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谈沈廷松《明人百家小说》中的记学”与记仕”部分

［原文]

孔子曰：“可以与人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其勇力不足惮也，其先祖不足称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然而可以闻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夫学之谓也。”

——摘自方大镇《田居乙记·记学》（见沈廷松《明人百家小说》）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无所谓——毛泽东读沈廷松《明人百家小说》所收方大镇《田居乙记·记学》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48页）

［解析]

《明人百家小说》，是明代沈廷松编的一部文言笔记小说。内容多采自典籍，录写各种掌故。毛泽东读的，是明万历元年刊行的版本，全20册。在其中收录的方大镇《田居乙记》里“记学”与“记仕”的部分，毛泽东时有精练的批语。我们举几例来看看。

关于“记学”的批语。

一则说：“马实曰：‘幸生圣明之世，免砖瓦之资。托为丈夫，当建名千载，不可为空生徒死之物，秽天地之间。’”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劣语。”(www.xing528.com)

一则说：“枚皋文章疾敏，长卿制作淹通，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杨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庙廊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其实二者都无用。”

一则说：“有人问苏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学乎？’曰：‘可。吾读《汉书》，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博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参伍错综，八面受敌，沛然应之而莫御焉。’”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法好。然苏是个唯心主义者。”苏东坡提出的“八面受敌”的读书方法，是很有名的。毛泽东早在1941年9月13日写的《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曾说道：“古人说：文章之道，有开有合。这个说法是对的。苏东坡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历史，用‘八面受敌’法研究宋朝，也是对的。今天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也要用个‘四面受敌’法，把它分成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四个部分来研究，得出中国革命的结论。”

以上批语，表达出毛泽东对古代有关治学和为文的观点的评价。他不同意所谓生逢圣明之世，文人当建功立名的说法，对孔子片面强调以治学来闻达于诸侯的观点，也不以为然。枚皋和司马相如是汉代大赋的代表作家，一个写文章很快捷，一个写文章很博雅，毛泽东认为他们的创作并没有什么用处。这大概是针对汉赋的形式主义风气而说的。对苏轼提出的“八面受敌”的有名的读书方法，毛泽东是很欣赏的，但他对苏轼思想的评价则是“唯心主义”。

关于“记仕”的批语。

一则说：“魏公子牟东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将去冉之山东矣，独无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几忘语君。君知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有理。”

一则说：“夫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读至此，毛泽东批道：“此有唯物论思想。”

一则说：“孙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仆闻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归之。’孙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溥；可以免于患乎？’狐丘丈人曰：‘免矣！’”读至此，毛泽东批道：“很难做到。”

以上三段原文，属于古代修身致仕之谈。其中，魏公子牟说的由官位到权势，由权势到财富，由财富到华贵，由华贵到骄横，由骄横到犯罪，由犯罪到丧身的转化，对为官者很有警策作用，所以毛泽东认为有理。第二则关于耳闻、目见、足践、手辨的议论，大致是说初入官场的人，对许多事情都不了解，即或有所了解，也是“耳闻目见”的表面现象，只有经过一段时间的“足践手辨”的具体而深入的实践之后，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才能明了起来，治政理事就会自如了。这确如毛泽东所说，“有唯物论思想”。至于孙叔敖说的爵高志下、官大心小、禄厚施溥的致仕修身原则，正是为了避免魏公子牟说的那种转化现象所带来的祸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难得的好想法。但在毛泽东看来，这在古代社会体制内，似乎是有点唱高调，所以“很难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