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学解决生活问题，中国有自然科学，毛泽东推崇自然科学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有人认为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然科学，这是不对的。中国自有人类生活以来都要吃饭，要吃饭就要进行生产，就有自然科学的萌芽，后来并逐渐发达，不过过去没有把自然科学发展成为一个体系罢了。

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马克思主义包含有自然科学，大家要来研究自然科学，否则世界上就有许多不懂的东西，那就不算一个最好的革命者。

——摘自毛泽东1940年2月5日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69、270页）

［解析]

毛泽东读自然科学论著，常常立足于哲学或政治方面进行发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已列专条论述。但这并不是说，他不曾想过熟悉这个领域的某些知识。目前尚未发现这方面的专业性较强的批注，但有些谈话可以表明他读过一些自然科学论著，力求深入进去。

1941年1月31日，给远在莫斯科的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写信时，毛泽东特别叮嘱：“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

在为儿子指导人生方向时，毛泽东的价值取向是明确的：在政治与科学两者之间，搞政治要以学科学为基础；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选择上，先以学习自然科学为主，然后再学社会科学。

1921年，新民学会在长沙开新年大会，在讨论会友个人的学习计划时，毛泽东说：“觉得普通知识要紧，现在号称有专门学问的人，他的学问，还只算得普通或还不及。自身决定三十以内只求普通知识，因缺乏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的基础科学的知识，想方设法补足。”反映出他对自然科学的渴求。(www.xing528.com)

毛泽东说这番话时是28岁，离“三十以内”还有两年。现在很难说清那两年中他在多大程度上挤出了学习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的时间。因为那是在革命创业阶段，他担负着紧张而繁重的工作，首先是建党工作，使得他不得不在读书方面继续作出“最痛苦的牺牲”。然而，毛泽东仍尽可能挤出时间从书籍报纸中了解一点世界自然科学学术思想。他曾对旧友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允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他抽空钻研过农业、机械、化学、水文、气象、地质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尤其对生命科学、天文学、物理学、土壤学都表示过兴趣。到了晚年，还雄心勃勃计划带队骑马去黄河源头考察。

1963年，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一文在我国翻译发表，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赞赏坂田昌一关于基本粒子并不是最后不可分的观点，并引申到宇宙的无限：宇宙从大的方面是无限的，从小的方面也是无限的。现在，基本粒子有更深层次的结构，在物理学界已得到公认。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格拉肖，在第七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回顾物理学家们逐层深入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之后说：“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

1991年9月27日《书刊导报》记载了一段杨尚昆回忆毛泽东学习自然科学的话：“他把中学物理、化学实验的仪器买来摆在寝室外面。过去曾在中南海瀛台搞过一些展览，例如机械方面的等等，他都亲自去看。他不只是参观，还找有关的书来学习。他的求知欲是没有止境的。有一次他外出的时候，李烛尘陪着他，他就跟李烛尘学化学，谈起硫酸的分子式，当时我在旁边，毛主席记得很多的化学分子式。”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回忆：一天徐涛和毛泽东散步聊天，毛泽东边走边说：“我在湖南读师范的时候，喜欢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读得不多，还得补课。”徐涛说：“我正相反，自然科学的书读得多些，社会科学的书读得太少，现在也得补课。”“我们以后多聊点自然科学么。”毛泽东兴致勃勃地问：“你说石油是怎么开采的？怎么提炼？都有哪些用途？”徐涛尽自己所知一一回答。毛泽东总是不满足，越问越细，终于问得徐涛张口结舌，喃喃地说：“哎呀，我也说不上来了，得去查查书。”毛泽东笑了。徐涛发现，每次聊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只要他被难住，毛泽东便流露出孩子气的天真与得意。在这种时候，毛泽东会不断提出新问题。煤炭、钢铁冶炼、化工、无线电，什么都问。徐涛答不上来就回去查书。重新武装好，再找毛泽东聊。旧问题答了，更深一层的新问题便又提出来，有时还让徐涛写成文字交给毛泽东看。渐渐地，徐涛发现自己读的书，毛泽东也在看，所以提出的问题越来越深，徐涛武装半天仍要被毛泽东难住。这一来，徐涛不得不更多更细地读书。终于，有一天徐涛忍不住说：“主席，您是有意考我吧？”毛泽东笑了，拍拍徐涛的后背：“哪是考你哟！你在帮助我读书，帮助我增长知识。现在搞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还要搞第二个，第三个，不学点自然科学不行哩。”

