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策略分析——袁枢《石勒寇河朔》的启示

［原文]

二月，石勒纂严，将袭王浚，而犹豫未发。张宾曰：“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今军严经日而不行，岂非畏刘琨及鲜卑、乌桓为吾后患乎？”勒曰：“然，为之奈何？”宾曰：“彼三方智勇，无及将军者。将军虽远出，彼必不敢动。且彼未谓将军便能悬军千里，取幽州也。轻军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虽有心，比其谋议出师，吾已还矣。且刘琨、王浚虽同名晋臣，实为仇敌。若修笺于琨，送质请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终不救浚而袭我也。用兵贵神速，勿后时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吾复何疑。”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杀主簿游纶，以其兄统在范阳，恐泄军谋故也。

——摘自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

——毛泽东读袁枢《通鉴纪事本末·石勒寇河朔》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97页）(www.xing528.com)

［解析]

袁枢（1131——1205），字机仲，南宋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初年，试礼部词赋第一，后累迁工部侍郎兼国子监祭酒，知江陵府。其《通鉴纪事本末》一书，给史籍著述开创了一种新规格。北宋以前，我国史书体例，不外编年、纪传两种，皆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读者如果要集中了解“一事之本末，原始而要终，则编年者患其前后隔越，纪传者患其彼此错陈”，因此很不方便。于是，袁枢根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的材料，“区别门目，以类排纂。每事各详起迄，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始于三家之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凡二百二十九目。包括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详具，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所未见也……盖枢所缀集，虽不出《通鉴》原文，而去取剪裁，义例极为精密，非《通鉴总类》诸书割裂扯挦者可比”。这就使每个历史事件的“前后始末，一目了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叙述上，融编年与纪传的特征为一体，给读者带来较大方便。

《通鉴纪事本末》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征淮南，总括1360余年的史绩，分类编为239个题目，凡42卷。毛泽东读的，是光绪戊戌年出的湖南思贤书局校刊的版本，在上面留下了不少圈画和批语。

《石勒寇河朔》这一节目中，记载了西晋时石勒杀王浚的有关情节。王浚字彭祖，晋惠帝时任安北将军，后任幽州都督。他生活奢侈，不亲躬政事，任用苛刻小人，滥杀无辜，更加上连年蝗旱灾害，民不聊生，处境不稳。这时，后赵的石勒强大起来了，想攻讨王浚却又心中无底，于是他先派人假装投降，给王浚送去许多礼物，以探听虚实，但仍十分犹豫，迟迟下不了出兵的决心。谋士张宾说：“夫袭人者，当出其不意”。你下不了出兵的决心，是不是怕刘琨和乌桓在后面袭击你呢？刘琨是西晋的并州刺史，幽州和并州是西晋当时在北方仅存的两个重镇。石勒回答张宾说：“是啊，我该怎么办呢？”张宾献策，这就是前面引述的原文。张宾对石勒与王浚、刘琨的力量对比，作了分析，指出：王浚和刘琨虽然都是晋臣，但相互间实为仇寇，我们可假装和刘琨修好，以讨伐王浚来报效他，然后轻军奇袭，打完王浚就回来，那时刘琨想来攻我也来不及了。毛泽东对这段分析逐字加了旁圈，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写下了“分析方法是极重要的”批注。

石勒接受了张宾的决策意见，遣使奉笺，送质于刘琨，自陈罪恶，请讨王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称己与猗庐方议讨勒，勒走伏无地，求拔幽都以赎罪”。毛泽东对这一段逐字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其后，石勒进攻王浚，王浚不听左右抗击石勒的劝告，反误认为石勒是来投降的，直到被石勒捉住才恍然大悟，终被石勒所杀。4年以后，石勒又攻败刘琨，消灭了西晋在北方最后的军事力量。事态的发展，完全和张宾的分析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