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模式下的译制片生产管理

第二节　计划模式

1949年5月,由袁乃晨担任译制导演的苏联电影《马特络夫》,由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译制完成,该片正式定名为《一个普通的士兵》(后来改为《普通一兵》)。1949年8月,《一个普通的士兵》的公映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这也标志着中国的第一部译制电影获得了巨大成功。该片的译制也开启了计划时代译制片生产管理的先河。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译制片生产管理都采用计划模式,甚至直到现在上海电影译制厂仍在基本沿用这一模式。

一、计划模式下的译制片生产管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开始独立发展自己的电影事业,在拍摄放映大量国产片的同时也进口一些外国影片。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在文化上还是相当开放的,进口电影的范围很广。为了方便广大观众能看懂电影,克服语言上的障碍,中国电影工作者对外国电影的音响录音进行了重新加工,把人物的原话对白置换成了大家熟悉的汉语普通话。配上了与画面同步的中文对白,这便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译制电影。当时我国陆续出现了几家从事电影译制的单位,其中历史长、产量大、艺术成就最高的有三家,即长春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译制厂、八一电影制片厂。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的这一段时期是我国译制片生产计划模式管理从建立、巩固到成熟的一段时期。

“文革”期间,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都被卷入这场空前的政治风暴当中,外国影片的进口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大的影响。另外,国际上对中国的孤立围困更加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产生了敌视外国的心理,当时,中国身边只剩下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几个小兄弟,这一时期的译制片也几乎全部来自这几个国家。“文革”期间的译制片生产管理无疑也是高度集中的计划模式,只是在政治审查和政治控制上较以往更为严格。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长期的与世隔绝使得国人对国外电影的娱乐需要空前旺盛,广大译制工作者也终于扔下了思想包袱,放开了手脚,创作热情高涨。在这种环境下,译制事业进入了一个辉煌时期,很多优秀的作品都在这一时期诞生,如《王子复仇记》、《简·爱》、《尼罗河上的惨案》,等等。

在计划模式下,生产译制片所需的人、财、物都由国家统一配备。在生产管理上采取导演负责制。这种制度的特点是译制片的艺术质量由译制导演全权负责,但是资金和设备都由国家统筹供给,导演无须操心成本及投资回报率等问题,无论片子挣钱与否,导演与其他译制组工作人员都按月领取工资。由此可以看出,这种制度是与市场脱离的。在人员管理上采取职工制,所有的配音演员都是译制单位的职工,按月领取工资,配音只是日常工作,与酬劳不产生直接联系。

二、计划模式面临的困境

首先,计划模式不利于控制成本。在传统的计划模式下,译制片不是按照市场回报率来考虑成本的,在不挣钱甚至赔钱的情况下,投资与用人成本也不会受到多大影响。以前,国家对译制厂投入较大的情况下,译制厂无须担心成本问题。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国家的资金扶植已远不如从前,如果一味地按照以往的模式经营,译制厂将面临难以为继的问题。

其次,用人机制僵化。由于计划模式采取的是职工制,配音演员都是单位职工,虽然这种制度有利于培养素质较高的专业配音演员,但也带来一个严重问题,那就是造成了声音资源的限制。几乎所有的影片配音都由这些配音演员完成,久而久之,就容易让观众产生单调乏味的感觉。另外,由于声音资源的限制,也不利于根据不同的角色寻找合适的配音演员。

总之,译制片生产管理的计划模式已经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传统的译制厂也面临着举步维艰的局面,以下将以上海电影译制厂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

三、上海电影译制厂模式

上海电影译制厂成立于1957年4月1日,是我国唯一一家拥有独立建制的译制外国影片的专业译制厂,隶属于上海电影集团公司。它的前身是1949年11月16日成立的上海电影制片厂的翻译片组。1950年6月,翻译片组迁至万航渡路618号。他们将一间十五六平方米的旧汽车棚权当放映间,一台20世纪30年代的老放映机,墙壁刷白加一木框就成“银幕”,又在大楼的楼顶用麻布片包稻草作隔音墙改装成一间录音棚,并安装了一台放映机和一台苏制光学录音机。“上译人”就是靠这些装备,在陈叙一同志的带领下,开始了漫长而艰巨的创业之路。1976年上海电影译制厂搬迁到永嘉路383号。在这里的一栋小楼里,缔造了80年代译制片的辉煌。《佐罗》、《追捕》、《虎口脱险》等一批译制片经典在这里诞生。2003年4月,上海电影译制厂又由永嘉路迁往虹桥路广播大厦,拥有了国际一流的录音棚和数字录音设备,现代化的办公设施和生产环境。2004年上海电影译制厂又顺利地完成转企改制。^[1](www.xing528.com)

在成长的过程中,不管是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化运作中,上海电影译制厂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特色。重视人的作用,保留独特的地域文化。

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上海电影译制厂很好地利用着这一体制的优势。设备、人员集中,而且在国家为主要经济担负者的前提下,译制厂不需为经济成本和效益等市场因素作过多的考虑,从而可潜心追求艺术效果和社会效益。因此,在译制方面得到资金、设备、人员和调配等多方面政策支持,理所当然地成为译制大户。在其高峰期,如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整个80年代,每年要承接30部左右的影片的译制任务,作品也获得很高的赞誉。

