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画文化的记录与诠释介绍

一、动画文化的记录与诠释

在动画影像的表达中,文化自然地浸润其中,泛出恒久的色泽。而动画影像表达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动画文化的记录与诠释的过程。动画文化的记录与诠释的角度无非有两个,其一是表现本土文化的深刻内涵,力图通过软实力的输出去影响观者的世界观,进而让本土文化影像世界构成主流核心价值体系;其二是通过异域题材的本土转化,制造一种“视觉奇观”,而藏匿其后的却是一种本土价值理念,通过奇观引起人们的陌生感与好奇心,通过植入待输出的文化认同,影响观影群体。在动画文化的记录和诠释中,我们通常扮演了后者的角色——视觉奇观的文化载体——以东方文化的神秘和中国元素的丰富提供被采掘的文化富矿。

如何走出动画文化诠释的困境?只有通过对文化的理解,通过对动画文化理论与实证的把握,我们才能够更进一步接近动画的呼吸。现代传播科技构筑了张扬动画文化的媒体平台,让心灵得以自由的放飞,想象力有多远,心灵便会跟随多远。而文化的积淀将构筑无边界的王国,让心灵天籁充满诱惑。

(一)“中国学派”的文化表达

盘点中国动画文化现象,有这么十年值得关注,这十年间,中国动画辉煌着、繁盛着,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绘画艺术传统,无论是战国帛画的墨线勾勒,汉代画砖的细致精巧,敦煌壁画的生动恢宏,以及唐代山水的笔意清润,两宋的水墨梅竹,明清的山水花鸟,还是民间剪纸、年画等都成为中国动画电影造型风格生长的沃土,使中国动画电影在世界动画之林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学派”^[9]。直到今天,一提起中国动画,人们最先想到的仍然是这一时期的经典动画。

中国第一部剪纸动画《猪八戒吃西瓜》诞生于1958年,是剪纸片的开山之作,但是在艺术上已经比较成熟了。《猪八戒吃西瓜》采用豫北剪纸的造型风格,以红色、黄色作为主色调,极具民间乡土特色。在动画造型上,除了吸收皮影和剪纸的基本特点之外,还杂糅了中国戏曲的造型元素及服装设计特色,在外型上具有浓重的民间特色。其后,还有许多优秀的剪纸艺术片,像《渔童》、《济公斗蟋蟀》、《人参娃娃》、《金色的海螺》等动画作品,共同构成了中国动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剪纸生态群落。

剪纸是中国民间艺术中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在剪纸动画中,我们一方面发现了古老的艺术形式与动画艺术相结合时焕发出的生机,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了它们线性的思维方式。以剪纸形态所表现的动画,用线性叙事的模式和平面化的人物塑造,讲述着民间最质朴的故事。

以简洁的动作,创新的形态,质朴的叙事所表达出的荧屏形态,构成了剪纸动画最本质的特征。这些特征一方面让这一艺术形态成为世界动画创作中的一朵奇葩,在形式创新上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由于它的简单和线性,由于它的难以大规模复制和承载宏大叙事,也局限了这类动画片的可持续发展。在动画艺术日益多元化,动画技术日益强大的日子里,它们逐渐成为了博物馆里最真实的记忆与陈列。

曾引起国际动画界瞩目的水墨动画片,是中国美术电影中民族风格的杰出代表。它诞生于1960年,把中国传统的水墨画技法和风格运用于动画电影,创造了一种罕见的动画形式。由于要表现水和墨的渲染效果,使活动的人物没有边缘线,这就突破了动画片通常使用的“单线平涂”的制作方法,在技术上也是一个创举。《小蝌蚪找妈妈》、《牧笛》、《鹿铃》和《山水情》皆是此类动画。

中国水墨画已经诞生一千多年了,这一古老的美术形式体现了东方人的理念情感和自然生态观。写意而不写实,注重意境,计白当黑,或许这些正是中国水墨不同于西方写实手法的特色。正是这些灵动在屏幕上的水墨动画,让世界动画艺术的表现形式更加丰盈起来。“魅力和诗意”是世界赞美中国水墨的形容词,也是中国水墨动画辉煌的见证,更是中国古老凝重的文化蓬勃绽放的见证。

中国文化几千年的积淀,在水墨动画上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表现形式,《小蝌蚪找妈妈》、《山水情》、《鹿铃》等一系列水墨动画在国际上获奖,不仅是上世纪文化盘点中不可忽略的文化现象,更值得从中国文化的本体上去探讨适合动画的诠释手法。

随着时代的前行,水墨动画的应用也不再局限于动画电影的影像表达。三维技术提供了便捷的水墨形态表现技巧,使原本平面化的水墨景观,能够更加生动地立体呈现。在光电流影中动态和动作都变得逼真起来的水墨精灵,让人们感慨技术世界的神奇,也让人们感叹文化内涵的苍白。在新诞生的三维水墨作品中,鲜有以水墨境界阐释出其应有的文化内涵和张力的艺术作品,更多只是借助于股掌之间游刃有余的技术,去驾驭人们早已熟知的寓言、神话和传说,去描摹人们广为传诵的诗词、典故和历史。

