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焚书坑儒之举备受赞同，孔夫子则不然——读郭沫若《十批判书》

［原文]

一句话归总：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乱党是什么？在当时都要算是比较能够代表民意的新兴势力……孔子帮助乱党，与其门人弟子帮助乱党例，见于《非儒篇》（《墨子》）者一共七项。

孔子的基本立场既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因而他的思想和言论也就可以获得清算的标准。大体上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对于过去的文化于部分地整理接受之外，也部分地批判改造，企图建立一个新的体系以为新来的封建社会的纽带。

一个“仁”字最被强调，这可以说是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如更具体一点说，他的“仁道”实在是为大众的行为……这种由内及外，由己及人的人道主义的过程，应该就是孔子所操持着的一贯之道……这种所谓仁道，很显然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每一个人要把自己当成人，也要把别人当成人，事实是先要把别人当成人，然后自己才能成为人。

——摘自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

最足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书坑儒这两件大事……秦始皇对于儒家这样过不去，自然有他的理由：因为他们在一切观点上差不多都是对立的……

秦始皇的精神从严刑峻法的一点说来是法家，从迷信鬼神的一点说来是神仙家，从强力疾作的一点说来是墨家……而他又加上了末流道家纵欲派的思想实践，那光彩是更加陆离了。

自春秋中叶以还奴隶逐渐得到自由，向来的奴隶主大多数失掉了他的优越地位，零落了下来……秦始皇则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之后，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

因此，秦始皇时代，看来是奴隶制的大逆转。由奴隶制言，可以比为回光返照。

——摘自郭沫若《十批判书·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罗，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护孔夫子的罗。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但是，在范老的书上，对于法家是给了地位的。就是申不害、韩非这一派，还有商鞅、李斯，还有商鞅、李斯、荀卿传下来的。这些古董我也不劝同志们回去研究。

——摘自毛泽东1968年10月31日在扩大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

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早几十年中国的国文教科书，就说秦始皇不错了，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

——摘自毛泽东1973年7月4日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见《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第363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解析]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研究先秦诸子思想的专著。“孔墨的批判”、“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分别是其中的第2篇和第10篇。首篇是“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其余7篇依次为关于儒家八派、稷下黄老学派、庄子、荀子、名辩思潮、前期法家、韩非子的“批判”。所谓批判，当是哲学意义上的分析研究之意。

该书写于1943年至1945年初，作者时在重庆。初版于1945年，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印行；1954年人民出版社又改排出版；1959年科学出版社印行新一版；196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据人民出版社改排本，编入《沫若文集》第15卷；1976年人民出版社重印本书时，作者作了若干文字订正。毛泽东读的，当是1959年以前的版本。1959年10月23日，他要外出，在指定带走的书籍中，便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晚年，由于视力下降，他又指示有关部门把《十批判书》印成大字本给他读。

儒与法，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思想和实践的两大流派。二者的主要分歧，是重礼治还是重法制，是重怀柔还是重严刑，是求王道还是求霸道，是厚古薄今还是厚今薄古。儒家思想的创始人是孔子，法家思想的奠基者是战国时一批诸侯国的改革家，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成功的法家思想的实践者。几千年来，有建树的历史学家总免不了要谈论儒、法问题，免不了要作出扬此抑彼的评价。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倾向是扬儒抑法、褒孔贬秦，这从上面的引文中即可看出。关于法家的思想，他在“后记”中说：“韩非的文章如《五蠹》、《显学》之类，完全是一种法西斯的理论，读起来很不愉快。”此外，该书对“五四”以来受到重视的墨家思想的批判也很严厉。这些看法，正如“后记”所说，“和大家的见解也差不多形成了对立”。于是有人认为作者“袒护儒家”，担心“这样做会是替旧势力张目”。对此，作者在1954年出改排本之前写的《改版书后》中有一个说明，他说：“我采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我仿佛抬举了先秦儒家，因而也就有人读了我的书而大为儒家扶轮的，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先秦儒家在历史发展中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是事实，但它的作用老早变质，它的时代也老早过去了。这和爬虫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一样，我们今天虽然在研究恐龙，珍惜恐龙的骨化石，乃至有时颂扬它的庞大，但有谁会希望恐龙夫子再来作一次生物界的主人呢……在今天依然有人在怀抱着什么‘新儒家’的迷执，那可以说是恐龙的裔孙——蜥蜴之伦的残梦。”

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在表达他对古代政治思想的看法的时候，也时常对儒法作出评价。至今保存下来的毛泽东最早的文稿，便是1912年6月写的《商鞅徙木立信论》。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称先秦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是“首屈一指”的“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认为商鞅之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贪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www.xing528.com)