上海的地域人文特点赋予上海电影译制厂“洋”味,在译制欧美片时具有地域文化优势。据资料显示,在80年代中期,当时长春电影译制厂译制了来自三十多个国家的七百余部电影,而上海却译制了来自四十多个国家的六百余部电影。可以说,长春和上海“二分天下”,长春电影译制厂译配苏联、朝鲜的影片多些,上海电影译制厂则更侧重于欧美影片。

同时,上海译制厂老厂长陈叙一在组织方式上实行行当化。在组建队伍的过程中,他采取先特约、试用,然后根据需要有计划地把各种行当——犹如京戏里的生、旦、净、末、丑,逐个配齐。在这样配置下,上海电影译制厂邱岳峰(已故)、李梓、毕克、赵慎之、刘广宁、丁建华和乔榛等人因其各具特色的音色,为特定类型配音,传神到位,获得了广大观众的赞赏^[2]。这种行当化模式的优势是按照演员分配角色类型和角色贴切,但弊端是如果过于行当化,使声音固定,创造力难免会丧失。

据上海电影译制厂资深演员回忆,由于当时电影系统的垄断性,上海电影译制厂不需要参与市场竞争,有足够的翻译时间保证。通常一部影片翻译需要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每人一年翻译四五部片子,再精雕细琢也来得及。有时一部影片好几个人同时翻译,最后从中选出最好的作为定型本。

如上海电影译制厂苏秀老师在《我的配音生涯》中就详细介绍了老厂长(通常也是导演)是怎样控制译制片质量的。当时确立了一个翻译制度,一个人翻译的本子,等到了对口型的时候,让另一个人来做编辑。这叫初对,是上海电影译制厂的独创。而且,这个译制过程分为初对、对口型、复对、配音、鉴定、补配、混录七道严格而完整的工序。每部戏排完了有个鉴定,全厂一块看,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

上海电影译制厂的发展模式,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影译制单位的成长轨迹。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体制和需求的原因,传统的计划性管理模式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电影译制事业的发展。然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受众需求的变化,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开始显现。就上海电影译制厂来说,计划经济中的工资分配模式,不利于培养和保留人才,更不利于发挥工作人员的创作积极性。此外,受到市场化的冲击,上海电影译制厂也在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而计划性的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市场的变化了。

以前译制厂由国家养着,每年完成分配的译制片,不管译制片市场效益如何,单位职工照常领工资。改制为企业后,首先国家对译制厂不再负有“供养”关系,而且每年分配的译制片数量有限,如自2001年起,每年上海电影译制厂译制的影片不超过20部。仅靠分配的影片,显然无法满足译制厂运行。而且,长期依赖有限的分配也使市场越来越萎缩,甚至与市场脱离,译制产品无法获得良好的市场效益,这些都使其面对资金难题。

面对困境,上海电影译制厂尝试通过全面开发声音,进行产业化运营实现发展,用上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的话说就是“把声音当做产品来运作”。在这种情况下,2004年,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探索和挣扎后,上海电影译制厂终于完成了转企改制。

改制后的上海电影译制厂似乎找到了新的活力。新一代的“上译人”在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的基础上,以译制精品为品牌,大胆创新,不断开发,围绕声音做市场,抓住市场求效益,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除“主打”的电影译制外,上海电影译制厂把与电视台合作视为开拓的重要领域,如和电影频道签约,为其提供译制片。另外,上海电影译制厂把目光也投向新媒介,抓住新兴而且利润很高的网游市场,为游戏人物配音。此外,借鉴声音行业发达的日本和美国的做法,重视配音行业的重头戏——动漫,近几年先后为多部动画片配音,如2005年的《加菲猫》、《怪物史瑞克2》和《超级赛车》,2006年的《加菲猫2》、《冰河世纪2》,2007年的《多啦A梦大雄的恐龙》,2008年的《功夫熊猫》、《尼斯湖怪·深水传说》均获得不错的市场反响。

据中国电影网报道,近几年,我国的配音片开始复苏,尤其是在动画片领域。2009年《飞屋环游记》、《冰河世纪3》等字幕版几乎销声匿迹,迪斯尼3D立体电影《豚鼠特攻队》更是只出配音版本。上海联合院线副总经理吴鹤沪认为,重新崛起的配音片,在适应性上出现了细分。像《狮子王》、《恐龙》这类适合全年龄层次和合家欣赏的电影,没有配音版是不行的。近年来,给儿童观看的动画片成为配音片的天下,而一些特殊的视觉大片如《迈克尔·杰克逊:就是这样》,原版字幕片依然是主打。上海影城副总经理吕家正认为,配音版在小语种电影如法语、德语、日语片中占有优势,在发达城市之外的地区优势更明显,很多地方只要配音版。动画、小语种、情节片、二轮放映,这些关键词为配音片划出了一个新的广阔市场^[3]。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计划管理的方式也逐渐淡出历史舞台。虽然电影进口这一领域还无法进行完全的市场化运作,但是体制的改革已无法避免。上海电影译制厂2004年从事业单位改制成企业就是一个例子。不管译制单位改制的成功与否,这都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当下中国影视译制业所面临的一条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