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大通元年,隶领军曹仲宗伐涡阳,魏遣常山王元昭等东援。前军至驼涧,去涡阳四十里。韦放曰:“贱锋必是轻锐,战捷不足为功。如不利,沮我军势,不如勿击。”庆之曰:“魏人远来,皆已疲倦,须挫其气,必无不败之理。”于是与麾下五百骑奔击,破其前军,魏人震恐。庆之还,共诸将连营西进,据涡阳城,与魏相持。自春至冬,各数十百战,师老气衰。魏之援军,复欲击垒于军后。仲宗等恐腹背受敌,谋退。庆之杖节军门曰:“须虏围合,然后与战。若欲班师,庆之别有密敕。”仲宗壮其计,乃从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庆之陷其四垒。九城兵甲犹盛。乃陈其俘馘,鼓噪攻之,遂奔溃,斩获略尽,涡水咽流。诏以涡阳之地置西徐州。众军乘胜前顿城文。武帝驾焉,手诏慰勉之。
——摘自李延寿《南史》卷六十一《陈庆之传》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
——毛泽东读李延寿《南史》卷六十一《陈庆之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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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之是南朝梁武帝手下出身寒门的著名将领,为人忠正耿直,有胆识,建有赫赫战功。毛泽东在《南史》卷六十一封面上用粗重的黑铅笔画了读过两遍的圈记。在目录“陈庆之”三字旁,画了两条着重线。在传记开篇的天头上,连画四个大圈,又用他苍劲的笔迹,醒目地标写着“陈庆之传”四个大字。在第一段介绍陈庆之生平的地方,毛泽东充满深情地写了上面的批语。文内许多地方,毛泽东又圈又点,画满了着重线,足见他阅读之专注和深情。
毛泽东一读再读的陈庆之,有什么事迹使他“神往”呢?《南史》本传记载:梁武帝普通元年(502),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梁,梁武帝派陈庆之去接应,又让他率军队护送豫章王综入镇徐州。魏10万大军抗拒,都被陈庆之挫败了。后豫章王投奔了魏,陈庆之及时地“斩关夜退”,保全了军队的实力。
大通元年,魏国大乱,北海王元颢来降,梁武帝派陈庆之护送他回魏国为帝。陈庆之又屡挫魏军。魏军将领丘大千以精兵七万,分筑九垒抗拒陈庆之,陈庆之从早到午仅半天的时间就攻陷了三垒,魏兵退。魏济阳王元晖业以两万人来救,被陈庆之击败,晖业被擒。魏又派出大量援军,据守荥阳。陈庆之军中很恐慌,他对众人说:“我等才有七千,贼众四十余万,今日之事,意不图存,须平其城垒。”在他鼓动下,战士们勇敢地攻下城池,入城后,又被围,陈庆之率精兵3000人大破之,魏军逃散降服。陈庆之护送北海王元颢以来,“十四旬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敌”。
陈庆之破关斩将所向无敌的战绩,充分体现了他的果敢机智和军事才能。《南史》作者李延寿用简洁生动的文笔刻画了陈庆之其人其事,再现了一场场威武壮观的战争场面。毛泽东对此用粗重的黑铅笔画着一条条着重线和曲线,流露出极大的关注。
陈庆之不仅是一名骁勇善战的武将,还是一位刚直不阿的政治家。魏北海王元颢即帝位后,荒于酒色,不理政事,听信谗言,对陈庆之很不信任。陈庆之不计个人得失,及时郭促北海王元颢不要放松军事。有人劝他:“将军威震中原,声动河塞,屠颢据洛,则千载一时。”陈庆之听后,严词拒绝,并将元颢有叛梁之意报告给梁武帝。在楚州击破侯景时,正值灾年,陈庆之开仓赈济灾民,八百多人上书为他树碑颂德。《陈庆之传》记载:“庆之性祗慎……俭素不衣纨绮,不好丝竹。射不穿扎,马非所便,而善抚军士,能得其死力。”毛泽东在这些记载处,也都画着着重线,非常重视。
毛泽东是政治家,同时也是军事家。1969年,毛泽东已是76岁的老人,远离战争年代也已20多年,万籁俱静,深夜读史,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他自己的这种经历,为陈庆之的事迹所引发,从而心驰“神往”古战场,产生“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共鸣,这是毛泽东读史为一般人所难以产生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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