“五四”时期，他具有明显的反孔倾向，其出发点是为了破除“思想界的强权”，具体内容尚须分析。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曾多次强调孔孟有部分真理。（见本书《哲学篇·对孔子的长处应该说到》）值得补述的是，在1941年9月10日政治局会议的发言中，他通俗地表达过这样的意思：“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里是借用儒法的概念，强调革命队伍的建设，既要靠正确的路线方针指导，也要靠铁的纪律来约束。看来是兼容并收（当然，革命的路线和纪律同儒法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

50年代末期以后，毛泽东尊法反儒、扬秦贬孔的倾向逐渐鲜明。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破除迷信”的报告时，他称“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

1964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的展开，毛泽东的这一倾向越来越强烈，多次谈到他的反孔扬秦的观点。

这年6月24日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他说：孔夫子有些好处，但也不是很好的。我们认为应该讲公道话。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人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骂他就是两条：杀了460个知识分子；烧了一些书。

同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说：孔夫子讲“仁者爱人”。爱什么人？所有的人？没那么回事。爱剥削者？也不完全，只爱剥削者的一部分。不然，孔夫子为什么不能做大官？人家不要他。他爱他们，要他们团结。可是闹到绝粮，“君子固穷”，几乎送了一条命，匡人要杀他。

同年8月30日在一次谈话中说到黄河流域的水利建设时，他又发挥道：齐桓公九合诸侯，订立五项条约，其中有水利一条，行不通。秦始皇统一中国，才行得通。秦始皇是个好皇帝，焚书坑儒，实际上坑了460人，是属于孟夫子那一派的。其实也没有坑光，叔孙通就没被杀么。孟夫子一派主张法先王，厚古薄今，反对秦始皇；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后王就是齐桓、晋文，秦始皇也算。我们有许多事情行不通，秦始皇那时也有许多事情行不通。

毛泽东的这个倾向，自然同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中的观点是对立的。

毛泽东至晚在1954年就读过《十批判书》。这年9月14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谈到：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是“革命党”。这指的就是《十批判书》中的论述。“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在谈话中，毛泽东多次把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说作尊孔反法的学术代表著作，并鲜明表示不同意该书的观点，特别是1973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这从前面的引述中即可看出。

“九·一三”事件后，江青一伙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孟某些言论的材料，随即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谢静宜曾谈到这个过程：“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当时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后来编了一本，（即《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1973年5月，江青在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大字本。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了批判用的，顺口又念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诗中对郭沫若的尊孔反法批判峻切。不过毛泽东对他仍是尊重的，称之为“郭老”，这倒并非诗句字数限制所致。郭不是党内当权派，毛泽东无意从政治上批判他。

同年5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便传达了毛泽东关于要批孔的意思。此后，毛泽东多次谈到《十批判书》的尊儒反法问题。除了前面引述的几段话以外，还有两个材料值得一说。

一个是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又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主张厚古薄今的。

一个是9月23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又说到：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是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以上叙述说明：

（一）毛泽东尊法反儒、扬秦贬孔的倾向，是在晚年才明显和强烈起来的，这是他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持否定态度的认识基础。

（二）从学术上讲，毛泽东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主要原因是他认为儒家是向后看，搞历史倒退，法家是向前看，强调现实发展；孔子都是空话，而秦始皇有无可抹杀的政治实绩。这与《十批判书》从人道主义角度的理解思路是不同的。

（三）林立果搞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说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并从林彪住处查出一些肯定孔、孟言论的材料，是导致毛泽东把批林与批孔联在一起，并认为凡是反动的阶级都是尊孔反法的现实原因。

（四）在发动批林批孔期间，毛泽东再次阅读《十批判书》，并说是为了批判，但并无从政治上把郭沫若划入反动阶级来批判的意向，而是认为郭沫若是学术思想上尊孔反法的重要代表。他认为郭沫若的观点不如柳宗元《封建论》，又说赞成郭沫若关于历史分期的观点，这都是从学术角度立论的。江青一伙则在1974年1月25日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点名批判郭沫若，两次让这位82岁的老人站起来蒙受耻辱。从郭沫若自身角度讲，他对毛泽东的知遇之感和崇拜心理从未减过，批孔又涉及到自身，于是，在1974年2月7日，以《春雷》为题，赋七律两首呈毛泽东，其中有“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珠”之句，算是从学术上对批孔运动的一个表态。而后，当江青于2月10日要郭沫若写检查，承认历史剧《屈原》和《十批判书》等作品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意在把矛头指向同王明在长江局共过事的周恩来时，郭沫若表示了庄严的沉默。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虽然称道秦始皇，但对他也是用一分为二的方法来评价的。“评法批儒”时，有人大捧秦始皇，不准人们对秦始皇作历史的分析。1975年夏，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芦荻请教过这个问题：对秦始皇到底怎样看？毛泽东认为：秦始皇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评论，要一分为二。秦始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以后，丧失了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涉、吴广揭竿而起，反抗秦的暴政，其中就包括对秦始皇，完全是正义的。这次战争掀开了我国封建社会中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序幕，在历史上有很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