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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思想中的过犹不及”反对极端思维方法

时间:2023-05-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关于这“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摘自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三)中庸问题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陈伯达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中,从认识论的角度肯定了“过犹不及”的命题,并认为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很大的功绩”。

孔子思想中的过犹不及”反对极端思维方法

[原文]

孔子认识论上曾有关于“质”的发现。孔子说:“过犹不及”。这就是说:一定的“质”就是含有一定的“量”的,是包含在一定的“量”之中,“过”了一定的“量”,或者“不及”——定的“量”,就都是不合于一定的“质”。这“质”用孔子的话来说,就是所谓“中庸”。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关于这“过犹不及”之“质”的发现,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很大的功绩。

——摘自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三)中庸问题

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一定的质含有一定的量”(不如说“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是对的,但重要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它异质,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在此。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朱熹在“舜其大知”一节注道:“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摘自毛泽东1939年2月20日致张闻天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5——147页)(www.xing528.com)

[解析]

中庸,是孔子提出的一个道德范畴,“过犹不及”是对它的具体解释之一。有一次,子贡问孔子:师(子张)与商(子夏)哪一个人好些?孔子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然则师愈与?”(那么是不是子张比子夏好呢?)孔子又说:“过犹不及。”即过了头与未达到是一样的,也不好。因此,孔子在人格道德上所追求的是中庸之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就是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庸”即平常、常道。作为行为规范,达到“中庸”的方法,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即掌握各种议论的两种极端,选择适中的办法。当然,孔子提出的“中庸”,并不是没有原则的折衷调和,“礼所以执中也”,即以“礼”为衡量的标准。以上观点,见于《论语》和《礼记·中庸》。

陈伯达在《孔子的哲学思想》中,从认识论的角度肯定了“过犹不及”的命题,并认为这是孔子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个很大的功绩”。毛泽东读后同意这个评价。因为孔子的中庸观念及“过犹不及”虽主要是道德范畴和道德命题,但它又包含着执两用中的辩证的思维方式,确有其合理因素,“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为了更明确地理解中庸观念所包含的“过犹不及”的辩证法内容,毛泽东引了朱熹编注的《四书集注》中的大段解释。陈伯达在发表稿里把这些引文都加了进去。

毛泽东是以辩证法中的质量互变原理为指导,来对中庸观念的“过犹不及”命题进行新的解释的。他认为中庸的内涵是要求人们“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事物的发展变化包括量变和质变两个阶段。当一个事物处于量变阶段时,其质不变,这就是事物质态的“安定性”;当一个事物经历质变阶段后,它便转化成了另一个事物,所以事物质态的安定性又是“相对的”。在毛泽东看来,“过”与“不及”就是混淆了不同事物或不同阶段的质的区别。“过”,就是当事物处于量变阶段,未实现质的转化,它与未来的那个事物还有质的区别时,便“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入别的状态了”。“不及”,就是这个事物已经发生质变,成了新的事物,仍然“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毛泽东进而用现代观念对“过”与“不及”的实质作出新的解释:一个是急躁冒进,“左”倾;一个是顽固守旧,右倾。由于“中庸”的本意就是既反对“不及”,又反对“过”,毛泽东便从中引申出“过犹不及”这一传统命题的现实意义:“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的思想方法之一。”此外,毛泽东还指出,作两条战线斗争的“目的”,是从事物的量上去找出并确定那一定的质,为之设立界限,使之区别于其他异质。也就是说,反“左”和反右,都要有个标准,都需要确立一个标准。由于一定的质被包含于一定的量之中,事物的量发展到了关节点、就会引起质变,因此,确立标准,就是要从事物的量的发展变化中抓住那个引起质变的关节点,即毛泽东说的“设立界限”。而孔子提出的以“礼”为标准的中庸观念,恰恰是“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已说的意思为多”。这个批评是中肯的。

需要指出的是,大约半年以后,毛泽东在阅读艾思奇编的《哲学选辑》所作的批语中,对中庸思想的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认为它“本来有折衷主义的成分,它是反对废止剥削又反对过分剥削的折衷主义。”又说:“中庸思想是反辩证法的,它知道量变质,但畏惧其变,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维持旧质不使变化,这是维持封建制度的方法论。”这就从政治上,又从理论上基本否定了中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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