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申韩、孔孟治术：王夫之《读通鉴论》精华

［原文]

拓跋宏（弘）授位于子，而自称太上皇帝，子幼而恐为人所篡夺也……宏（弘）好黄老，而得老氏之术。其欲逊位于子推也，老氏欲取固与之术也。其托于清谧，而匿其建立嗣子之旨也，老氏守兑之术也。所欲立者非不正，而诡道行之，巧笼宗室大臣之心，亦狡矣哉！而抑岂君人之道哉？虽然，其以传位笼子推而制之，犹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以安其养子远矣！黄老之术，所由贤于申韩也。然而疑虑以钳制天下，则一也。故曰，黄老之流为申韩，机诈兴而末流极于残忍，故君子重恶之也。

——摘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宋明帝》

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俗儒者，以干禄之鄙夫为师者也，教以利，学以利，利乃沁入于人心，而不知何者之为君父，因异端之所不屑者也……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师鄙夫而学鄙夫，非放豚也，乃柙虎也，驱之而已矣，又何受焉？

佛老之于申韩，犹鼙鼓之相应也。应之以申韩，而与治道弥相近矣。汉之所谓酷吏，后世之所谓贤臣也。至是而民之弱者死，强者寇，民乃以殄而国乃以亡。呜呼！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故朱异以亡梁，王安石、张商英以乱宋。何也？虚寂之甚，百为必无以应用，一委于一切之法，督责天下以自逸，而后心以不操而自遂。

——摘自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梁武帝》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申韩未必皆贼杀，如曹操、刘备、诸葛。

——毛泽东读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五《宋明帝》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43页）

儒俗者万千，而贤者不一，不如过去法家之犹讲一些真话。儒非徒柔也，尤为伪者骗也。(www.xing528.com)

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

——毛泽东读王夫之《读通鉴论》卷十七《梁武帝》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43、344页）

［解析]

明清之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其晚年写的一部著名的史学著作。全书凡三十卷，附叙论四篇，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所载史事，评论了上自秦始皇，下至五代的许多历史人物，阐释历代法制沿革，评论各代政治上的得失，主张因时制宜，反对厚古薄今；主张宽简之政，反对刑名之术。对古代各家政治思想多有评述。对后来思想界影响颇大。毛泽东的批语写在上海中华书局据船山遗书本出版的校刊本上。

上面所引《读通鉴论》的几段话，比较明显地反映出王夫之对黄老（道家）、申韩（法家）、孔孟（儒家）诸家治术的看法。孔子、孟子的政治思想以“仁治”为主要内容。黄老之学，是战国、汉初的道家学派，以传说中的皇帝和老子相并，同尊为道家的创始人，推崇“清静无为”的治术。申韩指战国后期的申不害和韩非，他们是当时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推崇法治，申不害特别喜好谈君王取臣之术，所谓“术”，就是循名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韩非则综合了商鞅的“法”治，申不害的“术”治，慎到的“势”治，提出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王统治术，对后世影响很大。司马迁在《史记》中，把老子和韩非写入同一列传，称申不害、韩非皆“本于黄老而主刑名”，认为申韩的刑名法术之学同道家的无为而治的学说有一定的联系。

《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记述，北魏献文帝拓跋弘“好黄、老、浮屠之学，每引朝士及沙门共谈玄理，雅薄富贵，常有遗世之心”。当时皇太子拓跋宏刚5岁，因为年纪太小，于是就想把皇位禅让给自己的叔叔拓跋子推，拓跋子推沉雅仁厚，当时有很高的声誉。可群臣和宗室都不同意，有人甚至说，如果陛下舍弃太子，另立亲王，就要当庭自杀；有的说今后要以死奉戴太子，不知有他。最后，拓跋弘表示：“然则立太子，群公辅之，有何不可？”自然就把皇位传给了拓跋宏，是为北魏孝文帝，拓跋弘自己则去当太上皇了。《资治通鉴·宋明帝泰始七年》还说，明帝自己没有儿子，就把各亲王怀有身孕的姬妾秘密接到宫中控制起来，若生了男孩，就把生母杀掉，由他自己的宠妃认作儿子。立为太子的刘昱也不是他的亲生儿子，是他的妃子同嬖人李道儿生的，然后他收为养子，当时还年幼。明帝害怕自己的弟弟们篡权，就把他们一一诛杀了。《资治通鉴·宋明帝泰豫元年》又记载，宋明帝在自己病重时，“虑晏驾之后，皇后临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势，必为宰相，门族强盛，或有异图”，便派人把他毒死了。有一次他梦见有人告诉他说：“豫章太守刘愔谋反。”醒来后他就派人把刘愔杀了。

