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掘的坟墓——浅析中庸思想与辩证法

［原文]

同一性可以从三个意义上来了解：

（一）互相依赖……

（二）互相渗透的关系上的，即是说，一事物本身，就包含着或者发生着与自身对立的作用，如资本家要发展自己，就不能不同时产生无产阶级发展的作用。速决战发生持久战的作用。日本侵略中国就不能不产生唤醒中国的作用……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坟墓都是自己掘的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1页）

［解析]

艾思奇在《研究提纲》中论述矛盾同一性的含义时认为，事物自身包含着与自身对立的作用，并且举了若干例子来说明这一观点。毛泽东在这段论述旁边，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坟墓都是自己掘的。”这句话看起来很通俗，但哲理是深刻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事物内部的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旧事物的灭亡，新事物的出现，既不是神的意志，也不是哪个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客观事物内部矛盾发展变化的结果，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成熟，无产阶级也产生和发展起来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无法解决，无产阶级必然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造就了它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事物在其发展中，必然因其内部产生的新的、合乎事物规律和发展趋势要求的因素逐渐成长壮大而逐步走向灭亡。这是唯物辩证法的一个极简单而重要的道理。中庸思想反辩证法（读艾思奇《哲学选辑》）[原文]辩证法要反对两种对于自己的曲解：诡辩论和折衷主义。诡辩论就是把否定的方面夸大，把肯定就认作否定，把同一性看成对立性的曲解……

折衷主义是把肯定和否定同等看待，是一种“模棱两可”的思想……(www.xing528.com)

中国的中庸思想，被一部分人曲解为折衷主义，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它肯定质的安定性，而不是把肯定和否定平列看待。

——摘自艾思奇《哲学选辑》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他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他只是辩证法的一要素，如同形式论理之同一律只是辩证法一要素一样，而不是辩证法。

中庸主义包括了死硬派和折衷派两种思想。当其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这是同一律，也就是死硬派思想。当其畏首畏尾于过程正反之间成为排中律的反面之唯中律，代表两端间的过渡形态时，他是折衷主义。当新势力与旧势力斗争激烈而胜负未分时，往往出现这种折衷主义。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80页）

［解析]

毛泽东在读艾思奇《哲学选辑》的批注中对“中庸”的看法是引人注意的。“中庸”是传统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中，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庸，即常。中庸，即中正平和。《论语·雍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就是说，立身行事，应随时合乎中道，节制情感，以达到中和的境界。孔子在论述中庸时，还表现了下述看法：在矛盾问题上，主张承认矛盾，但要采取“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以及“和而不同”的方法来调和或解决矛盾。在历史观上，主张坚持常道不变，但也主张适当作一些局部的改良，使变不失其常，执常以应变。尽管中庸思想在相对地协调、平衡事物相反相成的矛盾双方问题上有合理成分，但在总体上看，是形而上学的。特别是经过子思和宋明理学的发挥，“中”与“和”被夸大为宇宙中最根本的法则。“中庸”思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主张安于现状、不求进取，反对变革。但在对中庸的认识上，人们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很正常的。艾思奇在《哲学选辑》的附录二“研究提纲”中曾认为，中庸思想中的精华是辩证法的，不是折衷主义，并认为有人把中庸思想说成是折衷主义是不妥当的。当然，艾思奇还认为，中庸思想中也有形而上学的缺点，即不了解量变可以引起质变的道理，把事物的量变即在一定质的范围内，人的行动不能过又不能不及绝对化了。毛泽东则不同意艾思奇对中庸的看法。他在前面曾批注道：“中庸思想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是孔子主义即儒家思想的基础。不是‘被人曲解’，它本来是这样的。”（《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64页）毛泽东认为，中庸思想只知道量变，害怕事物的质的变化；它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毛泽东称之为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用以维护封建制度。中庸思想有某些辩证法的要素，如同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可以被辩证法所包含一样，但总体上看，它不是辩证法的。毛泽东进而分析道，中庸思想，就其反对事物质变，肯定质的绝对安定性时，是死硬派思想（即否认事物的发展和质变）；就其既反对“过”，又反对“不及”，主张唯有中道才是最好时，是折衷主义的。特别是在新旧势力斗争激烈，胜负未分之时，这种中庸思想往往出现。

毛泽东在这里的批注的观点，同1939年2月他在致陈伯达信中对中庸的评价有些差别。他写道：“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的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过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其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毛泽东还认为，中庸思想“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作为“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5——149页）。毛泽东在这里主要是分析了中庸思想中的某些合理的成分，而在读艾思奇《研究提纲》时的批注，则是从总体上对中庸思想作了评价，主要批评了中庸思想的形而上学性，也肯定了其中有合理的因素。如果我们把这封信中的思想同毛泽东在读艾思奇《研究提纲》的批语综合起来，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是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的。这两处对中庸思想的评价，从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后面的评价则更为全面和准确。把这两者联系起来，则可以更好地了解毛泽东对中庸思想的看法。中庸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的重要内容，学术界至今尚无一致的看法。对它的研究和探讨还将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