于萨迦地方（sa-skya）建寺传法，创立了萨迦派，俗称花教。萨迦寺主一席从此在家族内传承，传到第五代时，得到蒙古汗王的支持，在乌思藏政治上占据了显要地位。

与此同时，在藏传佛教史上发生了一件具有深刻意义的大事，这就是在古格首领孜德（rtse-sde）资助下举行的“火龙年法会”。自从古格地方首领拉德资助仁钦桑布在托丁寺设立译场，创立了具有藏传佛教的特色的新秘咒系统，接着又隆重迎请阿底峡入吐蕃传法授徒，至拉德之孙孜德时，佛教在吐蕃各地已扎下了根子。1076年为藏历火龙年，由孜德资助，在古格的托林寺举办了这次盛大隆重的集会。在大会上，乌思藏、纳里速、朵甘思等吐蕃诸部各大寺佛教高僧聚集一堂，各抒己见，传授显密。这是藏传佛教史上的首次盛会。

火龙年法会之后，有1067人前往加湿弥罗、天竺等地求学，大多数人后来成为翻译佛经的大师。有七八十位天竺僧人受各寺院重金礼聘来到乌思藏各地。此后，各地接连兴建了大量的寺院。在这一时期，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就是新形成的噶举派（bkav-brgyud-pa，意为佛语传承），“噶举”，译为“口传”^[20]，俗称白教。

藏传佛教自西向东先后兴起众多教派中，最初兴起的宁玛派、噶当派，是以觅取资助施舍，宣扬佛法为主，没有形成地方政治势力。接踵兴起的萨迦派和噶举派及其各个大小分支，以及此外的沙鲁（zha-lu，日喀则县）等众多教派，则是与当时封建割据势力集团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些教派的形成同这些地方的封建领主的势力范围之确立是亦步亦趋的。

这一时期的藏文宗教史籍浩繁，保留了当时反映社会发展的珍贵史料。这些新兴地方领袖，或称阿达（mangv-bdag，意为领主），或称本钦（dpon-chen，意为长官），或称第悉（sde-srid，意为执政官），或称觉卧（jo-bo，意为首领），或称赤本（khri-dpon，意为万户长）等等，社会上已无赞普及论、尚体系。这些地方统治集团，具有僧俗联合、政教不分的特色，直到元代“郡县吐蕃之地”时，不得不根据吐蕃当地分裂成许多地方势力的实际，在乌思藏、纳里速三地区各选定三名首领，乌思藏之间增选一名，予以分封。

宁玛派：宁玛派是最早传入吐蕃的密教并吸收吐蕃固有的苯教的内容的一个教派。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宁玛派是历史最为久远的一派。该教派认为其教法传承是由8世纪来到吐蕃传法的莲花生大师传下来的，自称以传承吐蕃时期所译的密教典籍为主，不同于佛教后弘期仁钦桑布等人所译的新派密教经典。密宗是在8、9世纪从印度传到吐蕃的，当时翻译过来的密宗经典非常少，传授密宗是通过师徒秘密单传。9世纪中叶，朗达玛灭佛时，摧毁佛教寺院组织，消灭它在社会上的影响，但密教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却由师徒、父子、兄弟相传而继承下来，不过，其中掺杂了不少苯教的东西。11世纪中叶，“三素尔”三学者相继产生，积极整理经典，广传教法，广建寺院，逐渐有了固定的寺院、僧侣组织、系统的教义，宁玛派正式形成。

宁玛派的特点是教徒分散，教法不一，传承各异，组织零乱。该派僧徒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专靠法术咒语等在社会上活动，这类人不读经典，不甚懂佛教理论，被称为“阿巴”（sngags-pa）；第二类像其他教派一样，有佛教典籍，师徒或父子传承，传承系统比较稳定。传授经典分为两种，一种叫“噶玛”（bkav-ma，口传），主要是根据8、9世纪以来翻译的密宗经典；另一种叫“代玛”（gter-ma，伏藏），据说是8世纪末由莲花生等人把密宗经典埋藏起来，几百年后被人挖掘出来，进行传授的。

宁玛派中最重要的人物“三素尔”，是同属于素尔家族的人。第一个是素尔波且·释迦琼鼐（1002—1062），他整理了当时的密法，确定了根本密法，创建了邬巴隆寺，从此宁玛派僧人才有了固定的寺院；第二个是素尔琼·喜饶扎巴（1014—1074），他是素尔波且的养子，随素尔波且学的密法，继任邬巴隆寺寺主一职，后来到甲卧地方修法13年，得到了“大圆满”的境界，声誉很高，弟子很多；第三个濯浦巴·释迦僧格（1074—1134），他是素尔琼最小的儿子。他继承父亲的财产和密法，广收弟子约千余人，他和他的父亲都被誉为“拉吉钦波”，都是巫医。

除“三素尔”之外，宁玛派第四个重要的人物是绒·却吉桑布（rong-chos-kyi-bzang-po），以学识优异而著名，翻译和注释了若干密教经典，将宁玛派教法分成三个系统即心部、自在部和教授部。他传承下来的“大圆满法”后来成为宁玛派特有的教法。

宁玛派第五个重要人物是出生在14世纪的隆钦饶降巴·智美沃色，他修订和解释过宁玛派的密法经典，是一位兼通显密教法的人物，曾到不丹建立塔尔巴林寺。

宁玛派最重视“伏藏”，从12世纪中叶起，就陆续产生了不少掘藏人，其中最著名的是娘·尼玛沃色（nyi-ma-vod-zer），他挖出的伏藏通称为“上部伏藏”，后来又出现古如·却吉旺秋，由他掘出的伏藏称为“下部伏藏”。到15、16世纪，还有不少挖掘伏藏的人，如热特那林巴，将上下伏藏及他自己挖出来的伏藏汇集刻印，这就是“南藏”。16世纪初，后藏拉堆降地方的仁增郭吉登赤坚，也曾发掘刻印了不少经典，称为“北藏”。这些经典中有一部分保存了比较古老的关于吐蕃王朝时期的历史文献和传说，如著名的《五部遗教》、《莲花生遗教》等书。此外，还有一些医学著作，也是以伏藏的形式流传下来的。

宁玛派寺院的神像，千奇百怪，数目繁多，其中主要的有八种^[21]。其中马头明王^[22]是最重要的神像。宁玛派的教法，也传播海外，不少著名的经典被译成多种文字，如《西藏度亡经》，英译本流行海外，曾震惊西方学界。

宁玛派的教义，颇为庞杂繁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九乘”^[23]与“大圆满法”。该法主张“体性本净，自性顿成，大悲周遍”。他们认为一个人的心体（思想）就其本质来说是纯洁的，远离尘垢的。通过修法，做到使心体不受任何干扰，在“空虚明净”中把心体安置于一个理想的境界，那就成佛了。

宁玛派曾在13世纪与元朝建立过一定联系，直到16、17世纪；在前藏一带才出现了较有规模的宁玛派寺院，特别是在17世纪由于五世达赖喇嘛的大力支持，宁玛派在前藏建立了两座著名的寺院南传宁玛派祖寺敏珠林寺和北传宁玛派道场多吉扎寺，有了显著的发展。除此之外著名的寺院还有林芝的桑妥白日寺、琼结的白日寺、岗巴的曲典尼玛寺以及原有的宁玛派寺院桑耶寺等。

藏王赤德祖赞和赤松德赞时期，由于大力倡佛抑苯，佛苯矛盾不断激化，致使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激烈交锋。在首次交锋时，苯教驱赶了王室请来的寂护大师（slob-dpon-zhi-ba-vtsho），关闭佛经译场。第二次交锋时，莲花生大师巧妙地将苯教神衹降收为密宗诸佛和护法，吸收了苯教的仪轨法器，开创了佛苯相融的先河，赢得了吐蕃王室和部分贵族的崇信，藏族历史上的第一个寺院桑耶寺（bsam-yas-gtsug-lag-khang）也随之而建成，藏传佛教史上出现了首批出家弟子“七觉士”。

