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抽出革命的内容,从具体的现实分离了的那种带有少数派色彩的观念论者之抽象的命题,根本上是以托洛茨基主义者所说的话为其特征的。完全无视具体的历史的情势,放出与实在的现实无关的抽象口号,这正是托洛茨基主义者的特征。由于这一点,托洛茨基在实践上就跳过必然的发展阶段(1905年托洛茨基的口号“废止俄皇、劳动者政府”,以及第十四次党大会时代的过渡工业化等等),因而在理论上把马一列主义原理公式化(他们不适合于实在的现实的、机械的、全然从外面的去应用马一列主义的原理)。
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该事物应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www.xing528.com)
——摘自毛泽东读艾思奇《哲学选辑》批注(见《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12——313页)
[解析]
《哲学选辑》这部分内容批判托洛茨基主义脱离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把马列主义公式化的错误。托洛茨基在1905年曾提出“不断革命论”。认为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是不间断的;认为在无产阶级统治初期,不仅要侵犯封建所有制,而且要最深刻地侵犯资本主义私有制;认为一国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这些观点,脱离了俄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不发达国家如何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际,脱离了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间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否认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又否认了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他的观点不是把马列主义同俄国和时代的实际内在地结合起来,只是从外面去应用马列主义。2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主张加速工业化,主张先工业化后集体化,反对边工业化边集体化或先集体化后工业化的道路,认为离开马克思主义关于只有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才能帮助农民在集体主义基础上改造农业的原理,是修正主义。这时他又表现了一种脱离实际,教条式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错误。
在中国革命中,王明等人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公式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曾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损失。毛泽东“不管事物内部情况,将马克思主义原理硬套在事物上,说该事物如何如何。这就是‘全然从外面去应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批语,实际上也是对中国革命中的教条主义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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