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申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真正内涵-读叶青对三民主义的质疑

［原文]

三民主义所以要把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合而为一个主义，在于要把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合而为一次革命了。这就是说，欧洲三个时期底历史任务，中国要在一个时期完尽……民生主义的革命是和平转变，以国营实业等经济的方法代替阶段斗争一类之政治的方法，流血暴动的方法。换一句话，就是以民生主义代替布尔什维克主义。

政治要求统摄一切要求，所以政治思想应该统摄一切思想。我们不能否认各种社会科学和各个思想部门底独立性与特殊性；但大家必须一致承认各种社会科学和各个思想部门底关联性与一般性。三民主义可以应用于一切。它是科学底科学，思想底思想，有支配底作用。

——摘自叶青《三民主义的创造性》，载《时代思潮》第1期，1939年5月30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在思想斗争问题上，两年来，尤其是半年来，代表国民党写文章的人包括托派叶青等在内，发表了许多不但反对共产主义而且也是反对真三民主义的“纷歧错杂的思想”，亦即假三民主义或中间三民主义的思想，应该加以严正的批驳。其中以所谓“国情”论与“统一”论之武断的叫唤为最嚣张。其实，他们所谓只有三民主义与国民党为适合国情，乃是最不适合国情的假三民主义与假国民党，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乃是完全适合国情的。所谓边区与八路军的不统一，而欲将其取消以完成其所谓统一，其实乃是反民族、反民主、反民生的完全违背抗战利益的假统一，完全违反统一中的差别或统一中的斗争的这个社会历史事实的武断空话。

——摘自毛泽东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反投降提纲》（见《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20页）

［解析](www.xing528.com)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39年抗日战争开始进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展开了一场规模很大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国民党在1939年1月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则是这场争论的直接导火线。这个会议确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秘密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在《对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说：“今后本党应着重革命理论之宣传与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之后方，尤应特别注意。”会后，国民党及其控制的报刊，极力鼓吹“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的论调。其中，叶青表现最为突出。

叶青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的党员，1927年被捕叛变，随后打着“思想革命到底”的旗号，宣传托派理论。1939年参加国民党，一时在思想政治领域里异常活跃。国民党五中全会后，他创办了一个“专门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刊物”，叫《时代思潮》，召集一些人搞起“三民主义研究及三民主义文化运动”。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旗号的反共高潮，是以叶青的理论为核心的。仅在1939年，叶青就先后发表了《三民主义的创造性》、《三民主义的时代性》、《三民主义的革命性》、《三民主义的阶段性》、《三民主义的哲学性》、《三民主义的世界性》、《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文章，在此前后，他还出版了《民生主义真解》、《与社会主义者论中国革命》、《认识三民主义的先决条件》、《毛泽东批判》等小册子。叶青研究三民主义，其出发点在于反共，对此，后来他说得很明白：“我以为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不能对于共产党底主张置诸不理。反之还非从检讨出发不可。检讨它的结果应该是批判。从而作为它底基础的共产主义之不合于中国需要，也就十分明了。那末用什么来代替它呢？批判了人家主义，自己必须拿出一种主义来。这就舍三民主义莫属了。于是我遂由批判性的研究眭转到建设性的研究来。因此，我决定研究三民主义。”（叶青《我怎样做三民主义底理论事业》，载桂林《满地红》第4卷第15、16期，1942年12月5日）

叶青的文章很多，其核心内容主要是两个。一是歪曲三民主义，用“一次革命论”来概括三民主义的内容，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特殊需要。一是为蒋介石的政治和思想专制作理论阐述，从而提出三民主义是中国唯一需要的思想，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革命的政党。这两点，在我们前面引用的他的《三民主义的创造性》一文中的两段话里即明显体现出来了。毛泽东在《反投降提纲》中指出的“叫唤为最嚣张”的“国情论”和“统一论”，说的就是叶青的这两个核心观点。

中国共产党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认识与评价，随着国共两党的关系的变化也有所变化。大革命时期的评价是积极肯定的。大革命失败后，曾把三民主义区分为“革命精神”和“反动思想”两个方面。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中共宣布“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毛泽东始终注意到，三民主义问题之于国共关系和国家命运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提出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确地研究和评价三民主义，他说：“共产党员应该如像他们研究共产主义一样，好好研究三民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眼光，研究三民主义的理论。”在叶青等人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向中共挑战后，毛泽东很注意这一动向以及叶青的一些文章。1939年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投降提纲》的报告中，他不仅点了叶青的观点，而且还引用了日本人松本慎一1939年1月23日发表在《大公报》上的题为《争取支那民族大众问题》中的几段话，指出日本人也在利用三民主义问题搞阴谋，如该文说“吾人则以‘一面与日提携，一面建设三民主义’相号召。”在这个报告中，毛泽东还特别谈到怎样看待三民主义的问题，他说：三民主义“是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是抗日过程中能够适用的原则、方针。我们要用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争取中间性的三民主义，这是在几种三民主义存在的情况下应采取的政策。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就在抗日过程中也是有区别的，但在抗日过程中二者有其一致点……党内党外许多人轻视三民主义，认为它是根本反动的骗人的与空洞的思想或教条，是不对的。这种想法是由于没有把真三民主义与假三民主义加以区别而来”。为此，正本清源，批驳叶青之流鼓吹的假三民主义，还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本来内容，阐明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的关系，便尤其显得重要了。

在毛泽东这个讲话后，国共两党关于三民主义的论战进入高潮。从1939年6月到年底，中共党方面发表的重要的批判文章主要有：张闻天的《拥护真三民主义反对假三民主义》、王稼祥的《关于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艾思奇的《关于三民主义的认识》、吴黎平的《叶青的假三民主义就是取消主义》，以及陈伯达的《论共产主义者对三民主义关系的几个问题》等。毛泽东在1940年1月写的《新民主主义论》里，对新旧三民主义，真假三民主义，以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作了更具体的阐述。应当说，《新民主主义论》是这场论战中代表中国共产党这一方最重要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