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转变：如何抵御腐蚀（杜勒斯《对远东的政策》等）

［原文]

我不能肯定，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结构会逐渐消亡……在我看来，它将逐渐让位于一种更着重国家福利、人民福利的制度。只要俄国政府对谋求俄国的福利、俄国人民的福利感到兴趣，我们立即就会看到不紧张的局势。困难在于这些地区——中苏地区，俄国和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在为他们人民的福利而奋斗，他们为把一种同我们格格不入的主义散布到全世界去而奋斗……按照我的看法，你不能同这样一种社会和平共处。但是，我的确相信，这种共产主义会发生演变，这样它逐渐集中力量为自己的人民谋社会福利，会放弃这种征服世界的荒谬梦想。

——摘自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上发表的演说《对远东的政策》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

——摘自杜勒斯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会议上的证词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

——摘自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演说《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林克同志为我准备了三个材料——杜勒斯1958、1959年的三篇演讲。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比如杜勒斯今年1月28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是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希望）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要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

还是这一次演说，杜勒斯说：要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杜勒斯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笑声）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容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世界帝国主义阵营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所以，美国企图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它不侵略呀！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去年这一年……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它也是要和平取胜呢！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这个“陷入无情包围”是杜勒斯自己讲的话，“从而想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无非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嘛，资产阶级要消灭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嘛，而我们要消灭他那个反革命力量嘛！这是杜勒斯的演说，希望大家看一看印的这个文件。

——摘自毛泽东1959年11月12日在杭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见林克《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党的文献》1990年第6期）

［解析］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出现在世界东方，从而形成东西方对峙的世界格局，这自然是西方国家所不愿见到的。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访问美国期间发表富尔顿演说，揭开东西方两大阵营“冷战”的序幕。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于1957年提出了所谓“和平取胜战略”，作为战争政策的补充手段。此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政界人士发表了大量有关和平演变战略的言论，其中，1953年1月就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的言论是最有代表性的。(www.xing528.com)

除前面引述的杜勒斯的言论外，1957年4月23日杜勒斯在纽约发表的演说，把他的和平演变政策明确概括为六点，即：一、“提供范例，证明享受自由的幸福”，并且通过我们的情报和文化交流计划，“使全世界都知道这种情况”；二、借助于类似在联合国通过决议谴责苏联干涉匈牙利的做法，“使被分裂或被奴役的国家知道他们并未被遗忘”；三、“决不牺牲他们的利益来解决任何政治问题”；四、“推崇和赞誉那些为自由而流血的烈士”，但是不要鼓动暴力的起义；五、“让苏联的统治者看清，我们要解放的真正目的”是和平和自由；六、“鼓励走向自由的演变”。

50年代末期，毛泽东在新华社编发的《参考资料》上看到杜勒斯的有关言论之后，引起高度的重视。1958年11月30日，他在对各协作区主任的一次谈话中说：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1959年1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一次小范围的会议，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在开会之前，他要当时担任他的国际问题秘书的林克找出杜勒斯关于和平演变的一些讲话，送给他看。林克选了三篇杜勒斯的有关讲话送给他。这三篇讲话是：1958年12月4日杜勒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题为《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1959年1月28日杜勒斯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证词；1959年1月31日杜勒斯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的演说。

据林克在《回忆毛泽东对杜勒斯和平演变言论的评论》一文中说：毛泽东以前曾看过这些讲话和其他一些材料，这次他又重新看了这几篇讲话。他和林克谈了他对这几篇讲话的看法，随后让林克根据他的谈话内容，在杜勒斯的每篇讲话前拟一个批注送给他。林克根据他的意见照办了。毛泽东即指示将批注连同杜勒斯三次讲话的全文印发给与会同志。以下是对杜勒斯三次讲话的批注全文。

（一）对杜勒斯1958年12月4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发表的题为《对远东的政策》的演说的批注：“杜勒斯在这篇演说中对东风压倒西风，对世界力量对比越来越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形势表示惊恐，但美国不仅没有打算放弃实力政策，而且作为实力政策的补充，美国还企图利用渗透、颠覆的所谓‘和平取胜战略’摆脱美帝国主义‘陷入无情包围’的前途，从而想达到：保存自己（保存资本主义）和逐渐消灭敌人（消灭社会主义）的野心。”

（二）对杜勒斯1959年1月28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的一篇证词的批注：“杜勒斯说：‘基本上，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从而使它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法实现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这段话是杜勒斯的证词的主旨。这表明美帝国主义企图用腐蚀苏联的办法，阴谋使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而达到美帝国主义用战争方法所达不到的侵略目的。杜勒斯在证词中虽然流露了怕打世界大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搞和平共处。因为就在同一天，杜勒斯在众院外委会的另一次发言中叫喊：‘决不能结束冷战’，否则帝国主义就要遭受失败。”

（三）对杜勒斯1959年1月31日在纽约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发表的题为《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演讲的批注：“杜勒斯说，要以‘法律和正义’代替武力。但又强调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演变。’杜勒斯这段话表明：由于全世界社会主义力量日益强大，由于世界帝国主义力量越来越陷于孤立和困难的境地，美国目前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所以，美国利用更富有欺骗性的策略来推行它的侵略和扩张的野心。美国在标榜希望和平的同时，正在加紧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阴谋手段，来达到挽救帝国主义的颓势，实现它的侵略野心的目的。”

毛泽东的讲话和这三个批注，说杜勒斯和平转变战略的实质：“利用渗透、腐蚀、颠覆”种种手段，促进“我们内部起变化”，“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

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注意到杜勒斯有关和平演变的言论，大致有这样一些原因：东西方冷战逐步走向高潮，从综合实力来讲，西方处于优势，因而也处于攻势，便想出各种方法来对付东方。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必然面临一个怎样应付西方的挑战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当时国际上还出现了一股不小的反华浪潮。故毛泽东敏感地注意西方策略，实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来看，裂痕明显出现了，中苏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赫鲁晓夫此时与美国打得比较近乎，再加上中国的大跃进运动遭受挫折，国内外的反映不小。凡此等等，都使毛泽东着意考虑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关注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策略。这就孕育了毛泽东后来提出并特别重视的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

1964年前后，毛泽东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提上日日程。他考虑问题的重点，一是如何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二是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蜕化变质。1964年1月12日，毛泽东就巴拿马人民的爱国斗争发表谈话，说：“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也严重地威胁着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还力图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瓦解社会主义阵营。”同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北京十三陵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正式提出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问题。他说：帝国主义说，对于我们的第一代、第二代没有希望，第三代、第四代怎么样，有希望。帝国主义的话讲得灵不灵？我不希望它灵，但也可能灵。7月14日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发表了毛泽东的一段论述：“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随着“左”倾思想的加剧，毛泽东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作出了越来越错误的估计和分析，从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并把它作为防止和平演变的基本手段，走向了歧途。我们应该深刻记取这个教训。今天，我们要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搞好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现实社会矛盾，这些，才是保证国家繁荣，政局稳定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