近半个世纪前的《大闹天宫》被称为民族风格动画的里程碑,是中国电影史上公认的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优秀影片,这部曾经创造了国产动画电影出口最高纪录的影片在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热映,使中国动画及动画文化一度定格在《大闹天宫》和“大闹天宫时代”。英国著名影评家凯恩·拉斯金说:“这部影片可以和《圣经》中的神话故事以及希腊的民间传说媲美。它们同样是充满了无穷的创造性,迷人的事件,英雄式的行为和卓越的妙趣。”^[10]法国《人道报》评论:“万籁鸣导演的《大闹天宫》是动画片的一部杰作,简直就是一组美妙的画面交响曲。”^[11]法国《世界报》评论:“《大闹天宫》不仅具有一般美国迪士尼作品的美感,而造型艺术又是美国迪士尼的美术片所做不到的,即它完全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12]美联社报道:“这部影片惟妙惟肖,有点像《幻想曲》,但比迪士尼的作品更精彩。美国绝不可能拍出这样的动画片。”^[13]

《诗经·大雅·文王》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把中华民族久远的文化和几千年灿烂文明比作“旧邦”,以“新命”之称现代化和工业文明,“旧邦新命”,古老的民族精神一定会在新的时代里焕发应有的生机,重现五千年文化的活力。“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艺形态,一旦经过较长时间形成一种稳态的惯性的习套,一种自足的审美范式,只有自觉地向着诸多方面开放,引入足够的新的因子、新的活力,才会有新的发展。”^[14]民族精神在一个蓬勃向上的国家中也应当永远是鲜活的源泉。(www.xing528.com)

(二)陈酒入新瓶的改编动画

文学对于动画艺术家来说,就像一种取之不尽的源泉,在名著和经典中,无数灵感的火花被擦出,无数绝妙的创意被点燃,可以不断地从中挖掘、获得灵感。如果说迪士尼八十年来一直在走改编路线的话,那么这条路就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为影片上了保险,因为有名著的优秀故事和知名度在先,就会有更多的观众形成期待视野,以此来保证票房至少不会失败;另一方面,也使影片在原创性方面打了折扣,因此其新奇性和开拓性也不如原创动画片。在迪士尼的黄金时期(1950—1966年),几乎拍遍了所有的童话题材,而取材对象则涵盖了童话、神话传说、世界经典名著、历史传奇故事、人物传记等等。且不说迪士尼的改编过程以及改编结果的成败,毕竟这是动画发展过程中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与此同时,中国动画的改编之路更值得关注。

从1941年中国第一部动画电影《铁扇公主》诞生以来,这部改编自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动画电影或多或少也理所当然地引领了之后中国动画的航程。《西游记》成为中国动画取材最多的著作。《红孩儿大话火焰山》、《金猴降妖》、《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均取自该著作。不但名著是动画片的选材来源,一些古老的民间传说、童话故事、寓言故事也是动画创作的剧本基础。与迪士尼动画对经典童话作品的改编和日本动画对漫画的改编相比,中国动画的改编之路似乎逐渐陷入泥潭,过多地拘泥于原著本身,成为限制中国动画进行文化突破的瓶颈。

在美国动画片素材来源表中,改编自英国文化资源的比例最大,其次是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法国神话等。美国动画巨子迪士尼公司制作的世界第一部动画长片《白雪公主》的素材就借鉴了德国民间文学,并因此获得第10届奥斯卡特别成就奖;借鉴意大利作家卡洛·科洛迪(Carlo Collodi)的经典童话改编的《木偶奇遇记》(匹诺曹),在上世纪40年代初取得了北美票房8400万美元的收益;在上世纪50年代初全球总票房达3.15亿美元的《仙履奇缘》,改编自17世纪的法国神话故事;动画片《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改编自英国作家刘易斯·卡洛尔的同名童话小说,由于动画片的热播效应带动《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图书初版于2002年12月在纽约苏富比拍卖出54万美元的高价,创下儿童文学名著的拍卖纪录;获得第62届奥斯卡最佳原著配乐奖、最佳歌曲奖,第47届金球奖最佳原作配乐、最佳原作歌曲奖,全美票房1.12亿美元、全球总票房2.2亿美元的《小美人鱼》,改编自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海的女儿》。这份名单可以继续统计下去,而迪士尼等美国动画公司也还正在和将在这份名单上不断续写,美国动画不仅把整个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文明作为自己的文化源泉,也积极吸取非洲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的养分,并因此赢得了巨额的全球票房。^[15]

如何让改编动画彰显审美的奇葩,在经典故事的基础上,焕发出新的亮点?如何充分发掘中华文化五千年以来的精神富矿,在民族语境中展现现代活力?动画文化绵延不绝的感召力,将经典作品以另一种方式进行传承,也把欢笑和泪水留给了时代。

(三)中国元素的发掘与坚守

很难为动画中的“中国元素”划定一个十分明确的范围,但是从许多动画影像的应用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触到,那些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人文道德观念,并凝结了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既定形象、符号或者风俗习惯的元素,渗透在许多动画作品中。它们或者为动画影像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文化猎奇力,或者成为这些动画作品走向世界的有力的双翼。在反思中国元素在动画作品中的运用时,我们更多的是带有一种文化霸权主义背后的隐隐作痛。