王夫之把北魏献文帝和宋明帝传位于子的方式放在一起评论，这就是前面“原文”引述的第一段。他认为，拓跋弘并不是真想把皇位禅让给叔叔拓跋子推，而是担心自己身后，儿子受制于拓跋子推，江山不稳，故用黄老的诡道诈术，欲取之而先予之，同时也试出群臣是真心拥戴年幼的太子的。在王夫之看来，北魏文献帝虽然做得狡诈，但还是“贤于宋明帝之贼杀兄弟”，就是说，黄老之术“贤于申韩也”。接着，王夫之提出，“黄老”之术的末流为“申韩”之术，前者“机诈”，后者“残忍”，其残忍的例子之一，就是宋明帝“贼杀兄弟”。毛泽东大概是不同意这个论点，认为“申韩未必皆贼杀”，他举的例子，是三国时的曹操、刘备、诸葛亮，一般来说，曹操、诸葛亮是推崇申、韩法术的，可划入法家之列。

《资治通鉴·梁武帝天监元年》所记萧衍篡齐，又别有一番景象。当时，萧衍已有受禅之意，著名文学家沈约和范云都猜到他的意思，先后劝进。沈约说得很白；“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物。士大夫攀龙附凤，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儿牧竖皆知齐祚已终。明公当承其运……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然后，萧衍让范云带沈约第二天再来。临别，沈约嘱范云第二天一定等他，结果第二天沈约自己先到萧衍处去了，萧让他起草自己受命登基的诏书，沈约从怀中取出早已写好的诏书和人事安排的名单，萧衍一个字都没有改动。不一会儿，范云从外面进来，还在那里等沈约呢，看见沈约从里面出来，才知他赶在自己前面进去了，便忙问：对我是怎么安排的？沈约举手往左一指，意思是当尚书左仆射，范云于是笑了，说：这才和我希望的一样。王夫之对这样的“干禄”“教利学利”的“俗儒”颇为痛恨，称“俗儒奉章程以希利达”，“若夫坏人心，乱风俗，酿盗贼篡弑危亡之祸者，莫烈于俗儒。”毛泽东是同意这个观点的，所以在批语中进而发挥说，万千个“俗儒”中没有一个“贤者”，“俗儒”不是真儒，乃是“伪者”；相反，他认为：倒是“过去法家之犹讲些真话”，这是俗儒、伪儒所不能比的。

梁武帝萧衍还以笃信佛教而出名。他创三教同源说，认为儒、道来源于佛教，附属于佛教。他早晚到寺庙拜谒，讲演佛经，吃素，还三次出家当和尚，群臣花钱四亿才把他赎回。政治上怂恿宗亲权臣乱来，散骑常侍朱异广纳货赂，欺罔视听，远近忿疾，由于善于阿谀，得到萧衍的信任，重用达三十五年之久。反复无常的侯景叛乱，一个借口就是要清除朱异，其实，两个都是残暴之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谈及梁武帝的有关史事时，提出佛老之学同申韩之术的联系，“犹鼙鼓之相应”，因为，佛老“虚寂之甚”，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只能一切靠“法”来“督责天下”，这样才能保证自己超脱“自逸”。结论是：“其教佛老者，其法必申韩。”毛泽东读至此，认为，不光信佛老要靠申韩之“法”术来维持，“其教孔孟者，其法亦必申韩”。看来，申韩的法家治术，在他的心目中，有特别重要的位置，在中国的历史上，无论是倡黄老还是尊孔孟，维持政治运作，都离不开申韩的法家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