桑耶寺，始建于8世纪中叶，即762年，建成于779年，赤松德赞时（755—797年在位）大兴佛法，迎请寂护和莲花生入藏，仿古印度欧丹达普黎寺格局，融汉藏建筑风格于一体。工程历时4年，是吐蕃及后来西藏地区的重要佛教活动中心。该寺建成后，赤松德赞从内地、印度、于阗等地邀请高僧住寺传经、译经，鼓励贵族子弟出家到桑耶寺修行，并宣布吐蕃全民一律尊信佛教，从此奠定了桑耶寺的崇高地位。历史上著名的印度佛教与汉地佛教教义之争便发生在这里。桑耶寺在朗达玛禁佛时遭到破坏。后弘期，鲁梅等卫藏10人从多康返回卫藏后，分居于桑耶寺各殿，筑墙为界，传法授徒，该寺逐渐成为宁玛派道场。据说桑耶寺的设计是由寂护主持的，主要是仿照印度的欧丹达普黎寺（又称飞行寺）的款式建的，寺院的结构是根据佛教设想的世界结构即密宗的坛城的模式来布局的。主殿三层代表须弥山，四方有四个殿，代表四大洲，还有代表八小洲和日、月的小殿。周围有围墙代表铁围山。

昌珠寺，始建于7世纪40年代前后，相传为松赞干布为了镇压罗刹女所建的12座寺院之一，以后又经帕莫竹巴王朝的大司徒降曲坚赞的改建、扩建，接着又有历代的修缮。吉如拉康，系西藏吐蕃王朝赤德祖赞（704—755）时期始建的一座古寺。康松桑康林，创建于8世纪晚期，由吐蕃赞普赤松德赞的一位王子按照桑耶寺“乌孜大殿”的式样修建而成。该寺还存有许多吐蕃时期的手写经书和桦皮经卷。

嘎东寺，系克什米尔佛学家释迦室利扩建的寺院，系西藏前弘期8世纪中叶修建的一座古寺。艾旺寺，创建于吐蕃王朝时期。该寺的雕塑汇集了汉地、印度、于阗三种不同的艺术风格。

赤热巴巾时期，在西藏也建立了诸多佛教寺院。如麦如寺，坐落在拉萨市区内，位于市中心大昭寺东面。《西藏王统记》载：吐蕃赞普赤祖德赞（815—836年在位）时期，在大昭寺四周修建了6座佛殿，即东西面有噶如和墨如，南面有噶瓦和噶瓦卫，北面有产康和产康它玛。其中“墨如”即现在的“墨如宁巴寺”。据乃穷寺法王释迦亚培的部分著作称：这个拉康是吞弥·桑布扎创造藏文的圣地。豀德扎仓寺于8世纪中叶由藏王赤热巴巾倡建。乃宁曲德寺，传说由古印度僧人即系莲花生大师的弟子阿羌甲·强拜桑布创建于吐蕃王朝时期。1904年英国侵略军向西藏进犯，为了保卫江孜，藏军和乃宁曲德寺的喇嘛以乃宁曲德寺为据点英勇地阻击了英军的进攻。该寺在近代西藏人民抗英斗争史中也具有纪念意义。扎桑寺，是早期宁玛派的重要寺院，据传莲花生大师于8世纪在山南修健桑耶寺之后于西行布道途中曾偕夫人曼达娃惹经过此地，并在此留下一件小衣，日吾扎桑寺由此成为佛教历史上的名胜之地。拉扎寺，相传为莲花生大师建立的早期寺院之一，建于8～9世纪，信奉宁玛派。拉隆寺，位于洛扎县境内的扎日地方，建于吐蕃王朝末期。西藏著名学者巴卧·祖拉昌瓦（1504—1564）的历史名著《贤者喜宴》就在该寺写成。

791年，佛苯大辩论，苯教从此退出统治地位。佛苯第三次交锋时，苯教势力成功地争取了王室成员及达玛赞普（glang-dar-ma）的支持，掀起了一次强大的“灭佛”运动，导致吐蕃帝国灭亡，佛教几乎从藏地消失，藏族文化遭到了严重的创伤。佛苯第四次交锋时，几经劫难的佛教大量吸收了一些苯教的仪轨和思想，卷土重来，藏传佛教将这一阶段称为“后弘期”。至此佛教文化，几经磨难，最终成为青藏高原的主流文化。

吐蕃王朝灭亡后，藏传佛教再度兴起，这一时期在西藏境内也建立了不少大规模的宁玛派寺院。如托林寺，是藏传佛教后宏期的发祥地之一，阿底峡传播佛法的住锡寺，阿里地区的著名寺院。11世纪初，由古格王国第一代王德祖衮的长子益西沃始建，是古格高僧、西藏佛教后弘期著名译师仁钦桑布（958—1055）译经授徒的场所。1036年，古格王沃德及其兄绛曲沃从印度迎请阿底峡（982—1054）进藏，住锡托林寺讲经著述，弘传佛法，寺院初具规模。1076年，在古格王赞德支持下，在托林寺召开了“火龙年大法会”，成为西藏佛教盛事，成为中世纪西藏名寺。1042年，印度高僧阿底峡尊者到达阿里的托林寺传法3年，撰写了著名的《菩提道炬论》、《密咒幻镜解脱》等显密宗法的重要著作。阿底峡尊者后来成为藏传佛教噶当教派的开山祖师。邦玉寺，历史悠久，相传在莲花生大师经过此地时便认定为其道场之一。始建于788年，由莲花生大师的“佛母”康错益西措杰在此选址并主持修建。初信宁玛派，11世纪后改信噶举派。在第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在蒙古固始汗（1582—1654）扶持下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之后，该寺又随之改信格鲁派，沿袭至今。吉砻蔡寺，是亚东县最大的宁玛派寺院，创建于13世纪，由来自热振寺的喇嘛具相瑞巴嘎布主持修建。寺内下拉康的壁画对研究西藏壁画的画派和风格仍具有一定的价值。甘丹德夏寺，建于13世纪，建寺人为衮钦托布，始属宁玛派。日吾其寺，始建于14世纪，属宁玛派。土丹朗嘉寺，始建于1425年，始奉宁玛派。白日寺，系琼结县著名的宁玛派主寺，该寺坐落在山南地区之琼结县境内，是西藏佛教宁玛派的三大主寺（即琼结县的白日寺、扎囊县的敏竹林寺、贡噶县的多吉扎寺）之一，始建于16世纪。多杰扎寺，坐落在山南地区之贡嘎县境内，始建于16世纪末，由扎西道杰创建。多杰扎寺是宁玛派在前藏的主要寺院之一。扎桑寺，是日喀则地区昂仁县最大的宁玛派的重要寺院，被称为宁玛派四大主寺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始建于16世纪中期，由仁增·贡觉顿珠兴建。该寺在历史上很早就与内地中央王朝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曾得到明王朝赐予的“绢书”证符，特许其可行使独立的政教权，可不受前、后藏任何政教势力的统辖。孝登寺，创建于1814年，是那曲地区较有影响的大寺院之一，始属宁玛派。布久喇嘛林寺，是林芝地区最大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场所。

萨迦派：11世纪，萨迦派形成。“萨迦”（sa-skya），意为“灰白色土”，因该派祖寺建造的地方呈灰白色，遂称寺院为萨迦寺。萨迦寺建立在后藏的日喀则西南仲曲河谷地方，该寺创建至今，一直是萨迦派的宗教中心。