在文化研究中,对“中国元素”在动画实际创作中的习惯性植入、探索性融入等的探讨,绝不应仅仅泛泛而谈,而应持续深入,旨在能够将“中国元素”变成一种“自觉意识”,以无形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彰显文化软实力的力量。

谈及“中国元素”,很容易将《功夫熊猫》作为个案。一方面,在《功夫熊猫》中,包括人物、服装、道具、场景和音乐等有形元素,以及功夫、机缘、天意、善恶和玄学等无形元素,都无一不体现出“中国元素”的表层呈像,而中国古典诗词中的意境——飞舞的桃花、檐牙高啄的古建筑、巍巍的索道、曲折的长廊石桥、悠远的古亭、连绵的山峦、高耸的栈道、枯涩扭曲的虬枝、青草绿树、写意画般的红日,则体现出对“中国元素”理解和借鉴的更进一步把握。这些意境幽远的景象,不仅让所有对“东方”充满好奇的观众在动画影像所营造出的所谓“中国元素”中获得自满,也让中国观众在崇山峻岭、绵延不断中获得了一次“骄傲”的文化旅行。虽然《功夫熊猫》的故事并不新奇,但是从中国功夫中汲取灵感的好莱坞动画总是以美式幽默和叙事逻辑引起人们的兴趣,中国文化元素的弥漫,让人们从视觉、配乐到景物、人际关系细节等无一不感受到了文化浸润的力量。在某种程度上,《功夫熊猫》只不过是对中国传统进行发挥的一个最新的例证,西方艺术利用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创作全新的艺术作品,几年前《花木兰》曾经开创了这一先河。西方利用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和艺术的背景产生的效果是中国利用美国或欧洲作为一个文化和艺术的背景产生的效果无法比拟的。^[16]

然而,在动画影像的背后可以看到,美国电影对中国璀璨夺目的传统文化的极力打造,却掩盖不住美国文化的流露。原因就在于电影中的人物言语表达、角色塑造、情节发展必受社会文化的制约,从而使之深深打上社会文化的烙印,不可避免地显出其文化的特征。“当全球化处在以强势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为主导力量的后殖民背景中时,好莱坞电影便成为了文化帝国主义大军的一支生力之师,它用《泰坦尼克号》、《星球大战前传》等重磅炸弹轰炸全球,几乎将全世界变成了美国电影的超级市场,它不仅在获得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吞噬着其他国家的本土电影工业的发展,而且还因为其对美国式的时尚、风格、意识形态价值、文化理念的传播而深刻地影响着其他国家的民族想象和文化认同,因而,以经济、政治、文化力量为驱动的全球化过程往往不可避免地呈现一种‘单向性’,一种单向的‘同质化’和‘同步化’。这一点,也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好莱坞电影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中。”^[17]

“一种艺术、一种文化,只有它是可交流的、可增长的,它才会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地域性的民族艺术也是这样。”^[18]与“美国精神”密切相关的是好莱坞制造的世俗神话。神话是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具体体现,对整个文化具有普遍意义。派克·泰勒认为,作为神话的重要载体,电影是“一种自由不羁的虚构物,一种基本原型,能产生变化与曲解、背离与伪装;纵使如此,它仍具有想象的真实性。”^[19]因此,好莱坞的世俗神话——神话的变种和特殊形态之一,也是神话这一古老的原型在当今美国的重生或复苏——势必是美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外化,它反映着美国人的观念、价值、意识形态。毫无疑问,有着“梦幻工厂”之称的好莱坞,具有强大的制造世俗神话的能力。在绝大多数主流好莱坞影片中,“美国精神”、“美国梦”以不同的形式被包装在各种华丽的外衣下面,被编码在形形色色的电影文本当中,被转化为一个个世俗神话。^[20]我们过度关注的是这类动画电影,以“被掠夺的文化资源”为这类动画扣上帽子,然而,这个“奇观化”的过程,却常常为我们所忽视。事实上,从《花木兰》到《功夫熊猫》,恰好十年的时间,上一个十年《花木兰》开始热映并引起人们的争鸣和探讨之后,国产动画的文化境遇并没有经历太大的改观,而当另一个十年开始,《功夫熊猫》的火爆引发人们又一轮关于文化的论争时,我们可以预见的是,《花木兰》与《功夫熊猫》都不是唯一的也不可能是最后的文化现象,它们对中国动画的启迪或者刺激,都或许只是一个开始,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下的东西太多并且隐匿在我们的生活中,很深很深。未来的文化发展是更具有多样性和包容性的,我们需要在全球化的影像时代,从文化发展战略上寻求动画创作的突破。

如何获得民族风格以及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如何把握本土资源,利用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发掘本民族文化中那些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元素?如何让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体现在文化产品中?^[21]21世纪谁来继承中国文化遗产?通过对文化渗入过程的理解和把握,或许能够找到一把开启未来之门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