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中灵活用兵：制胜关键

［原文］

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敌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佚待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无邀正正之气，勿击堂堂之阵，此治变者也。

——摘自《孙子兵法·军争篇》

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而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

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摘自《孙子兵法·虚实篇》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如果进攻之敌在数量和强度上都超过我军甚远，我们要求强弱的对比发生变化，便只有等到敌人深入根据地，吃尽根据地的苦楚，如同第三次“围剿”时蒋介石某旅参谋长所说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又如“围剿”军西路总司令陈铭枢所说的“国军处处黑暗，红军处处明亮”之时，才能达到目的。这种时候，敌军虽强，也大大减弱了；兵力疲劳，士气沮丧，许多弱点都暴露出来。红军虽弱，却养精蓄锐，以逸待劳。此时双方对比，往往能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或者敌军的绝对优势改变到相对优势，我军的绝对劣势改变到相对劣势，甚至有敌军劣于我军，而我军反优于敌军的事情。江西反对第三次“围剿”时，红军实行了一种极端的退却（红军集中于根据地后部），然而非此是不能战胜敌人的，因为当时的“围剿”军超过红军十倍以上。孙子说的“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就是指的使敌疲劳沮丧，以求减杀其优势。

——摘自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08——209页）(www.xing528.com)

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摘自毛泽东1938年5月《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第493页）

［解析］

孙子是一位军事家，又是一位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往往是以军事概念和范畴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军事和哲学水乳交融。孙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战略战术原则中。在战略战术原则上，孙子强调三点：一是强调机动灵活。认为“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要针对不同的敌人，采用不同的作战方法战胜它。二是善于避实击虚。认为“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去虚”。要“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攻击敌人要拣虚弱的地方打，这样才容易获胜。在部署具体作战计划时，可采用“以十攻一”的打法，即“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三是力求掌握主动。认为“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要能在战场上左右敌人而不为敌人所左右，“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地给敌人以攻击。

毛泽东把上述孙子战略战术原则中关于动与静、实与虚、主动与被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经过革命改造，汲取到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之中。在我国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十分重视主动性和灵活性。认为主动性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灵活性是实现作战主动性的保障。他说：“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论持久战》又说：“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这就把主动和灵活问题提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战略高度。毛泽东对孙子战略战术原则的批判继承的实质在于：不是简单地生搬硬套，而是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制定切实可行的作战指导原则。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就是毛泽东根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的作战经验运用辩证分析的方法，批判继承古代军事思想，正确解决军事领域里客观矛盾运动的光辉范例。这些原则集中反映了战役指挥要解决的十对矛盾，而正确分析和解决这十对矛盾，也就解决了战役指挥的基本问题。比如，十大军事原则的第一条讲“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就是对孙子“避实击虚”原则创造性的发展。第六条讲“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以及第七条讲“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就是对孙子在战争指导上只讲快速进攻，否认持久防御；只强调运动中歼灭敌人，否认一定条件下的攻城战；只注意“高陵勿向，背丘勿逆”（《军争篇》），不主张全歼敌人，猛追穷寇等片面性思想的革命改造。总之，毛泽东批判继承《孙子兵法》的战略战术原则，关键是汲取其“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的精髓，从而把“灵活用兵”视为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

在毛泽东看来，战争中双方争夺的主要目标是战争的主动权。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残惨的环境，军事指挥员都要掌握主动权。被敌人逼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主动地位，就只有失败。但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大量有活力的军队。主动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客观上，主动权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但客观上力量对比的优劣，可以通过主观指导上的正确与否来转化。例如，对敌人施以错觉，攻其不备，就可以促使敌人的优势向劣势、主动向被动转化。在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围剿”中，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战略是寻找并包围红军。毛泽东的对策是，对“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实行部分反“围剿”，从而掌握了主动权。“围剿”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虽占极大优势，但反包围的红军在数量上却比他们选中要包围的国民党一部要多得多。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总结了这个极为成功的战略：“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分进合击。特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

在对古今中外著名战例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发展了孙子“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思想，使之成为革命军队与强大敌人作战时实施战略退却的基本指导思想。指出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面对优势的军队，因考虑到不能迅速取得胜利，为保存军事实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在指挥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战斗中，面对国民党军队几十万大军的疯狂围攻，毛泽东率领的正面红军并不正面出击，而是暂时避开敌人的锐气，诱敌深入，实行“肥的拖瘦、瘦的拖死”的策略，拖得敌军筋疲力尽，士气沮丧，充分暴露其弱点之后，以逸待劳的红军，看准敌军中的弱者或孤立者，一举歼灭，获取了全胜。1947年3月，胡宗南奉蒋介石之命，率领23万国民党军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当时，解放区广大军民对胡宗南的进攻毫不示弱，纷纷表示坚决保卫延安，把胡宗南的军队消灭在延安的大门外。根据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在反“围剿”战争中“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等丰富经验，毛泽东缜密地分析了蒋介石令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的战略企图，并比较了敌我双方兵力情况。经过全面的综合分析，毛泽东作出了决断：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只有我军暂时撤离延安，诱敌深入，让敌人占一点地方背上包袱，我军才能轻装上阵，在运动中寻机歼灭敌人。我们部队少，硬拼是要吃亏的。

在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还多次提及孙子的“示形”及“兵不厌诈”等军事原则，要求各级指挥员善于以各种手段隐蔽自己的企图，迷惑引诱敌人，给敌人造成错觉，以“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地打击和歼灭敌人。毛泽东把《孙子兵法·计篇》的“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和“故善动者，形之，敌必从之”等思想，通俗地概括成为“声东击西”的原则。强调要善于人为地追成敌军的过失以为我用。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来迷惑敌人，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打击敌人，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重要方法。抗日战争中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中的定陶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及陕北三战之捷，抗美援朝中的第一、二次战役等等，无一不贯彻这一原则。

在《谋攻篇》中，孙子说：“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避之。”大意是，有十倍于敌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就要四面包围、歼灭敌人；有五倍于敌的优势兵力，就要进攻敌人；有多于敌人一倍的兵力，就要设法分散敌人，以便在局部上造成兵力的优势；同敌人兵力相等，就要善于设法战胜敌人；比敌人兵力少，就要善于摆脱敌人；各方面条件均不如敌人，就要设法避免与敌交战。毛泽东吸收了孙子这一思想，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他说：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还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战役部署上，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上。他还十分重视运动战，在运动中避开敌军之优势兵力的打击，在运动中集中我军的兵力，寻找分散或弱小之敌，一举歼灭之。

《孙子兵法》与毛泽东的军事原则一样，掌握的关键在于岳飞所云：“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如果失去了灵活运用这个灵魂，《孙子兵法》也好，毛泽东军事原则也好，均一并化为教条——实际上等于亵渎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