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计划：建设新村，学校先行（读《日本的新村》）

［原文]

近年日本的新村运动，是世界上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从来梦想Utokia的人，虽然不少，但未尝着手实行……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泛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

至于实行上，现在正是发端，去年十一月，才在日向的儿汤郡石河内买了一块地，建立第一新村，着手耕种。又在东京发行一种月刊《新村》发表意见，记载情形。下面这几节，便从这月刊中抄出，可以晓得大概。

“每日值饭的人五时先起，其余的六时起来，吃过饭，七时到田里去，至（下午）五时止。十一时吃午饭，下午二时半吃点心，都是值饭的人送去。劳动倦了的时候，可做轻便的工作。到五时，洗了农具归家。晚上可以自由，只要不妨碍别人的读书；十时以后熄灯；这是日常的生活。雨天，上午十一时以前，各人自由，以后搓绳或编草鞋，及此外屋内可做的工作。每月五日作为休息日，各人自由。又有村里的祭日……到那时节，当想方法举行游戏。”（十二月七日武者小路笃实通信，见《新村》第2卷第1号）

——摘自周作人1919年3月15日《日本的新种》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七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

俄罗斯之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日本之青年，近来盛行所谓“新村运动”。美国及其属地斐律宾，亦有“工读主义”之流行。吾国留学生效之，在美则有“工读会”，在法则有“勤工俭学会”。故吾人而真有志于新生活之创造也，实不患无大表同情于吾人者。

——摘自毛泽东1919年12月1日《学生之工作》（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449、455页）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大杂烩。我对“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抱有一些模糊的热情，但是我是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www.xing528.com)

［解析]

“五四”时期，为寻求社会改造的途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毛泽东等第一代共产党人大都首先是接受了这些思潮的影响，而后才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信仰者的。日本的新村运动，在当时对毛泽东影响较大，而较早介绍新村运动的，便是周作人（1885——1967）发表在《新青年》第6卷第3号（1919年3月15日）上《日本的新村》这篇文章。

当时，出身于日本贵族的自然主义作家武者小路笃实提出一套所谓新村主义的理想。其出发点是不满意现有的不合人道的社会制度，幻想脱离这个社会，另行开辟一块小天地，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个个幸福的互助友爱的理想的新社会。他创办专门研究新村问题的刊物，并于1918年在日本九州日向地方组织了“第一新村”，从而在日本发起了一个所谓新村运动。新村运动实际上是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北美工读主义为一炉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因此它被中国的先进青年普遍接受。周作人亲自到日本的“日向新村”参观考察，回国后在《新青年》上发表《日本的新村》一文，作了详细介绍，认为它“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中正普遍的人生福音。”与此同时，李大钊、瞿秋白写过介绍一些美国人办的公社的文章。北京“少年中国学会”与“新潮社”一部分人，于1919年11月，组成北京工读互助团，《简章》提出每日每人做工4小时。同时发动募捐，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高一涵、张菘年等17人为发起人。工读团成立三四个月即陷困境，终至解散。毛泽东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也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他当然会受到这些方面的影响。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成立，由周本人主持。毛泽东于4月7日赴八道湾访周作人，当同此事有关。

创造一种新生活，是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后期便有的一种“梦想”。1918年夏于湖南一师毕业后，毛泽东便开始了他的新生活实验。他与蔡和森、张昆弟等在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他们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自己学习，相互讨论社会改造问题，自己挑水挑柴，用蚕豆拌和大米煮着吃。这一实验，并不见得有怎样详密的计划和具体的目标，也就是说，理论准备尚不充分，各自都有更实在的事情要做，很快便四散他走了。

周作人的《日本的新村》一文，是1919年3月15日发表的，那时，毛泽东刚离开北京。4月他经上海回到湖南，可能读了《新青年》杂志上的这篇文章，他说：“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自当不是偶然的。这一次，是有充分的准备了。他潜心构拟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这个“新村”计划“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是年12月，他在《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2号上公开发表了其中《学生之工作》一章。仅从这一章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他当时受新村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他的构想远比周作人介绍的日本的新村实验全面、具体。

首先，青年毛泽东建构新社会新生活的基点在农村，新生活的创造来自青年学生同农村社会的结合。他认为现实社会的一大弊端，社会改造的一大难处，是本来充满朝气追求新生活的学生，在毕业之后，“多骛都市而不乐田园。农村的生活非其所习，从而不为所乐。”于是，农村无学生，便缺少“中坚之人”去“推行”“美满”的社会改造方案。青年毛泽东很欣赏俄罗斯青年为传播其社会主义，多入农村与农民杂处的做法，进而在他的“新村”计划中规定，“新学校”学生们的工作场所，“必在农村之中”，学生的工作内容，“必为农村之工作”，目的是“养成乐于农村之习惯”。把理想寄托于农村和农民，是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共同特点。19世纪以来各种理想主义学说的思想前提，是不满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而又找不到既能吸收资本主义的近代文明，又能摆脱它必然滋生的种种罪恶的改造途径，于是把受资本社会恶俗浸染较少的农村想象成稍为干净点的乐土，向往农民们过的自然朴实和自由自在的田园生活。青年毛泽东把自己的新村社会设在农村，无疑也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背景，而且是直接受到日本的新村运动以及李大钊1919年2月20日至23日发表在《晨报》上的《青年与农村》的影响。

生活在“新村”里的新人们，特别是新学校的学生们，是快乐的、潇洒的。青年毛泽东这样安排他们一天的时间：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其他不谈，单谈其中4个小时的工作事项。青年毛泽东特别强调自然美、劳动美、艺术美相互融合而产生的一种心理愉快。他提出要吸收现时学校“陶冶心思精细，后发守秩序之心，及审美之情”的手工课的优点，把手工课用于生产和实际生活当中。工作之事项，“全然农村的”，包括种园、种田、种林、畜牧、种桑、鸡鱼6项。具体说来：“种园有二，一种花木，为花园。一种蔬菜，为菜园，二者相当于今人所称之学校园。再扩充之，则为植物园。种田以棉与稻为主，大小麦、高粱、蜀黍等亦可间种……种林须得山地，学生一朝手植，虽出校而仍留所造之材。可增其回念旧游爱重母校之心。畜牧如牛、羊、猪等，在可能畜养之范围内，皆可分别畜养。育蚕须先种桑，桑成饲蚕，男女生皆可为。养鸡鱼，亦生产之一项，学生所喜为者也。”

这个社会的基本体制是新学校、新家庭、新社会三位一体：“学生认学校如其家庭，认所作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由学生各个所有私物之联合，为一公共团体，此团体可名之曰‘工读同志会’。会设生产、消费、储蓄诸部。学生出学校，在某期间内不取出会中所存之利益，在某期间外，可取去其利益之一部而留存其一部。用此方法，可使学生长久与学校有关系”。“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这种新社会，就是一种“新村”。

总之，青年毛泽东亲自设计新村的蓝图，基本情况和周作人从日本日向新村参观回来后所作的介绍相同，但增添了刘师复等主张必须建立的各种公共福利机关和生产机关。如：“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病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其规模比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的规模要大，是一个农林牧副渔工各业俱全的自给自足的单位。新村实行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实行完全的平均分配。他希望通过这种充满“新精神”、代表“新社会”的“乌托邦”的实行，改革社会的经济制度、家庭制度、婚姻制度等。这些设想，根本上都是在无政府主义基础上引申4来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想。所以，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毛泽东特别提到：“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我已经把这种情况的背景告诉你了。可是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