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树一帜的历史唯物主义学术成果：任继愈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

［原文]

东汉到隋唐，将近一千年的漫长时期，我们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可以看到，佛教虽有它自己的思想体系，但它自从传到中国那一天起，一直是按照中国当时封建地主阶级社会的解释和需要来传播其宗教学说的。汉代的佛教在中国被理解为道术的一种；魏晋的佛教被理解为魏晋玄学的一派；隋唐时期……在中国广泛流布的不是生搬硬套印度经院哲学的法相宗，而是经过中国自己引申发挥，甚至在印度佛教学说中很少有根据的一些宗派（如天台、华严，特别是禅宗）。

如果说这是规律，我们应该说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体现。

（1）佛教是唯心主义的宗教体系。它是通过唯心主义的理论的论证以达到信仰的目的。它中间的逻辑分析、辩证法观点也相当丰富。作为思想资料的仓库，还大有可以发掘之处……

（2）……佛教哲学不搞清楚，对于中国哲学史中间（魏、晋、南北朝、隋、唐）近八百年的思想斗争也会讲不清楚。而且佛教哲学对宋、明理学有直接的影响。

（3）中国唯物主义与无神论经常并肩前进，它与唯心主义、宗教迷信思想作过长期斗争……为了正确地阐明中国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作为它的对立面的佛教哲学思想也要摸透。

——摘自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

——摘自毛泽东1963年12月30日在一个文件上的批语（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4——5页，三联书店1986年版）

任继愈，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讲唐朝佛学，不触及以后的佛学，说明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里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出人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www.xing528.com)

［解析]

任继愈（1916——）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和宗教学家。1963年，他将自己于1955年到1962年发表的关于佛教思想的论文，结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交由三联书店出版。共7篇：《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1962年）、《南朝晋宋间佛教的“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1955年，与汤用彤合著）、《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1960年）、《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1961年）、《禅宗哲学思想略论》（1955年）、《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1955年）、《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1962年），此外，还有几篇附录：关于《物不迁论》（附今译）、关于《般若无知论》（附今译）、关于《神灭论》（附今译）、关于《杜阳杂编》（附今译），以及《汉——唐佛教简明年表》。这些文章，厘定出汉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各宗派的特征，特别是作者自觉的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指导自己的研究，这从我们前面引述的几段原文，即可知道，它确实代表了当时佛教思想研究的水平。它们陆续发表时，毛泽东间或读过，1963年又结集出版，自然引起毛泽东的重视。

毛泽东重视宗教思想特别是在中国有重要影响的佛教思想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比如，在毛泽东看来，首先就缺少可意的研究机构和刊物。在1963年12月30日的那个批示中，他还批评了当时的《现代佛学》这个刊物，认为它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看来，毛泽东平时较注意阅读这个刊物。另据周谷城回忆，1965年毛泽东在上海西郊一个旧式别墅召见他时，他们谈到了哲学史研究，毛泽东说：“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了。”周谷城说：“胡适之的白话文学史，也只写了一半，就没有下文。”毛泽东又谈到：“中国佛教史没有人写，也是一个问题。”

毛泽东肯定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的文章，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注意把佛教思想放到哲学史上的位置上来研究，在批示中，毛泽东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在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引申了这个观点，即唐代禅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认为这个影响是“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禅宗把佛教从“彼岸”世界引向“我心即佛”，本是从客观唯心论到主观唯心论；宋明理学借取禅宗的认识论，来倡明凌驾一切之上的“道”、“理”、“本”，与物质性的“人欲”等对立，这就是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独宋明理学，唐以后的其他哲学派别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禅宗影响。这个观点，任继愈在《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禅宗哲学思想略论》一文中便有过阐述。他说：“经过了唐末五代，北宋时期的大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和王安石都是出入于佛老，利用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泛神论思想……最后形成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也有一些唯心主义者，谨守禅宗的唯心主义观点，扬弃了禅宗的僧侣宗教生活，而吸取了它的僧侣主义，形成了直接为世俗地主阶级服务的唯心主义理学，如程颢、程颐、陆九渊、朱熹、王守仁都是这一派人物的代表。还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利用禅宗所倡导的不信权威的口号，敢于正面攻击封建正统思想的权威，相信自己的理性，如明末进步思想家李贽就是从左的方面批判继承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看来，毛泽东对这段话的印象很深。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他还说过：研究哲学，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并由此上溯，称柳宗元是“出入佛老，唯物主义”。

重视佛教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是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接受了的观点。1913年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写的听课和读书笔记《讲堂录》里，青年毛泽东郑重写道：

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

在这里，把隋唐佛教思想视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独立的“发达期”来肯定，而宋代开启的理学和心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才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三个“发达期”的。所谓“由佛而返于六经”（六经即儒家经典），与毛泽东后来说的“出入佛老”的意思非常接近。

任继愈研究汉唐佛教思想，同他主编《中国哲学史》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在其《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一年以后，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于1964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册主要研究隋唐至明代的哲学思想，其中专辟两章论“隋唐佛教宗派哲学”，实际上是《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的研究成果的又一种表达形式。毛泽东让人找来这本书读了，并在第五章第一节“华严宗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留下了批语和圈画。从中可看出毛泽东对任继愈佛教研究成果的欣赏所在。

书中第62页说：“仅仅从个别与一般有内在联系来看，华严宗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但是唯心主义的颠倒的立足点使他们不愿承认个别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更关心于脱离具体事物的‘联系’（缘），他们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联系绝对化，甚至抹杀‘个别’的存在。他们所谓关系（缘）只能是把客观事物排除在外的关系，所以是唯心主义的。”这段话指出了佛教华严宗所说的“缘”（即人们常说的“缘分”）的唯心主义实质，在于它脱离个别的、客观的事物在发生联系的时候，所具有的这样或那样的逻辑因果性，从而把事物间的联系抽象化、绝对化了。这个分析，是有相当深度的。

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旁边批道：“何其正确”。同时，他还在文中“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下面画了曲线；在（他们更关心于）“脱离”（具体事物的）“联系”（缘）下面画了一道着重线；在“把联系绝对化”下面画了两道着重线。这些，便是毛泽东很欣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