13世纪初，蒙古塔塔儿部落首领铁木真（尊号成吉思汗）统一蒙古诸部，建立新兴的蒙古政权，成为当时雄跨北方的强大政治力量。之后，蒙古政权对外扩张。1206年，蒙古军进攻西夏时，到达西藏边境一带，并在西夏王室中获得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基本情况。在随后的几十年中，纳速里、青海东部的藏族地区和甘肃的临洮、文州、凉州等藏族地区遂归入蒙古治下。这一时期藏族地区在经济形态上已经进入封建社会，在政治上长期以来的割据分裂局面仍在继续，藏传佛教各教派竞相扩展势力。(www.xing528.com)

当时，藏传佛教各派都以弘扬佛教为主旨，又都面临着西藏南、北、西三方面的伊斯兰教的严重威胁——和田、喀什噶尔以及迤西的中亚地区已经伊斯兰化，印度佛教也大受摧残，伊斯兰教已经植根于印度北部、东部。在这种情况下，各派只能向东北方向发展，先向西夏靠拢，随后则同新兴的蒙古取得联系。

萨迦派的最大特点是家族传承，它一直以款氏家族为教派的领导核心。据传，款氏家族是吐蕃古老的家族，这个家族中佛学大师层出不穷。萨迦派的创始人为贡却杰布（1024—1102），自幼随父学习宁玛派教法，后来拜卓弥译师为师，学习新密法，成为卓弥译师五大弟子之首。之后，他又先后从阿底峡的弟子桂·枯巴拉孜译师、邬仪那班智达喜饶萨哇等大师学习了集密诸法、五明点法、《胜乐》、发菩提心等法，掌握了新译密法，堪称新旧密法教主。藏历水牛年（1073年），贡却杰布创建了萨迦寺，并亲任寺主，并以该寺为根本道场，广收门徒，传授“道果”要法，执掌萨迦寺法座长达30年，萨迦派开始形成。这时的萨迦教法，注重口耳相传，不重视文字著述。贡却杰布虽为萨迦教派创始人，但他并非出家僧人，他娶妻生得一子，这便是萨迦初祖贡嘎宁布。

此后，萨迦派的代表人物有萨钦·贡噶宁布、索南孜摩、扎巴坚赞、萨班贡噶坚赞、八思巴，通称为“萨迦五祖”。他们为萨迦派的兴盛，作出过举世瞩目的贡献。

贡嘎宁布（1092—1158），是萨迦五祖之首。他注重修习密法，发展了萨迦教派的新密乘，使之自成体系。在他掌管萨迦寺的48年中，正式确立了萨迦派的代表学说，僧徒日渐增多，萨迦派的影响日甚一日，因而被人们尊为“萨钦”，长子萨迦二祖索南孜摩和次子萨迦三祖扎巴坚赞继承了他的事业。

索南孜摩（1142—1182），是萨迦派的第二代祖师。一生弟子众多，著书13函。虽在世时间不长，但他知识渊博为加强萨迦派与其他教派之间的关系，促进相互之间的教法探讨，引征其他教派的教理，论证萨迦道果教授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扎巴坚赞（1147—1216），是萨迦三祖。他自13岁始主持萨迦寺的57年中，确立了道果理论体系和实践形态，完善了修持方法。同时他对萨迦北寺进行了扩建。

从萨迦初祖到萨迦三祖，虽然他们没有正式出家，然而这种父子教法的传承形成了款式家族成员治理政教的显著特点，这些特点丝毫不影响萨迦教法的广泛传播，因而人们将他们三位尊称为“白衣三祖”。

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1182—1251），是萨迦四祖，也是萨迦派和元朝王室建立关系的第一个人。萨迦班智达生活的年代正是蒙古军事力量在中国北方崛起的时期。萨迦班智达为日后佛教传入蒙古及西藏归顺蒙古奠定了基础。13世纪40年代起，阔端授予萨迦班智达管辖藏区的权力，奠定了元代中央政府在藏区建立行政体制的基础。萨迦班智达的一生，是光辉灿烂的。他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贤明豁达，在学术上同样是一位成就斐然的学者。一生著作颇丰，著述内容涉及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修辞、乐理等方面。

八思巴（1235—1280），为萨迦派第五祖。其伯父便是萨迦班智达。10岁时，八思巴随萨迦班智达前往凉州（今武威）。此后，他得到了萨迦班智达的精心教诲，除不断研习佛教理论和藏族文化外，还在阔端的宫室里结识了各族人士，从中了解和学习了许多有关蒙古、汉、畏兀尔等民族的语言、历史和文化。19岁时，八思巴成为忽必烈宗教上的上师。1260年，忽必烈当上了蒙古大汗，立即封八思巴为国师，赐玉印。1264年，忽必烈迁都北京，中央政权设置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八思巴以国师的身份兼管总制院事。1268年他奉命创制“蒙古新字”，即八思巴蒙文。1270年，元朝皇帝封他为帝师。著作多达30余种，内容涉及藏族文化的多种学科，他为后代写下了无数语言流畅、易于理解的著作、书信和教诫等。八思巴继承了萨迦班智达的未竟事业，他进一步巩固了西藏和祖国的关系，推动了藏蒙、藏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但为藏族人民世代颂扬，也为整个中华民族所永世缅怀。

萨迦派是藏传佛教教派中有较大影响的教派。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这一派的领袖人物曾起过重要的作用。从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中叶，它是藏族地区占统治地区的政治势力，该派的首领人物八思巴等人在这一时期还任职于元朝中央政府，管理全国各地的佛教事务。统领天下释教，并领西藏十三万户，建立西藏地方萨迦政权，为藏传佛教实行“政教合一”统治之始。元朝时期，萨迦派风靡整个藏区，并在各地建立了寺院。并且萨迦派还得到了元朝皇室和蒙古民族的信仰，藏传佛教也就大规模地向雪域境外传播。

14世纪中期，元王朝衰落，萨迦派内部争权夺力，势力逐渐衰微，其统治权不久被噶举派的帕竹巴地方势力所代替。

萨迦派的教法，显密兼重。显宗分随龙树的中观派和随弥勒的悟识派。密宗则含大乘佛教密宗四续部的灌顶及讲解、口诀、实修等，数量极多。萨迦派，在历史上虽显赫一时，但做为一宗派，并没有退出政治舞台而消失，而是依旧传承不断。萨迦派的主寺萨迦寺，历经风雨沧桑，南寺保存至今。别具一格的建筑风格、琳琅满目的佛教圣物，浩如烟海的藏书备受世人的关注。

该派寺院的围墙上涂有象征文殊、观音和金刚手菩萨的红、白、蓝三种颜色的花条，故又俗称“花教”。教主由贡却杰布家族世代相承，有血统、法统两大传承。僧人不禁娶妻，唯规定生子后不再接近女性。该派的时轮金刚法和它的支派觉南巴的时轮金刚法，奠定了藏传佛教时轮金刚学的基础。

至元末，萨迦政权被噶举派取代，萨迦派仅保有萨迦地方政教权力。元代以后，萨迦派内部出现了鄂尔、贡噶、擦尔三个支派，分别以日喀则西南的鄂尔寺、山南贡噶的多吉丹寺、萨迦西南的土丹格培寺为中心，建有不少萨迦派寺院，其中被誉为“中国第二敦煌”的萨迦寺最为著名。还有佛法僧三宝俱全的桑耶寺，该寺本系传授宁玛派密法典籍的中心寺院，但不幸多次遭火灾，后由萨迦派修复，除护法神殿外，全归萨迦派接管，故归入萨迦派寺院。

