骚体有民主色彩（读《楚辞》及枚乘《七发》）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毛泽东1951年7月7日在中南海同周世钊、蒋竹如等的谈话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

我少时读过此文，四十多年不理它了。近日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于同志。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关于枚乘（七发）》

［解析]

《楚辞》，是从战国屈原到西汉刘向，运用楚地文学形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创作的辞赋作品总集。“楚辞”这名词在汉初就有。汉成帝时，刘向整理古籍，把屈原、宋玉，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还有他本人的作品汇编成集，定名《楚辞》，共16卷。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诸篇皆承袭屈赋形式。后世因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或“骚体”。研究《楚辞》，在东汉以后成为了一门专门学问，注解版本甚多。著名的有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宋代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清代王夫之的《楚辞通释》，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等等。篇目不断有些增删。如朱熹的《楚辞集注》便删掉原本四篇，增入贾谊的《吊屈原》、《（服鸟）鸟赋》等。

《楚辞》是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读的文学作品。湖南是楚国旧地，毛泽东自小承受其充满浪漫主义的文化氛围的熏陶。在1918年春写给罗章龙的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里，毛泽东自豪地说：“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表达了对以屈原、贾谊为代表的人杰地灵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继承和仰慕。在延安的时候，《楚辞》是他常读的作品之一。建国后，有关毛泽东阅读和谈论《楚辞》的记载就更多了。

1951年7月7日，毛泽东约周世钊、蒋竹如两位老同学在中南海划船，江青也在。话题转到《左传》和《楚辞》，谈起屈原与屈瑕（楚武王封子瑕于屈，即为屈瑕，其后人以“屈”为姓，屈原便是其后裔）的世系关联，毛泽东说：“《左传》和《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1957年12月，毛泽东要身边工作的几位同志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收集给他。逄先知专门请何其芳列了一个目录，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把古今有价值的各种《楚辞》版本和有关著作收集了50余种。在那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

1958年1月18日，中央工作会议正在南宁召开，空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飞来，全城实行灯火管制。卫士让毛泽东进防空洞，毛泽东坚持不去，随即让卫士把蜡烛点燃，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

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到南方视察。从北京上飞机时，张治中就留心看到毛泽东的两箱书被搬上了飞机。到了合肥，毛泽东向省里借来《安徽省志》，朱熹的《楚辞集注》。

毛泽东问张治中：“你读过《楚辞》吗？”

张治中回答：“未读过。”

毛泽东说：“这是好书，我介绍你有空看看。”因而，由《楚辞》谈到《论语》，谈到《论语》的朱注，谈到朱熹。由朱熹谈到程颢程颐，谈到周敦颐，谈到宋明理学四个学派，谈到客观唯心主义，谈到中国古代具有朴素、原始的唯物主义思想的人物。当时，还有曾希圣、罗瑞卿在座。谈到朱熹时，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朱夫子是你们安徽人。”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让秘书林克抓紧时间编了一本含几十种评价和研究《楚辞》的书刊目录，经他审定后，印发给了与会代表。

1959年10月23日，毛泽东要外出，在指定带走的书目中，便有朱熹的《楚辞集注》、明代陈第的《屈宋古音义》。

1961年6月16日，毛泽东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宋版的《楚辞集注》。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初次访华时，从毛泽东手中得到的礼物，就是一部精印的《楚辞集注》。

毛泽东为什么喜欢谈《楚辞》。他在《关于枚乘＜七发＞》中说得很明确：“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其民主性，表现在对现实的批判方面。其浪漫性表现在对理想的追求，以及那想象奇幻的作品风格。这两点，在屈原的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骚体由屈原创发，在他之后，毛泽东还谈到了宋玉、景差、贾谊、枚乘。其中，枚乘的代表作是《七发》。对这篇作品及作者枚乘，毛泽东是很熟悉的。前面引述的毛泽东谈“骚体”的文字，就是读枚乘《七发》的批语。(www.xing528.com)

枚乘（？——前140），字叔，淮阴（今属江苏）人。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刘濞企图谋反，他上书劝阻，不被采纳，后投梁孝王门下。吴楚七国反叛，他又上书劝刘濞罢兵。枚乘由此知名。武帝即位，以安车蒲轮征其入京，死于途中。《汉书·艺文志》有枚乘赋九篇，今仅存三篇。《七发》是他的代表作。本文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指出种种腐化享乐、安逸懒惰是其得病之根源，此病非药石针灸所能治。然后用七事来启发太子，故名《七发》。先陈说音乐、饮食、车马、游观之乐，都未能使太子感兴趣；再说以田猎、观涛，目的是由静而动，由近及远，一步步启发患病的楚太子，诱导他改变淫奢无度的生活方式。作者特别倾力于田猎、观涛的铺陈，认为此二事有驱散懒惰，“发蒙解惑”之效。引起了太子的兴趣，使他略有起色。但根本方法尚不在此，还须用“要言妙道”转移楚太子的志趣，故末段提出要进方术之士与太子“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最后，太子即已“涣然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枚乘认为，安逸享乐的病，非药石针灸所能治疗，而须用转移志趣，从思想上来化解，应该说是颇有见地的。全文规模宏大，词汇丰富，描写事物，铺张细腻。《七发》开辟了汉代大赋的道路，但各段均有变化，不像后来一般大赋那么平板。后人沿袭这种形式写作，称为“七体”。

为体会枚乘这种“七体”文风，我们不妨引出《七发》中的几段文字。

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曰：“伏闻太子玉体不安，亦少间乎？”太子日：“备，谨谢客。”

……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

太子日：“仆愿闻之。”

客日：“……使师堂操《畅》，伯子牙为之歌……飞鸟闻之，合翼而不能去；野兽闻之，垂耳而不能行……此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强起听之乎？”

太子日：“仆病未能也。”

客日：“犓牛之腴，菜以笋蒲……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强起尝之乎？”

太子日：“仆病未能也。”

客日：“钟、岱之牡，齿至之车……争千里之逐。此亦天下之至骏也。太子能强起乘之乎？”

太子日：“仆病未能也。”

客日：“既登景夷之台，南望荆州，北望汝海……此亦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也，太子能强起游之乎？”

太子日：“仆病未能也。”

客日：“……极犬马之才，困野兽之足，穷相御之智巧；恐虎豹，慑鸷鸟……此梭猎之至壮也。太子能强起游乎？”

太子日：“仆病未能也。”然阳气见于眉宇之间，侵淫而上，几满大宅……然而有起色焉。

客日：“将以八月之望，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诚奋厥武，如振如怒；沌沌浑浑，状如奔马。混混庉庉，声如雷鼓……险险戏戏，崩坏陂池……此天下怪异诡观也，太子能强起观之乎？”

太子日：“仆病未能也。”

客日：“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若庄周、魏牟、杨朱、墨翟、便蜎、詹何之伦，使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孔、老览观，孟子持筹而算之，万不失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岂欲闻之乎？”

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毛泽东在青年时代，便从《昭明文选》里读过《七发》。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忽有所感，翻起来一看，如见故人。聊效野人献曝之诚，赠之以同志”。其所感所赠，便是写了一篇《关于枚乘＜七发＞》的作品评论。他先是把《七发》印发给与会者阅读，接着又在大会上讲解，然后又印发了《关于枚乘＜七发＞》。看来，很是认真地对待枚乘这篇一般干部很难读懂的大赋，使它发挥切实的“古为今用”的效应。其用意自与庐山会议后期的主题有关。

关于枚乘和《七发》，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写道：“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此文前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之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涊然汗出，霍然病已。” “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