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原文]

既然百家争鸣，就不能一家独鸣。在过去我们学习苏联的过程中，如果说我们犯了一点形式主义与教条主义，那就是只许一家独鸣。这在遗传学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其后如何是大家所熟悉的。一家独鸣只能引起思想僵化。大家都学会引经据典，人云亦云，久而久之，在不知不觉中就会变成思想懒汉。这种懒汉思想，在强调向科学进军的今天，应该说是一种障碍，因为我们所需要的是独立思考、独出心裁。显而易见，为了使科学家的思想开放，就必须把百家争鸣继续下去。

百家争鸣也应该认为是使科学家团结起来的基础。从遗传学方面的情况来看，通过去年八月的青岛会议，大家畅所欲言，争了一场，鸣了一番，对目前存在的米丘林和摩尔根两个学派间的互不了解以及对某些具体问题的不同的看法，都得到很大的帮助，使他们逐渐接近。

——摘自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乔木同志：

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

毛泽东

四月三十日——摘自毛泽东1957年4月30日致胡乔木信

（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26页）

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四月二十九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转载《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写的按语

［解析](www.xing528.com)

五十年代前后，在遗传学研究界，存在着以苏联米丘林和美国摩尔根为代表的两大不同学派。建国初期，摩尔根学派受到批判，被贴上政治标签，说是“资本主义的”，而米丘林学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受到苏联遗传学界的影响。1948年，李森科在苏联曾发动对摩尔根学派的批判。建国初，我国有关的大学和研究机构中，广泛组织了对李森科报告的学习，并在某种程度上仿效苏联的做法，用行政手段和政治压力取缔了摩尔根学派的课程讲授和研究工作。

1956年4月，毛泽东看到一份材料，是当时东欧某个国家一位党的负责干部的谈话记录，谈他们国内遗传学家对强制推行李森科学派观点的反映。4月18日，毛泽东在这份谈话记录上给当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张际春写了几句话：“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他有关机关的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将此件给他一阅。”这期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酝酿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据龚育之在《毛泽东与自然科学》（《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文中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在参加会议的各方面代表人物发言之后，毛泽东再一次讲话，正式宣布：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他说：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他指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让他们去说。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再举了自然科学方面“像李森科这样的问题”作例子。5月26日，陆定一向科学界和文艺界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其中特别谈到，在遗传学领域贴标签的作法，“是错误的。我们切勿相信”。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经中宣部建议，中国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于1956年8月在青岛召开了遗传学座谈会。北京大学遗传学家李汝祺教授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会后，他写了《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谈自己参加会议的收获和关于百家争鸣之于发展科学的重要性的意见。该文公开发表于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面。毛泽东读后，认为“有用”，于30日写信给胡乔木，指示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同时为此文重新拟了个题目《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代写了编者按语。5月1日，《人民日报》刊出此文和编者按语。

《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这就是毛泽东替作者换上的题目。这个简明而精辟的论断，是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重要概括，对百家争鸣方针的深刻阐述。

在此前后，毛泽东还特别关注遗传学家谈家桢的科学研究工作。

1956年8月青岛座谈会上，出席会议的谈家桢把几年来压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地倒了出来。那天会餐，他举杯痛饮，喝了个酩酊大醉。有人到陆定一那里告状，陆定一说：“你们骂了人家那么多年，还不许人家骂你几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从汇报中得知有个敢对强行推行“米丘林——李森科学说”说“不”的遗传学家，记住了谈家桢这个名字。

1957年3月，谈家桢在北京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专门会见了他。当谈家桢来到毛泽东身边时，毛泽东握着谈家桢的手说：“哦，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先生啊！”他询问了谈家桢对贯彻“双百”方针和遗传学研究方面的意见，鼓励道：“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不要怕。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不很对头，现在大家搞嘛，可不要怕。”

一席话，解决了新中国遗传学研究中的障碍，使一度无法开课的谈家桢再执教鞭，重登讲台。

4个月后，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各界人士。他一眼便认出了谈家桢，笑着说：“谈先生，老朋友……”

1958年1月6日，刚吃过晚饭，谈家桢便接到市委的通知，要他立即动身。毛泽东用专机将谈家桢和周谷城、赵超构接到杭州。当他们乘车抵达西子湖畔一个幽静庭院时，已是晚上10点过后。毛泽东身披大衣，等候门前，幽默地说：“深夜把你们揪出来，没有耽误你们睡觉吧？”至今谈家桢还清晰地记得毛泽东与他们亲切交谈的那间房子的简朴陈设：一张方桌，四把椅子。四人各据一席，谈古说今，无拘无束。其间，毛泽东关切地问：“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困难和障碍？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嘛。”凌晨二时，毫无倦意的毛泽东抬腕看了看表，煞住了话题：“你们太累，该休息了。”从毛泽东住处到庭院大门，有条数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毛泽东坚持把他们送出大门，看着他们上车才转身回去。

谈家桢最后一次见到毛泽东是在196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一见面，毛泽东便问：“你对遗传学问题还有什么顾虑吗？”一位负责科教工作的市委领导当即汇报了情况，说：“我们大力支持谈先生把遗传学搞起来。”毛泽东点头频频。微笑着说：“这样才好啊，要大胆把遗传学搞上去。”正当谈家桢埋头钻研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夜间，他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赶到农村。

毛泽东又一次想起了谈家桢。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他说：“谈家桢还可以搞他的遗传学嘛！”于是，谈家桢又回到了复旦大学。1974年，重病在身的毛泽东托王震给谈家桢捎来了口信：“这几年怎么没见到你发表文章？你过去写的文章，有些观点还是正确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