在宗教上，八思巴在返回西藏时，为自己成立了一个“喇让”（喇嘛私邸），并设置了苏本、森本、却本等13种私人侍从职官。他们作为帝师或座主的近侍来管理宗教事务，逐渐形成了一个宗教组织。到第八任帝师公哥罗古罗思监藏之时，在萨迦寺内部分立了四个喇让，即细脱喇让、拉康喇让、仁钦冈喇让、都却喇让，由各兄弟分任各喇让座主，父子相承，并从中选出萨迦寺主。在萨迦派内部所形成的这种喇让组织和制度，标志着以帝师和萨迦座主为代表的宗教权力系统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萨迦寺，由萨迦派创始人款·贡却杰布建于1073年。萨迦王朝兴盛时期，萨迦教法传遍了卫藏、安多、康区以及蒙古、汉族等地区，形成了以萨迦大寺为主，向四面建立子寺的新局面。萨迦寺曾是西藏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出现过萨迦班钦贡噶坚赞、八思巴等许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对祖国的统一作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萨迦寺在我国历史上及藏传佛教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是西藏佛教文化的宝库之一，被誉为我国的“第二敦煌”。萨迦寺也成为代表元朝中央政权统治藏区的地方统治机构。据有关资料不完全统计，1958年以前分布在整个藏区和其他地区的萨迦派寺院多达152座，其中仅萨迦县有23座，后藏其他地区36座，山南地区18座，青海6座，甘肃1座，四川藏区60座，尼泊尔境内7座，不丹1座。青海藏区，1958年民主改革前有萨迦派寺院31座，寺僧4182人，活佛48人。大部分萨迦派寺院都在玉树藏族自治州的称多、玉树、囊谦等东三县。1979年，萨迦派寺院29座，寺僧1056人。最大的有结古寺、仁钦楞寺、唐隆寺等寺院。^[24]黄南和海东地区的原萨迦派寺院后来都改宗格鲁派，如黄南的隆务寺、桑主寺等著名寺院就属于这一类。

元朝时期，由于藏传佛教萨迦派大师萨班、八思巴等抵达甘肃的凉州等地区活动，该区藏传佛教空前盛行。萨班按佛教宇宙观的理论创建的凉州四部寺，是以凉州城为中央，象征须弥山，东南西北的幻化寺、金塔寺、莲花寺和海藏寺等四部寺，象征世界四大部洲。此外，还有丝路重镇号称“金张掖”的马蹄寺、文殊寺，天祝藏区的天堂寺以及甘南藏区卓尼的禅定寺，迭部的跋喜电尕寺，临潭的察多尔寺、侯家寺等，都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名寺。历史上，八思巴大师从元大都回藏时，曾在甘肃一带先后建起萨迦派寺院108座。解放前，云南也有几所萨迦派寺院，如永宁各姆山寺、扎美戈寺、蒗蕖寺、挖开寺等。康区更是萨迦派比较盛行的地区之一。^[25]

在卫藏地区，除了萨迦寺外，规模、影响比较大的有那烂陀寺、艾旺寺、多杰丹寺和昂仁曲德寺等。历史上，因唐蕃古道和丝绸之路横穿其境，安多地区不仅是国际性的经贸通道，而且也是沟通世界文化的桥梁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荟萃之地。元朝时期的萨迦高僧大德，也正沿着这座桥梁往来于西藏和祖国内地的，从而也为该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地区，也是佛教在我国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

15世纪，康区高僧曲扎让布传教于阿坝境内，他遵循八思巴法王旨意，先后在黑水、松潘、南坪等地方建角迪寺、八屯唐卡寺并发展了大录寺、玉瓦寺、华丹夏珠诺吾曲培朗等。1507年，萨迦大师噶曲培建立了德格寺。1753年，贡噶旦真建立了日格扎寺。1731年，索南旦增桑布在若尔盖建立了班佑寺。17世纪，萨迦教法由求吉传入马尔康，形成了斯江波、瓦斯达等4座萨迦派寺院。18世纪70年代，求吉寺昂旺曲扎又修建了居巴寺，逐步以求吉寺为中心，先后在阿坝兴建萨迦派寺院18座，这些寺全为求吉寺属寺。随着格鲁派的迅速发展，原有的萨迦寺逐渐改宗格鲁派，也有部分寺院改宗为苯教寺院。

八思巴到德格地区后，八邦寺、仲萨寺、汪堆寺、银南寺、龚垭寺、白垭寺、俄支寺、柯洛寺、嘎伦寺等先后改宗为萨迦派寺院。元朝中期以前，萨迦派在康区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明末清初，第六代土司呷巴松，以汤甲经堂为母寺，在离汤甲经堂不远处修建起规模宏大的萨迦派主寺更庆寺。历代德格土司以法王身份兼任更庆寺寺主。更庆寺成为控制德格土司所辖5县境内的40余座萨迦派寺院的大寺，在政教地位上仅次于西藏的萨迦寺。^[26]

藏传佛教萨迦鄂尔支派的祖寺鄂尔寺，由萨迦密宗大师鄂尔钦·贡噶桑波（1382—1456）于1429年创建。鄂尔寺是萨迦派晚期在后藏传播密宗的重要场所。

廓迦寺系阿里地区普兰著名的萨迦派寺院。吐蕃赞普后裔吉德尼玛衮来到阿里后，在普兰的噶尔冻建立了基地。后来吉德尼玛衮的孙子廓日于12世纪初建造了廓迦寺。廓迦寺开始信奉噶当派，后改宗止贡噶举派，最后又改奉萨迦派至今。印度、尼泊尔香客逐年增多，使之成为藏区人民同印度、尼泊尔人民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昂仁却德寺，始建于1225年，由萨迦达孜拉郊巴释迦僧格创建，初时信奉萨迦派。赞丹寺，相传该寺始建于元代，帝师八思巴在进京途中路过此地后建寺院。多吉丹寺（rdo-rje-bstan-dgon），坐落在山南地区之贡嘎县境内，由图敦·贡噶南杰于1464年创建，为前藏萨迦派最有力的道场。拉孜寺，于13世纪由八思巴创建，始奉萨迦派教法。查索寺，于1256年由八思巴倡议并选址，旨意弟子贡噶扎巴主持修建。雄达寺，是昌都地区最大的萨迦派寺院，1423年，萨迦寺根据八思巴法王的遗嘱，委派仲·坚村桑布担任该寺第一活佛。

萨迦派对藏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萨迦五祖之一贡噶坚赞精通大小五明的全部学识，在声明学、声律学、词藻学、戏剧学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翻译、创作了许多典范之作。以疏释三藏和四续部即佛学的《甘珠尔》、《丹珠尔》的经义为主的内明学，在当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同时，藏族的医药学、工艺学、历算学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萨迦五祖文集》中记载了这些成就。

另外，帝师八思巴时期，新写了大量的藏文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尔》，写本的质量之高，所用材料之珍贵及数量之多亦足以让世人称奇。此外，萨迦大殿正门上的藏书殿中藏有《萨迦五祖文集》、萨迦历代上师的传记、著名译师所写的声明学论著的疏释等，总计有古籍六千余函，其中大多数也是手抄本。大量的写本证明，当时写造藏文书籍的事业有了空前的发展。同时，在这一时期还兴建了规模空前的萨迦南寺大殿和围墙，并在寺内建造了众多佛像、佛经、佛塔，显示出建筑上取得的令人惊叹的成就。

总之，从13世纪中叶到14世纪前期，萨迦派执掌西藏地方统治权的近一百年期间，藏族文化中的大五明比以前有了发展，而小五明的大部分内容也是在这一时期在西藏开始出现和弘传的，特别是在关于世俗道理的学科、民族文学艺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藏族历史上民族文化空前发展和进步的时代。

萨迦政权的形成是借助于外部元朝中央王朝的政治力量而实现的，而萨迦政权由于缺乏自身的实力基础，未能在西藏本土扎下牢固根基。同时，由于元朝以13万户行政建置的形式认同了西藏其他教派和地方势力的地位，当各教派力量发生变化时，萨迦政权的地位就受到来自西藏内部其他教派势力强有力的挑战。自本钦向多日以后，萨迦与噶举两派的矛盾日益尖锐。13世纪90年代，两派之间的对抗达到了白热化，导致了“止贡之变”。

