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国语学之研究》与毛泽东的思考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邵西先生：

来示敬悉，承奖甚愧。《湘江评论》出至第五号被禁停刊。第五号已寄来尊处，谅经接到。此间有一种《新湖南》，第七号以后归弟编辑，现正在改组，半月后可以出版，彼时当奉寄一份以就指正。《民铎》六号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国语这个问题，弟亦颇想研究。我是学教育的一个人，谈到教育，可便说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要想研究，难的又是材料搜集。关于“国语”的材料，先生遇着，千万惠给一点。长沙的留法班有成立的希望。留法一事，算是湖南教育界一个新生命，先生原是注意这事的。再《平民》已收到了好几份。

泽东

一九一九·九·五从修业学校寄(www.xing528.com)

——毛泽东1919年9月5日致黎锦熙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404页）

［解析]

黎锦熙（1889——1978），号邵西，湖南湘潭人，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他早年加入同盟会，1914年在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历史。1915年以后，在北京师范大学等校长期任教。解放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务委员等职。毛泽东与黎先生有着深厚的友谊。当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黎锦熙在该校任教。他们常在一起畅谈读书和研究问题的方法。黎锦熙到北京后，他们之间仍然不断有书信来往。

1919年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当时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与民主等口号，在教育界引起强烈的反响。黎锦熙和教育界的许多爱国人士一样，感到学校“教材之不适宜”，“而其中以国文一科为最”。学生只是“咬文嚼字，费尽心力，而终于文理不通，白字连篇”。黎锦熙认为：学生自初小以至中学，“国文一科更为输入一切常识、精求专科学理之关键”。这个问题不解决，则“实行义务教育，不过使全国儿童虚掷四载光阴”。因此，国文一科教科书，必须改革。基于这种思想，黎锦熙撰写了《国语学之研究》上下篇，上篇《原理论》发表在1919年8月出版的《民铎》杂志第六号上，内容包括“发端”、“音韵”、“词类”、“语法”和“结论”等五章。毛泽东本来是学教育的。他从一师毕业后就在长沙修业学校任教。在教学工作中，他同样感到教材必须改革。他读了这一期《民铎》后，立即给黎锦熙写了这封信。他在信中说：“读之益我不少”。还表示对“国语”颇想研究。他认为，要改革教育，首先“非将《国语教科书》编成，没有办法。”

毛泽东这些话，并非即兴之论，更非应酬之语。他青年时代确实很注重国语学，并下过一定工夫的。例如，早在1916年12月9日致黎锦熙信里，他说：“今夏阅报，见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私意不尽谓然，拟发所见，以资商榷。又念……自以为是者，未必果是，为此而止。”这里说的“以国语易国文”一文，是指黎锦熙发表的《论教育之根本问题》，该文主张把小学国文（文言文）改为国语（白话文）。1919年9月1日，即复黎锦熙谈其《国语学之研究》那封信的前4天，毛泽东在撰写的《问题研究会章程》一文（后发表于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学日刊》上）中，列了71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里，就包括“国语教科书编纂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国语问题（白话文问题）”。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信中，毛泽东又说：“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多余的印刷物，并请赐寄。收聚了书，总要划一个时间，从事于此。”

刊载黎锦熙《国语学之研究》的《民铎》杂志，创刊于1916年6月，是由一批留日学生所发起成立的“学术研究会”主办的综合性刊物。最初在日本东京出版，从第5期开始改在上海出版。1929年停刊，共出版52期。前期的主要撰稿人有李石岑、易家钺等人。刊中间或也有郭沫若、田汉、郑振铎等人关于文学方面的著作出现。毛泽东在仔细读黎锦熙的《国语学之研究》的同时，也读了田汉在同期《民铎》上发表的《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一文。并同称为“数年来不多见的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