地质学家李四光的孩子李林回忆说：“1964年2月6日中午，父亲接到一个电话，说要他立刻去中南海。父亲匆匆吃完午饭就去中南海了。一位在门口等他的同志把他领进毛泽东的卧室。竺可桢和钱学森两位同志也先后到了。毛泽东请他们坐在自己的床边，亲切交谈。他们就天文、地质、尖端科学等许多重大科学问题广泛交谈了三四个钟头。我父亲回来告诉我说：‘主席知识渊博，通晓古今中外许多科学的情况，对冰川、气候等科学问题，了解得透彻入微。在他的卧室里，甚至在他的床上，摆满了许多经典著作和科学书籍，谈到哪儿就随手翻到那儿，谈的范围很广……”

1969年5月19日，毛泽东又同李四光谈了一个小时左右的话，也涉及到自然科学问题。李林回忆：“父亲高兴地讲，毛主席和他在休息室谈了1个多小时的话。这短短的1个多小时，毛泽东和父亲谈了多少亿年间的事情——从天体起源、地球起源，谈到了生命起源。谈到太阳系起源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不大相信施密特，我看康德、拉普拉斯的还有点道理。’毛泽东对我父亲说，他很想看看我父亲写的书，希望我父亲找几本书给他，还请我父亲帮他收集一些国内外的科学资料。毛泽东说，我不懂英文，最好是中文的资料。”

“主席想要读哪些方面的资料呢？”我父亲问。

“毛泽东用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大圈，说：‘我就要你研究范围里的资料。’”

“第二天，按照毛泽东的嘱咐，我父亲就请秘书同志帮他找书。他想：主席这么忙，总不能把我写的书统统送去请他看，应该选一两本有代表性的作品送上去。经过一番仔细的挑选，父亲先把《地质力学概论》一书和《地质工作者在科学战线上做些什么？》这篇文章送给毛泽东审阅。然后，立即着手开始收集毛泽东所要的资料。为此，他看了许多外国资料和书。有一次，他指着一些大本大本的书对我说：‘这些书的内容太烦琐，还有一些是错误的，怎么好一股脑儿都端给毛主席呢？’”

“为了节省毛泽东的时间，让他能少消耗一点精力就可以看到需要看的东西，我父亲决定自己整理一份资料，把地质学说中当时的各种学派观点都包括进去，再加上自己的评论，阐明自己的观点。他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要写的资料基本上整理完了，一连写了7本书。每写完一本，父亲就让秘书同志马上送到印刷厂去，用大字排版，然后拿回来亲自校对。这7本书印好之后，定名为《天文、地质、古生物资料摘要》，送给了毛泽东。”

1973年夏会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时，毛泽东又十分有兴趣地同他讨论基本粒子的结构问题，使杨振宁感到很惊讶。他回忆说：我觉得毛主席对物理学的兴趣确实是浓厚的。我估计他在哲学方面的兴趣同他对于我们想在实验室里弄清楚的东西的了解和好奇心有关系。我们的谈话涉及到许多方面。比如，他告诉我，中国古代哲学家也曾推测过物质的结构，他还引了一些古典著作中的话，我很乐于了解这些著作，因为我原先还不知道有这些东西。谈话间，毛主席问我：“在你们的领域里对‘理论’这个词和‘思想’这个词是如何用的？”啊，我可未曾想过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因此我不得不想一想。经过一番思考之后，我作了一个未能说清问题的答复。接着我们就讨论这两个词在日常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以便同它们在物理学学术方面的含义作比较。这两个词的含义的区别是细微的，这次讨论没有得出任何具体的结论，但是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毛主席还同我讨论了不同程度的概念问题，并非常仔细地把他要用的每一个词句都用得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