萨迦政权到了贡噶罗追坚赞（1299—1327）任帝师时，噶举派的势力发展壮大起来。贡噶罗追坚赞划分其兄弟为四个喇让，款氏家族内部彼此争权，严重削弱了它的统治力量。萨迦政权的日趋腐化，加之随着元末内部矛盾的尖锐，元朝对萨迦政权的支持大为削弱，最终导致了萨迦政权在元末被新兴的帕竹地方政权所取代，结束了它在西藏的统治。

噶举派：噶举派的形成时间大约在11世纪。噶举派最初形成了两个重大的传承系统，一个叫香巴噶举，一个叫塔布噶举。香巴噶举，创始人琼波南交巴，他10岁时学习梵文和密法，以后又直接到印度学习。回到西藏后，才正式出家受戒。后来他在盆域建寺，以后又用3年时间在香地（今南木林县）建立了108座寺院，收了很多门徒。后他又建立了甲寺和桑丁寺，形成了香巴噶举的两个支派。香巴噶举到14、15世纪已经衰落。塔布噶举，创始人为塔布拉杰，但是这个系统却渊于玛尔巴、米拉日巴师徒。该派派系复杂，有“四大八小”的说法，“四大”是从塔布噶举分出的四个大支派，“八小”是指从塔布噶举的帕竹噶举大支系又分出的八个小支系，简表如下：

“四大八小”传承体系中，噶玛噶举、帕竹噶举、止贡噶举率先实行活佛转世制，黑帽系活佛为最高领袖，受到元、明两朝的迎请和册封。帕竹噶举，经历代郎氏教主的苦心经营，蒸蒸日上，并于元末明初推翻萨迦王朝政权后，在明朝中央政府的扶持下，建立了帕竹政权，帕竹噶举在藏传佛教史上也极为风光。止贡噶举是以止贡梯寺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历史上该派也形成政教合一的地方势力，并保持了自己的教法传承和地位。元朝统一祖国后，分封十三万户时，止贡是一个万户，入明后，止贡首领曾受封为世袭的“阐教王”。达垅噶举的开创者达垅塘巴·扎西贝。该派以严守戒律著称，它的传承系统地继承了噶举派教法，寺僧严守戒规，最有德行。达隆派与世无争，在和平、宁静的氛围中延续着教法传承。主巴噶举分上、中、下、南主巴派系。其中南主巴派，为不丹王国国教，受到不丹人民的崇信，不丹人因此自称为“主巴”，即信仰主巴噶举的人。

噶举派的特点，分布广，派系多，实力强，西起阿里，东至康区，整个藏区都有它的寺院。明、清两代噶举派势力还到过内地。1959年，噶举派在国外的活动也增多了，在印度、尼泊尔、不丹共有20多座寺院，上千僧人，在加拿大、法国、英国、美国也有噶举派寺院。噶举派的教义是传承应承中观论的，它最主要的教法是讲“大手印”。噶举派重视密宗，而且是采用口耳相传的传授方法。噶举派注重密法的修炼，各个支系中都曾出现过著名的成就师。他们一般在人迹罕至的雪山深处专心修炼，不畏艰辛，以求正果。当今噶举派的不少著名大法，如大手印法、那若六法等被视为“密中之密”的教法，也陆续译成英文、汉文等文字，受到修持者的喜爱和珍视。国外的噶举派修持中心也办得如火如荼，不仅适应了高度发达的西方社会，而且深深地融入到社会中，为寻求帮助的人们提供精神指导。

被尊为塔布噶举祖师的玛尔巴（1012—1097），出生于西藏山南洛扎秋切地方的一个富裕家庭。自幼学习佛法，15岁时开始向卓弥译师学习梵文，后到印度、尼泊尔去学佛法。他依次随那若巴、弥哲巴、智藏等高僧学习《喜金刚》、《集密》、《大手印》、《胜乐》等密法，又将许多梵文经典译成藏文。返回西藏后，定居于洛扎卓窝隆，弘扬佛法，弟子很多，最著名的有米拉日巴等四大心传弟子。至再传弟子塔布拉杰时，噶举派势力强盛。

13世纪以前，藏传佛教也采取师徒传承的办法以持续教法传承。后来活佛转世制度成为藏传佛教流行的一种高僧法位继承制度。该制度创始于13世纪的噶玛噶举派，后于16世纪中叶为格鲁派所采用，17世纪中叶后为藏传佛教各教派所普遍采用，成为藏传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

噶举派建立后，产生了诸多寺院，如止贡提寺、降曲林寺、达隆寺、楚布寺、赛林郭仓寺、蔡巴寺、修赛寺、乃朗寺、唐加寺、卓瓦龙寺、桑嘎古陀寺、色喀古托寺、桑丁寺、仁嘎曲德寺、查嘎尔达索寺、达拉岗布寺、噶玛丹萨寺、丹萨提寺、跋绒寺、柯钦寺、朗真曲德寺、果祖寺、雅桑寺、孜措巴寺、萨贡寺、格丹曲廓林寺等院。

