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说“殷自武丁以后,国力渐衰;史书所载,已无有一个无所不胜服的‘武王’了”(胡适《说儒》),这也有点不尽合乎史实。其实就拿殷代最后的一个亡国之君帝辛来说吧。这人被周及以后的人虽说得来万恶无道,俨然人间世的混世魔王,其实那真是有点不大公道的。
……像殷纣王这个人对于我们民族发展上的功劳倒是不可淹没的。殷代末年有一个很宏大的历史事件,便是经营东南,这几乎完全为周以来的史家所抹煞了。这件事,在我看来,比较起周人的翦灭殷室,于我们民族的贡献更要伟大。这件事,由近年的殷虚卜辞的探讨,才渐渐地重见了天日。
帝辛的经营东南,他的规模似乎是很宏大的。你看古本《泰誓》说:“纣王有亿兆夷人亦(大)有离德,余有司(日作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见《左传》昭公二十四年),这亿兆的“夷人”必然是征服东夷之后所得到的俘虏。俘虏有亿兆之多,可见殷的兵士损耗的亦必不少。兵力损耗了,不得不用俘虏来补充,不幸周人在背后乘机起来,牧野一战便弄到“前徒倒戈”。那并不是殷人出了汉奸,而是俘虏兵掉头了。——摘自郭沫若《青铜时代·驳《说儒>》
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这是郭沫若考证出来的。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错误的,其实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他经营东南,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但损失很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周武王乘虚进攻,大批俘虏倒戈,结果使商朝亡了国。史书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这是夸张的说法。孟子不相信这个说法,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
毛主席:你这个汲县是夏禹封的,汲县人是大禹的子孙。商朝纣王亡了之后,微子被封为宋,就是现在的商丘。
吴芝圃:从封丘到濮阳、夏邑、商丘、杞县,一直到禹县,这都是夏朝活动过的地方。
毛主席:商朝起于商(现在叫商丘),后头它的后代搬到豫北殷(今安阳小屯村)。武王伐纣,还在朝歌(今淇县)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武庚后头跟武王的弟弟管叔、蔡叔同盟造反,起来反对周朝。
吴芝圃:管叔就封在这个地方,郑州的老城就叫管城。(www.xing528.com)
毛主席:蔡叔就封在蔡,后头变成上蔡。对于周朝说来,管叔、蔡叔都是叛乱分子。当时微子是里通外国。为什么纣王灭了呢?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微子是汉奸,周应该封他,但是不敢封,而封了纣王的儿子武庚。后来武庚造反了,才封微子,把微子封为宋,就是商丘。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22日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解析]
郭沫若的《驳<说儒>》一文,最初发表于钱介磐主编的《中华公论》创刊号(1937年7月)上面,后收入作者于1945年重庆文治出版社印行的史学论集《青铜时代》。1954年和1957年,该书又先后由人民出版社、科学出版社再版。毛泽东喜欢郭沫若的历史论著,这本书他在50年代便读过了。稍后,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定要带走的书籍中,又列有郭沫若的三本书:《十批判书》、《青铜时代》、《金文丛考》。
提出殷朝最后一位君王帝辛(即商纣王)征伐和经营东南,被周武王从西北面乘虚而入,是郭沫若根据甲骨文及史书零星记载的一个创见。后翦伯赞等史学家也沿用其说。毛泽东显然也接受了这个观点,肯定纣王“把东夷和中原的统一巩固起来,在历史上是有功的。”
就纣王个人而言,诚如郭沫若所说,周朝以降的史书,视之为“万恶无道”的人。其源,主要来自周武王伐纣时的两篇檄文式的誓言,即《尚书》中的《泰誓》、《牧誓》。如后者说:“今殷王纣唯妇人言是用,自弃其先祖肆祀不答,昏弃其家国;遗其王父母弟不用,乃唯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俾暴虐于百姓,以奸轨于商国。”这本是为了师出有名的政治宣传。故郭沫若在《驳<说儒>》说后人是“深受了周人的宣传的毒”。毛泽东也指出是“周武王把他说得很坏”,“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在毛泽东看来,商纣王是“能文能武”、“很有本事”的人。这个看法也是有依据的。《荀子·非相篇》便说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史记·殷本纪》也说:“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这些,都是很寻常的材料,毛泽东无疑是熟悉的。
对纣王失败的教训,毛泽东总结的是,征伐东南,所得“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俘虏政策做得不大好”,于是在周武王打来时,倒戈起来。据《尚书·武成》载,周武王伐纣,与商朝的军队“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意即杀人太多,血流把捣东西的棒槌都漂了起来。毛泽东总结的另一个原因,是商朝内部出了“反对派”、“汉奸”,代表人就是比干、其子、微子三人,“而微子最坏……到周朝请兵。”
纣王亡国自杀,在郭沫若看来,仍不失是位英雄。在《驳<说儒>》里,郭沫若引《左传》里“纣克东夷而殒其身”诸句,说“在这儿正表示着一幕英雄末路的悲剧,大有点像后来的楚霸王……他自己失败了而自焚的一节,不也足见他的气概吗?”相信毛泽东读到这里,会是心有同感的。
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的大面,看他在历史实践中的实际作为,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所以,历史上常常受到责难的人,如纣王、秦始皇、项羽、曹操等,他总是乐意举出他们好的一方面来,为他们翻案。毛泽东本人也从看问题的方法论角度,表达过他的这个观点。1958年2月23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所以,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这段话,是个性化的,有要做翻案文章的味道,但毛泽东视之为“教训”,让人们“想一想”,重点确实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问题上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