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范文澜解读《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原文]

经是封建统治阶级在思想方面压迫人民的重要工具。统治阶级要巩固自己的政权，必需一套“天经地义、万古不刊”的“永恒真理”来证明自己的不可动摇……

经学发展的史实，充分证明一部经学史，就是一部经学斗争史。它有内部斗争（汉宋斗争，今古文斗争，程朱陆王斗争等等），有对外斗争（儒与杨墨斗争，儒道斗争，儒佛斗争等等），斗争方法：（一）迎合统治阶级，发挥适合君长利益的理论，掩蔽抹煞近乎危险的言辞，例如三纲三从五行五常之类，尽量发挥；易传里原始辩证法，诗书天听民听，天命靡常，左传揭破鬼神迷信，孟子直陈民贵君轻，凡是带有革命性的全被阉割歪曲，这样取得统治阶级的尊信。（二）采取对方的长处，来改造自己的短处，例如西汉今文学采取刑名阴阳五行，南学采取老庄，宋学采取佛道两教，夺对方武器战败对方是经学发展的主要规律。

我们怎样来批判经学呢？第一，经本身是古代史料（六经皆史），汉学系经学把它发展了，因此汉学系经学堆积起巨大的古代史料。（如经书里包含古史传说，大小戴礼记讲古制度，及世系之类。）宋学系经学把经学发展为唯心派哲学，因此宋学系经学堆积巨大的唯心派哲学史的材料。新汉学系统学从考据方面发展，古代制度文物，经考据学者的研究，艰深难解的古书，大体可以阅读……把封建统治工具的经学，改变成科学的古代社会史古代哲学史的原料看，它自有很高价值存在……第二，经学里多少含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还有些封建统治阶级的“嘉言懿行”，按其本质是反动的，如果转植到无产阶级文化中来，一样可变为有用。

——摘自范文澜《中国经学史的演变》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文澜同志：

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

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敬礼！

毛泽东(www.xing528.com)

九月五日

——毛泽东1940年9月5日致范文澜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3页）

［解析]

1940年1月，历史学家范文澜（1893——1969）到延安，在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持工作，并研究中国经学史。同年6月21日，由毛泽东于1938年9月倡议成立的延安新哲学会召开第一届年会首次会议，毛泽东、张闻天、朱德都出席了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充分肯定了新哲学会两年来的工作成绩，并指出：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我们注意太不够。张闻天在讲话中进一步要求新哲学会今后加强与反唯物辩证论的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

这次年会随后举行了多次学术讲演，其中就有范文澜的关于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泽东也多次去听讲。事后，范文澜把自己的讲演提纲呈交毛泽东，毛泽东读后于9月5日写了上面这封信。这个提纲经作者整理后，连续发表于同年10月25日和11月25日出版的《中国文化》杂志第2卷第2、3期上面，标题为《中国经学史的演变——延安新哲学年会讲演提纲》。全文2.8万余字，分为绪言、汉学系————孔子到唐、宋学系——唐到清、新汉学系——清到“五四”、总结5个部分，较为清楚地抗理了经学的发展脉络和不同阶段的特征。

所谓经学，简言之是指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儒家经典有“五经”之说，即《诗经》、《尚书》、《仪礼》、《周易》、《春秋》，战国时尚有“六经”之说，加一《乐》，或说秦始皇焚书后《乐》亡佚，或说《乐》本不存，包括在《诗经》、《仪礼》之中。“五四”运动以前2000多年里，学人以名列儒林为荣，著述以敷赞经义为贵，遂成封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传统，且派别繁杂、训解浩繁，是维护和宣传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理论依据，但其中也不乏有价值的思想观点。

毛泽东说范文澜的这篇文章是“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的“头一次”，首先是因为它分别阐述了经学的阶级实质、发展规律，辩证地分析了它的历史价值和我们对它的基本态度，这从前面所摘引的几段即可体会得到。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这篇文章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即有利于反对复古反动的思想斗争。

经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即已式微，但不时也沉渣浮起，特别是抗战爆发后，一些人打着民族主义的口号，泛起复古，出现一股思想逆流。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后改为《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得很明确：“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这类文化同帝国主义文化“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为此，我们必须“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别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1940年1月范文澜到延安时，毛泽东正在修改这篇著名文章，并于同年2月发表在《中国文化》杂志创刊号上面。范文澜写《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便是以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为指导的，其“总结”部分直接引用《新民主主义论》的几段论述对全文的观点进行概括。诸如，文章说毛泽东关于“五四”以前资产阶级的“新学”同封建复古思想的斗争及其在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文化的联合反攻下的失败命运的论述，“显示了中国文化演变的实质，经学历古也证明这个论据的正确康梁领导的今文运动……就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同盟军打得落花流水”文章在引用毛泽东关于“五四”后的新文化蓬勃发展的论述后又说：“这个论据，在经学方面也毫无疑义的证实它的十分正确。”“那些服务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剽袭些汉学或宋学的陈言腐义”，“利用各种方法来提倡”，但“丝毫不起预期的作用”，相反，共产党领导的新文化虽然受到种种压迫，“依旧风起潮涌，受到青年们的无限欢迎”。

毛泽东在信中还提出，越对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胡适，以及廖平、吴虞、叶德辉这些近代经学家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中国经学史的演变》辟有“山穷水尽的经学——鸦片战争以后”一节，专述以康有为、梁启超、廖平等为代表的今文学派同以俞樾、孙贻让、刘师培、章太炎为代表的古文学派的分歧，批判了双方的缺陷和错误，即保存国粹的守旧和以古证今的改良，指出他们都不可进免地走向了死路。此外，也论及了胡适、吴虞、梁漱溟诸人。这些批判和分析，在某些方面实现了毛泽东于1939年2月22日读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提出的要求：对康、梁、章、胡这些近人“整个思想系统上的错误的批判……须在另一时间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