止贡提寺，最初由帕木竹巴弟子木雅贡仁建，1179年止贡巴·仁钦贝扩建成大寺，该寺成为止贡噶举派的中心主寺。止贡噶举在西藏佛教界有一定的地位，止贡万户在十三万户中位列前藏之首。降曲林寺（byang-chub-gling），由噶举派藏巴嘉热·益西多杰于1189年创建。此寺传承即称“竹巴噶举派”。竹巴噶举创始于帕木竹巴的弟子林热·白玛多吉，藏巴嘉热的两位弟子洛热巴（1187—1250）和郭仓巴（1189—1258）分别形成上竹巴和下竹巴。达隆寺，由达隆塘巴·扎西华于1180年创建，弘传噶举教法，系藏传佛教达隆噶举派的祖寺，达隆噶举的传承一直延续到了近代。楚布寺，系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祖寺，该寺是第一世噶玛巴杜松钦巴·曲吉札巴（1110—1193）活佛创建，后由噶玛巴第二世拔希曲吉喇嘛在元朝的资助下进行了扩建。1189年杜松钦巴又在前藏堆龙的楚浦地方建楚布寺，形成噶举派上下两寺，圆寂后被追认为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一世活佛。第二世活佛噶玛巴·噶玛拔希（1204—1283），为藏传佛教的第一位转世活佛，为噶玛噶举黑帽系第二世活佛。楚布寺成为创立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第一座寺院。至今为止的800多年中，传世十七辈，是藏传佛教一个影响很大的教派。赛林郭仓寺，由郭仓巴·贡布多杰（1189—1258）所建，他是竹巴噶举上主巴的创始人。他晚年就在后藏建寺授徒，由他开始形成了上竹巴支系。该寺系藏传佛教竹巴噶举上竹巴支派的祖寺。蔡巴寺，由向·尊珠扎巴于1175年创建。向·尊珠扎巴，是西藏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是蔡巴噶举的创始人，“蔡巴噶举”即由蔡巴寺而得名，是藏传佛教蔡巴噶举派的祖寺。高僧蔡巴·贡噶多吉是藏族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他以编纂藏文大藏经《甘珠尔目录》而知名，后来有些《甘珠尔》的刻本是以他所编纂的《甘珠尔目录》为蓝本刊行的。他在1346年写成了《红史》，这是一部研究西藏古代历史的重要参考书。热隆寺，是竹巴噶举派的祖寺，该寺在国内外占有重要地位，在不丹、锡金等国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势力。乃朗寺，由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一世活佛札巴僧格于1333年创建，该寺原为红帽系活佛的坐床处。卓瓦龙寺，是塔布噶举派创始人玛尔巴的驻锡地。玛尔巴·曲吉洛哲（1012—1097），一生三次赴尼泊尔、印度，拜多名至尊大德为师，佛学成就巨大，被称为古代西藏七大译师之一。桑嘎古陀寺，是米拉日巴在玛尔巴处学法时修建的。寺中还有大量关于噶举派事迹的壁画，据说有的就是玛尔巴译师的手笔，尤其难得的是该寺还珍藏着大量吐蕃时期手抄本的藏文佛教经典。色喀古托寺，11世纪时，由大译师玛尔巴命弟子米拉日巴修建碉楼色喀古托（意为“九层公子堡”）和碉楼下的噶哇久尼殿（意为“十二柱殿”）。16世纪上半叶，噶举派大学者巴卧·祖拉陈哇对该寺进行了扩建。据说大经堂的壁画就是祖拉陈哇亲手所绘。桑丁寺，系藏传佛教香巴噶举桑丁派的祖寺。香巴噶举派的创始人是琼波南交巴（978—1127），他在香地（今南木林县）倡建了108座寺院，人们初将这些修法人称为“琼波噶举”；后来该派因以香地为中心建立寺院，故又称为“香巴噶举”。克尊·旬奴珠在娘麦地方建立桑丁寺，由此传出的法嗣称“桑丁派”。该派主要流传于后藏，其传承至今未绝。桑丁寺整个造型像拉萨布达拉宫，分红宫和白宫。仁嘎曲德寺，始建于11世纪，由加塘南喀朗觉玛创建，属香巴噶举法统。17世纪初叶，第四世班禅的弟子其美·班觉坚赞将该寺改宗格鲁派。蒙古准噶尔部侵扰西藏时遭破坏，之后成为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属寺。查嘎尔达索寺，为阿里王系后裔拉尊巴·仁增朗杰约建于11世纪末期，后陆续加以扩建。该寺也是噶举派祖师米拉日巴的修行圣地之一，初信宁玛派，后改宗噶举派至今。达拉岗布寺，坐落在在山南加查县境内，是塔布噶举派的祖寺。始建于1121年，由塔布噶举派的祖师塔布拉杰创建。噶玛丹萨寺，是达布噶举四大支之一的噶玛噶举派的祖寺，活佛转世系统享誉全藏，建筑风格为世人瞩目。噶玛寺由都松钦巴于1147年创建，从此开创了噶玛噶举派，1187年他又在拉萨堆垅地方修建了祖布寺，与噶玛寺并称噶玛派上、下二寺。丹萨提寺，系藏传佛教帕竹噶举派的祖寺，是帕竹噶举派最早的寺院，由塔布拉杰（米拉日巴大弟子）弟子帕木竹巴·多吉杰布于1158年创建。跋绒寺，藏传佛教跋绒噶举的祖寺。由塔布拉杰弟子跋绒巴·达玛旺久于12世纪中叶创建。柯钦寺，相传为噶举派黑帽系第二代活佛嘎玛拔希（1204—1283）于1240年创建。朗真曲德寺，系西藏拉加里法王统辖的寺院，在噶举派时期是雅隆地区的一座重要寺院，始建于13世纪后半叶至14世纪初。噶玛噶举派第四世活佛乳必多杰（1340—1383）曾任过该寺住持。果祖寺，位于普兰县境内的玛旁雍措西面。13世纪初，竹巴噶举派著名大师郭仓巴前去朝拜圣山圣湖，在古老岩洞内修行了3个多月，在圣湖开创了不丹噶举派的历史，故名“果祖”，意为开始。当他离开圣湖前往神山之际，称此地为竹巴噶举派诞生之地，从此以后圣山圣湖成了竹巴噶举派的成道的重要场所。雅桑寺，系藏传佛教雅桑噶举派的祖寺。该派创建人格丹益西僧格的弟子却吉门兰于1206年主持修建了该寺。该寺珍藏的《雅桑寺史》，为研究该寺历史、雅桑噶举历史以及西藏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孜措巴寺，系帕竹噶举大师司徒降曲降赞于1356年建立。萨贡寺，为昌都很有影响的噶玛噶举寺院，由吉村·朗嘎坚村始建于1403年，建寺人曾两次去内地受到过明成祖的册封。格丹曲廓林寺，由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三世活佛却贝益西创建，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祖寺。

噶当派：噶当派源于阿底峡，但是正式的创始人是阿底峡的弟子仲敦巴。仲敦巴（1005—1064），出生在堆隆地方，自幼学佛，后拜阿底峡为师，曾跟随阿底峡辗转拉萨、山南、盆域、聂当等地方和寺院，从1045年迎请阿底峡至阿底峡去世，他一直跟随阿底峡学法，成为阿底峡最得意的门生。阿底峡去世后的1055年，仲敦巴在聂当主持了悼念阿底峡的仪式，并在那里建立了寺院。1056年初，仲敦巴到热振地方传教，建立了热振寺，并以热振寺为道场逐步得到发展。后来，他一直广传经法，广收门徒，为噶当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仲敦巴最著名的三个弟子为博多哇、京俄哇、普琼哇。其中博多哇和京俄哇二人分别创建了噶当派的教典和教授两个支派。

从11世纪后的近两个世纪中，噶当派得到了一些地方割据势力的支持，获得了大的发展，噶当派在藏传佛教各教派中以僧侣众多，寺院广布而著称。噶当派只注重自身的发展，而从不争世俗的权利。15世纪，格鲁派在噶当派的教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噶当派寺院变成了格鲁派寺院，噶当派从此也就融入了格鲁派当中。

“噶当”（bkav-bstan）是藏语，“噶”（bkav）意为“佛语”，“当”（bstan）意为“教授”或“教诫”。“噶当”意为一切佛语（经、律、论）都是对僧人修行全过程的指导。溯本求源，印度尊者阿底峡发其宗绪，仲敦巴·嘉瓦迥乃开其派观，博多哇、京俄哇、普琼哇三昆季弘其流传，朗日塘巴、夏尔哇、甲域哇等扩其繁衍。其流派中又分为教典、教授、教诫三个支派。教典派认为一切经论教典是修行成佛的依据和方法，尤其重视《本生论》、《集法句法》、《菩萨地论》、《大乘庄严经》、《集菩萨学论》、《入菩萨行论》等噶当六大经典；教授派重视师长传授和实修验证，以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的修道次第为主旨，对佛典的诠释指导修习，又称“道次派”；教诫派主张以“恒住五随念”（即念师长为皈依处，念自身为本尊，念语言为诵咒，念众生为父母，念心性为本空）为修行此法门的十六明点教诫。

噶当派强调以全部佛语作为修行要诀，因而以修习显宗为主，兼学以《真实摄经》一系的密法为主的密宗，强调修习次第（先显后密），注重“三士道”（上士道、中士道、下士道）修法。此派以阿底峡的《菩提道灯论》为基础，系统地安排了佛教教学的主要内容，主张僧人坚守戒律，并按修行次第修行，走完从凡夫到成佛的过程。噶当派把学佛的人分为三等：一等为“下士”，以只求解脱个人今世的苦难，追求利乐为目的，佛教谓之“入天乘”；二为“中士”，只追求解脱个人世间流转的苦难，无意于普度他人，佛教谓之“小乘”；三为“上士”，自己求解脱并愿“普度众生”，佛谓之“大乘”。噶当派要求学佛的人首先访求名师，在师长教导下，身体力行，从下士道做起。下士道的说教宣扬凡人皆有死，死时自己所有的名利、财产、亲属以至个人的躯体均无法带走，所以要爱惜自己难得的一生，要发愿心，皈依“三宝”，做止恶、行善的事，以求免除苦难，这就叫“下士勤方便，恒求自身乐”。为了超脱轮回之苦，必须再学中士道，以求达到“涅槃”的境界。主张“中士求灭苦，非乐苦依故”，宣扬只有学上士道成佛，才能普度众生，使自己真正得到解脱，这就是“上士恒勤求，自苦他安乐，及他苦永灭，心他为已故”。

