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略)
读历史的人不一定是守旧的人。
——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06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解析]
除了用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观点和方法来读《二十四史》外,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结合现实、立足现实实践的需要来读。借古喻今,借史明理,是读活《二十四史》的重要表现。毛泽东读史,向不为史累,而常常是顺手拈来一些史实,以说明当前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印证和评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给人们提供一些思路。详细情况,我们在以下条目中具体叙述,这里,我们仅举若干例子,大致领略一下毛泽东借古喻今,借史明理的情况。
1938年,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建立后,在统一战线内部,特别是国民党政府同广大的主张抗日的各阶层民众之间,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仍有分歧。这时,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谈到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时,他说:中国历朝以来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正当的,另一条是不正当的。如果朝廷里是贤明皇帝,所谓“明君”,那就会是忠臣当朝,这就是正当的,用人在贤;昏君,必有奸臣当朝,是不正当的,用人在亲,孤群狗党,弄得一塌糊涂。宋朝徽、钦二帝,秦桧当朝,害死岳飞,弄得山河破裂。历来有这两条路线。组织路线,即干部政策,是随着政治路线改变的。我们要讲正派路线,反对历朝的不正当路线,一句话,就是老老实实,用老老实实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www.xing528.com)
1959年8月1日,在庐山会议期间的一次谈话中,批评有些人在工作中的一些重要决策不向上级请示汇报时,毛泽东说,封建时代,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因相隔太远。遇紧急措施,专之可也。马援打常德五蛮、水苗,年老了,一定要打,害了病,毫无办法,少数民族厉害得很。汉兵无纪律,内部矛盾,将领之间,硬无办法,只好妥协。用皇帝诏书宣抚,讲和,赦免。洛阳太远,假传圣旨。这种事可作,所谓矫诏。对此,历史学家有各种评论,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没有可能请示时,可以矫诏,用上级命令的名义。毛泽东举马援“矫诏”的例子是要说明:在封建时代,由于交通和通讯不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可以的,但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应该随时请示。况且,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
1964年11月26日,在听取西南三线工作汇报时,毛泽东谈到要统一领导,接着说:历史上领导多头总是要失败的。太平天国的时候,洪秀全回了一趟广东,杨秀清说他回到天国了。洪秀全回来时,将领们都是拥护杨秀清的。其实那时杨秀清更年轻有为些,洪秀全应该服从杨秀清的领导。但洪秀全是创教者,是领袖。两权对立,所以失败了。
毛泽东对朱元璋起事过程中提出的“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策略,很是注重。1953年2月在南京游紫金山时,陪同的陈毅讲了当地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毛泽东接着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朱元璋的高筑墙大概是指加高加固城墙,以增强防卫的措施。其后代也承其遗志,将长城的土墙加固成砖墙,并增设了许多烽火台。我们知道,在7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从而成为当时全民备战的两个基本口号。这显是从朱元璋的策略中发展而来的。
毛泽东读史,也注意一些经济措施方面的内容,有时也用以比托今天的经济政策。
例如,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曾说到:《史记·项羽本纪》说,刘邦同项羽打仗的时候,萧何曾经实行“耕三余一”的办法,即男子从21岁到23岁,在家种三年地,有了粮食积蓄,到24岁出去当兵。那个时候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是因为地多人少,土地肥沃。现在我们的东北,有些地区也还可以种两三年地,多余出一年的粮食来。但是,全国现在很难做到“耕三余一”,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问题值得研究一下。
毛泽东大概要算二战以来各国领导人中最喜欢读史,也读得最多的一位。不仅中国历史他熟悉得如数家珍,就是外国历史他也十分喜欢读。但是毛泽东并非史学癖,也不是一个历史学家,他读史,除了个人口味上的倾向而外,主要是为了以古鉴今,从古代汲取今日建国治国的经验教训。应该说,这是毛泽东的一个长处或优势。他时常能从历史中获得灵感,从而提出适合今日需要的对策;也能从古人的失败中得出教训,以免今日重蹈覆辙。但是,这又是毛泽东的一个缺点,就是,他由于过多了解传统,常有意无意之间会受到传统阴影的影响,对现实问题产生一些误解,从而影响了他对时局的正确评估,也影响了党内的民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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