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的拦路劫：义与不义

［原文]

那七个贩枣子的客人，立在松树旁边，指着这一十五人说道：“倒也，倒也！”只见这十五个人，头重脚轻，一个个面面厮觑，都软倒了。那七个客人从松树林里推出这七辆江州车儿，把车子上枣子都丢在地上，将这十一担金珠宝贝，却装在车子内，叫声：“聒噪！”一直望黄泥冈下推了去。杨志口里只是叫苦，软了身体，扎挣不起。十五人眼睁睁地看着那七个人都把这金宝装了去，只是起不来，挣不动，说不的。

我且问你：这七人端的是谁？不是别人，原来正是晁盖、吴用、公孙胜、刘唐、三阮这七个。

——摘自施耐庵《水浒传》第十六回“杨志押送金银担，吴用智取生辰纲”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

——摘自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见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131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www.xing528.com)

［解析]

《水浒传》写到英雄“排座次”以后，曾有一段“单道梁山泊好处”，概括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南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诚信义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至于“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义军所到之处，“开仓，将粮米赈济满城百姓”，“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更是随处可见。这些，无疑真实地熔铸了农民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产生的最高要求和理想。这就是平等，政治、经济乃至人格身份上的平等。这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所可能具有的最革命的思想。我们在考虑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种思想，虽然它从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又的确曾鼓舞过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起义。其平等的社会理想反映在经济愿望和行为模式上，便是反反复复的“均贫富”、“劫富济贫”。《水浒传》上的这类描写很多，最典型的，便是第15、16回描写的晁盖、吴用等的“七星小聚义，智取生辰纲”了。

这段故事说的是大名府的梁中书每年都要搜刮大笔钱财，送往京都给太师蔡京贺寿，叫“生辰纲”。这年，他又搜刮了十万贯金珠宝贝，派武艺高强的杨志押送。公孙胜、刘唐探得消息后，报与晁盖，经吴用设计，在黄泥冈劫取了生辰纲。此前，公孙胜便对晁盖说过，“北京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的话。

毛泽东读《水浒传》有多方面评论，而在1959年则多次谈到小说中的拦路打劫、杀富济贫问题，这与当时的政策背景有关。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部分地区刮“共产风”，在经济生活中，搞“一平二调”。为搞重点、项目，无偿调拨基层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农村经济核算上，盲目由公社一级统一核算，抹平了不同生产队的收入差异；更明显的是搞公共食堂，名副其实的吃“大锅饭”，等等，这些措施，严重便犯了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损害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1958年底开始，毛泽东就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共产风”的弊端，并着手纠正。他纠正的思路，除了让干部们读好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问题外，便是借《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等拦路打劫的故事，来说明应该纠正“共产风”的道理。

前面引述的是毛泽东1959年7月23日在庐山会议上的一次讲话。在此之前，3月5日在郑州，毛泽东就讲过取生辰纲的故事，也是从人民公社如何处理同生产队社员的关系问题说起的。

在毛泽东看来，时代不同，对象不同，“财”的来源不同，因而“拿起就走”的“打劫”、“剪拂”，就有“义”与“不义”的区分。在封建社会，“对付超经济剥削”得来的不义之财，如梁中书为蔡太师祝寿的财礼，拦路打劫，取之无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红军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也称为这个意义上的行动。在新社会，情况根本不同。对人民劳动得来的财物，绝不能学梁山好汉那样“拿起就走”。应该说，这个比喻是生动的，这个观点在50年代末期平均主义原则支配经济生活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