11世纪西藏佛教兴起时为主流，对相继形成的各教派均有深刻影响，尤其是后来的宗喀巴依据噶当教义创建的格鲁派，这时的噶当派便并入格鲁派而不复存在了。换言之，格鲁派是噶当派的继续和发展。噶当派以师徒传承关系和寺院领属关系分为若干系统，主要寺院有热振寺、怯喀寺、桑浦寺、聂塘寺、纳塘寺等。到明末时，热振寺、纳塘寺等噶当派寺院均亦成为格鲁派的重要寺院。

热振寺，1057年，由仲敦巴创建，继承了阿底峡全部显密教法，并以此寺为根基逐渐形成了噶当派。11、12世纪，因为此派重视善恶报应、因果轮回和超脱生死的说教，所以僧众和寺院发展很快，遍布全西藏。

当时，也兴建了诸多噶当派寺院，如聂塘寺、桑浦寺、怯喀寺、桑古寺、纳塘寺等。1054年阿底峡病逝于聂塘，1055年，其弟子仲敦巴在聂塘主持了悼念仪式，同时修建了聂塘寺。

桑浦寺，系藏传佛教因明学的重要道场，寺院以提倡因明、辩论而著名，在西藏佛教历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是藏传佛教噶当派的重要寺院之一。1073年，阿底峡的弟子俄·雷贝喜饶创建寺院。15世纪格鲁派兴起后，该寺也随其他噶当派寺院一起改宗格鲁派，成为了格鲁派的一座寺院。怯喀寺，系藏传佛教噶当派的主寺，11世纪，由侠尔瓦巴的门徒甲·怯喀巴创建。纳塘寺，系藏传佛教噶当派纳塘系统的祖寺，1153年，由噶当派弟子董敦·罗追札巴创建，后逐渐发展成为纳塘寺系统，成为噶当派著名的律宗道场。纳塘寺设有著名的“纳塘印经院”，它是西藏最早的一座印经院。纳塘寺在西藏佛教印经事业上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不愧为西藏历史、文化的宝库。

15世纪初，宗喀巴根据噶当派的教义加上他自己对显密经论的造诣，创立了格鲁派。因此可以说噶当派是格鲁派的前身，格鲁派是噶当派的进一步发展。格鲁派创立以后，热振寺改宗为格鲁派。

格鲁派：格鲁派是藏传佛教各教派中最晚形成的一个教派。“格鲁”（dge-lugs）意为“善规”，该派以严守戒律而著称。又因该派认为其教理源于噶当派，故称“新噶当派”。还因该派祖寺为甘丹寺，又称“甘丹派”。该派僧人戴黄色僧帽，俗称“黄教”。格鲁派的创立者是宗喀巴大师。藏历第七饶迥土牛年（1409年）正月，宗喀巴大师在帕竹地方政权首领扎巴坚赞（grags-pa-rgyal-mtshan）和内邬宗宗本南卡桑布（nams-mgav-bzang-po）等的大力支持下，在拉萨主持举行了一个大型的祈愿法会，各地各派僧侣汇集拉萨，声势浩大。会后，宗喀巴大师又在帕竹贵族的资助下，创建了甘丹寺，标志着格鲁派的正式形成。不久大弟子嘉央曲杰创建了哲蚌寺，香钦曲杰创建了色拉寺。此后，格鲁派以甘、哲、色三寺为中心，得到迅速的发展。

宗喀巴（tsong-kha-pa，1357—1419），本名罗桑扎巴（blo-bzang-grangs-pa），17岁远赴西藏学法，始入聂塘第瓦坚寺，学习《现观庄严论》为首的慈氏五论。从1400年到1409年，宗喀巴便开始了他的“宗教改革”活动。他大力提倡严守戒律的同时，还著书立说，为“宗教改革”建立理论基础。1401年到1406年，先后撰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lam-rim）和《密宗道次第广论》（sngags-rim），初步奠定了格鲁派的理论基础。1419年，一代宗师宗喀巴大师圆寂。

虽说格鲁派的创建始于宗喀巴，然而发展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戒规，实为他的弟子们共同努力完成的。宗喀巴大师逝世后，弟子们遵照大师的遗愿，发扬宗风，精持戒律，除原建的三大寺外，在后藏又由根敦珠建起了扎什伦布寺，合称卫藏四大寺。

格鲁派在见、修、行方面，继承阿底峡所传龙树的中观思想，主张“缘起性空”，修习上提倡显宗与密宗并重，强调先显后密及显密兼修的修习次第，推动了藏传佛教界对佛学理论的探讨研究，纠正了重密轻显的片面性。各寺建立学院，分科修习显密经典，弘扬藏传佛教的显密教法。自宗喀巴大师去世，法位传承了三代。此后法位继承人采用了甘丹赤巴制，推选精通显密教理并经严格考试的高僧担任这个职务，这样始终保持了格鲁派优良而严格的宗风。格鲁派重视对经典的学习，主张完整地把握佛学的全部体系，使大乘佛学理论与金刚乘之间得以实现完美的结合。

16世纪，哲蚌寺又认定根敦嘉措为宗喀巴大弟子根敦珠之转世，作为第二世达赖，追认根敦珠为第一世达赖，这就使格鲁派教法传承得到了持续的发展。第五世达赖喇嘛，得到了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的大力支持，建立了甘丹颇章政权。于是达赖喇嘛集政教大权于一身。扎什伦布寺又产生了班禅活佛转世系统。从此卫藏的政教合一制度更加巩固，格鲁派在政治上的得势，促使本派向外扩展，使本派寺院遍及阿里、康区、安多以及蒙古等地区，对藏族社会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格鲁派闻思学院的僧人，须按部就班地学习五部大论，即《量释论》、《现观庄严论》、《入中论》、《戒律本论》、《俱舍论》。涉及五部大论的经论或辅助教材则很多，因此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学完。密宗方面，格鲁派有两个修学密宗的最高学院，即设在拉萨的上、下密宗学院。其他的寺院中也设有密宗学院，专修密法。藏传佛教各派的重要密法（除宁玛派以外），都被格鲁派所继承。另外，格鲁派寺院中重视对其他文化知识，诸如语言学、诗歌、天文历算等的学习。该派的学者们，大都精通显密及各种藏族传统文化，在各个领域内都有建树。

格鲁派寺院遍布藏区各地，其中较大的寺院如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扎什伦布寺、强巴林寺、塔尔寺、拉卜楞寺、禅定寺、隆务寺、夏琼寺、佑宁寺、热振寺等名寺，皆建造得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是该地区的佛教文化中心。

甘丹寺位于孜县境内，为藏传佛教格鲁派宗师宗喀巴倡建的第一座格鲁派寺院，与其后建于拉萨市郊的哲蚌寺、色拉寺合称“三大寺”（dgav-vbras-ser-gsum）。因其为宗喀巴创建，备受崇敬，其宗教地位居于格鲁派各寺之首和格鲁派的祖寺。甘丹寺始建于1409年，是由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亲自主持修建的。1409年宗喀巴成功地举办了拉萨大祈愿法会。这次法会以及随后甘丹寺的建立，标志着藏传佛教史上格鲁派的诞生。

哲蚌寺，坐落在拉萨西郊，好像堆积在山坳里一堆雪白的大米，因而叫做哲蚌寺，是藏传佛教格鲁教派在拉萨三大寺院的首寺，为格鲁派拉萨三大寺之一，系历代达赖喇嘛的主寺，由宗喀巴大师弟子绛青曲结扎西于1416年创建。寺院建成后，宗喀巴曾亲往主持“开光”仪式。17世纪上半叶，第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又进行了扩建，在布达拉宫修复前，二世至五世达赖都住寺内甘丹颇章佛宫，成为当时格鲁派的统治中心，取代了甘丹寺的地位，后来更成为格鲁派政教合一政权的代称。以后历代达赖俱以哲蚌寺为主持，使该寺位居拉萨三大寺之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格鲁派的甘丹颇章政权。

色拉寺，宗喀巴弟子弟子释迦也失于1419年主持创建的格鲁派拉萨三大寺中的最后一座大寺。释迦也失（1352—1435）为宗喀巴的得意门生。明永乐七年（1409年）和明永乐十二年（1414年），明成祖先后两次遣使进藏迎请宗喀巴进京，前往南京觐见永乐帝，明成祖敕封释迦也失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并赐给印诰。他对加强西藏地方和祖国的友好关系，曾经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该寺僧侣定员5500名，最盛时曾达万人，属寺300多个，遍布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等省区。

扎什伦布寺，位于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为一世达赖根敦珠巴于1447年倡建，后为班禅额尔德尼驻锡之所，系后藏第一大寺，也是格鲁派重大寺院之一。1600年，第四世班禅大师（1570—1662）住持该寺期间，又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扩建，属寺51座，僧侣5000余人。第四世班禅成为该寺第十六任法台。此后，该寺成为班禅住锡地，而历世班禅则为该寺终身法台。后世各辈班禅又不断有所扩建。寺院依山而筑，层楼高耸，宫宇重叠，错落有致，巍峨壮观。

塔尔寺，位于青海省湟中宗喀巴诞生地，由仁钦尊珠坚赞首创于1560年，为藏传佛教格鲁派重大寺院之一。寺院以纪念宗喀巴的菩提塔殿为中心，沿莲花山依山而建，山间小溪流淌，楼宇错落起伏。该寺有显宗、密乘、时轮、医学等四大学院，是研习佛学内典和天文、历算、医药、语言、艺术等传统的十明之学的学院，最盛时僧侣有3600多人。

拉卜楞寺，位于甘肃夏河县，属格鲁派著名的重大寺院之一。该寺自1709年建立以来的300年中，对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遂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一个高等学府。设有六大学院，犹如一所综合性大学，僧侣修习内容包罗了藏族文化科学艺术的全部学科。由于修习次第完整，修行仪规严谨，故高僧活佛层出不穷。整个建筑群威严壮观，肃穆典雅。寺内藏有浩瀚经典论著和历代高僧学者著作，珍藏着琳琅满目的奇珍异宝和历代珍贵文物。

至今，这些寺中仍汇集着众多的僧人，依然有不少博学多闻的大师传授着显密教法的精义。从世界各地的佛教寺院看，唯格鲁派寺院系统地讲授佛学的传承教法，并严格遵循着宗喀巴大师创立的修学次第和各种良规。

【注释】

[1]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编：《西藏古生物》（第一分册），北京，科学出版社，1980年，54～69页。

[2]安志敏等：《藏北申扎、双湖的旧石器和细石器》，《考古》，1979年第6期。

[3]巴卧·祖拉陈哇著：《贤者喜宴》（藏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7页；《朗氏宗谱》11～13面；《松赞干布遗训》4～46页。

[4]巴卧·祖拉陈哇著：《贤者喜宴》（藏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

[5]《吐蕃文献选集》P、T、1286。聂赤赞普又写作lde-nyag-khri-btsan-rba，但一般藏史均写作nyavkhri-btsan-po。

[6]长庆会盟碑东侧藏文碑文。又见《吐蕃文献选集》P、T、1287。

[7]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藏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

[8]郭·循努白：《青史》（藏文版），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

[9]赞普（btsan-rba），别作“赞府”“篯逋”，意为王。敦煌发现一份汉藏字书中，释为“天子”，《新唐书·吐蕃传》释为“君长”，“其俗谓强雄曰赞，丈夫曰普”。

[10]巴卧·祖拉陈哇：《贤者喜宴》（藏文版），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年。

[11]《赤德松赞噶琼建嗣碑》载称：“神圣赞普列祖列宗，弃苏农赞之世，弘扬正觉教法，建造逻娑诸神殿，树立三宝之依处。”（本文所引参考了王尧译《吐蕃金石录》）

[12]（尼）阿里亚尔·顿格亚尔著，四川外语学院《新编尼泊尔史》翻译组：《新编尼泊尔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3年，35页。

[13]赤尊公主，除了她曾兴建逻娑神殿（大昭寺）的记载外，其余事迹不祥。但后人为她塑像立祠，纪念她对吐蕃的友好情谊，说明她在吐蕃建政初期的功绩，赢得了藏族人民的尊敬。

[14]图官·洛桑却吉尼玛：《宗教源流史》（藏文版），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4年，165～166页。

[15]东嘎·洛桑赤列考证，托丁寺建于996年。

[16]后弘期之始年诸家所说各异。此从《青史》等较为普遍的说法。

[17]仁钦桑布译出重要密宗典籍多部，把密宗提高到所谓与佛家理论相结合高度，后世佛教史籍中遂称前弘期译出之秘籍为旧秘咒（gsang-sngags-rnying-pa），而称后弘期译出之秘籍为新秘咒（gsangsngag-sgasr-pa）。尊称仁钦桑布为“洛钦”（lo-chen，意为大译师）。

[18]东嘎·洛桑赤列：《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藏文版），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1年，43～44页。

[19]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39页。

[20]王森：《西藏佛教发展史略》，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95页。

[21]八种：文殊，代表身；莲花，代表语；真实，代表意；甘露，代表功德；金刚橛，代表事业，以上五种称“出世五部”，比如一个人要修道成佛，就要把自己的身、语、意、功德、事业修成佛的身、语、意、功德、事业，修哪一部分，就用代表哪一部分的本尊神像。差遣非人、猛咒诅詈、供赞世神，后三种称“世间三部”。

[22]马头明王据说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现愤怒相，形象也有好几种，常见的有八头像、六头像和有翅像。格鲁派重视前两种，宁玛派重视后一种。马头明王既是本尊佛，又是密宗的大护法神。马头明王如果以六头明王为例，他有三人头和三马头，其中三人头，皆是三只眼。居中的头是红色，左边是白色，右边是蓝色，象征快乐、安静和愤怒，又说代表了人死后的三种阶段，每头有三张嘴，表示九种神态。三马头在上一层，色为绿色，象征降伏天上、地上、地下的妖魔。每一头都在嘶叫，向一切妖魔挑战。明王的身体呈红色，身体饰以五十人头，人骨的念珠，腰间围虎皮。六手中，上右手拿着金刚，上右手结恐吓的手印；中间右手拿着三叉头的人骨棒，中间左手拿短枪，下面右手执匕首，左手拿套索。马头明王共有八条腿，右边的四条屈着，象征方法的多样化；左边四条伸着，象征智慧、自由，足下有蛇，表示降伏龙王。马头明王又有自己的眷属，其中最著名的是“姊妹护法神”，又称大红司命主，也是藏传佛教著名的护法神之一。

[23]“九乘”一共包括：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作密、行密、瑜伽密、大瑜伽密、无比瑜伽密、无上瑜伽密。前三乘称为“共三乘”，概括了显宗各部，意思是说无论是显宗、密宗都要修习；后三乘称“外密乘”，相当于藏传佛教密法四部的前三部事部，行部，瑜伽部；最后三乘称为“内密乘”，相当于藏传佛教密法中的第四部无上瑜伽部。这三部各有传承，但后来又包括在“大圆满法”里。

[24]蒲文成主编：《甘青藏传佛教寺院》，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7月，3页。

[25]丹曲：《萨迦王朝的兴衰》，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139页。

[26]康定民族师专编写组编纂：《甘孜藏族自治州民族志》，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7月，95～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