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韩愈的古文之美：我改变文风，深入研读《韩昌黎诗文全集》

［原文］

（略）

［毛泽东读书的笔记和谈话]

学校里有一个国文老师，学生给他起了个“袁大胡子”的外号。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我视为楷模的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摘自毛泽东1936年在保安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

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

——摘自毛泽东读欧阳修《新唐书》卷七十八《李汉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3页）

［解析］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自称祖籍昌黎，世称韩昌黎。父母早亡，由嫂抚养，发愤苦学。贞元八年（792）进士，不久，三试博学鸿词科不中，出为节度使幕府。后回至京师，任四门博士，监察御史，因上书论天旱人饥状，贬为阳山令。宪宗时赦还，累官至太子右庶子。回朝后因不满宦官和朝臣专权，一直仕途不畅。元和十二年（818），随宰相裴度平淮西，迁刑部侍郎。不久，又因上《论佛骨表》，触怒宪宗，贬为潮州刺史。后召回，历任国子监祭酒、兵部、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职。死后谥文，故又称“韩文公”。韩愈一生直言敢谏，才识兼备，在政治上、文学上均有建树，其中文学成就尤为显赫。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思想上，推尊儒学，攘斥佛老；文学上，他集前人之大成，反对六朝以来的骈偶文风，提倡散体，务去陈言，主张文道合一，文从字顺，与柳宗元共同倡导了唐代古文运动。其散文题材广泛，各体皆精，其诗、赋、论、说、传、记、状、表、书、序、碑志、杂文等均有佳作名篇。所作语言精练，感情真挚，说理畅达，笔力劲健，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散文家之一，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其诗语言新奇，风格雄健，富有气势，当时自成一家。将古文手法用于写诗，开以文为诗之先声，对宋代诗歌影响较大。但有时过于求奇，不免流于险怪。韩愈的集子，为弟子李汉所编，外集为宋人所辑。现存韩集古本，以南宋魏怀忠编刻的《五百家音辨昌黎先生文集》、《外集》最全。南宋末年，廖莹中世彩堂本《昌黎先生集》、《外集》、《遗文》，经明代徐氏翻刻后，最为流行。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1913——1918年），一连几年的国文教员都是袁仲谦。袁仲谦是前清举人，蓄一把大胡子。他要学生写桐城派古文。毛泽东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时（1910年下半年），爱上了梁启超的文章，并学梁的文笔作文。袁仲谦不喜这种文体，对学生规定又严，毛泽东就去钻研韩愈的文章，改写古文。他从长沙玉泉街的一家旧书铺里找到了一部廉价的宝庆版《韩昌黎诗文全集》。宝庆（今邵阳）旧时文化颇为发达，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的故乡，有刻书业。毛泽东把这书买回来，发觉不但页面有破损，文字也有讹误。他于是到学校图书室借来一部善本《韩集》，逐页逐字校勘，改正讹误，修补破烂。这样花了几个月的闲余功夫，居然也成了一部“善本”了。有一个时候，他每天清早都琅琅诵读韩愈的诗文。当然不像幼时读私塾只知死背了。当时的同班同学周世钊回忆说：“读韩集时，除开那些歌功颂德的墓志铭，叹老嗟卑的感伤诗一类毫无意义的作品外，他都一篇一篇地钻研阅读。从词汇、句读、章节到全文意义，首先凭借一部字典和注释的帮助，进行了解、领会，使其达到融会贯通的地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反复的默读和朗读，这样就懂得更深，记来易熟。通过这样持久的努力，韩集的大部分诗文都被他读得烂熟，背得很流利。”

对韩文，毛泽东不单是诵读，而且还动笔批画，周世钊曾回忆说：“他读《韩昌黎诗文全集》时，不但注意它的文字技巧，更注意的是它的思想内容。凡是他认为道理对、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言甚合吾意’等眉批；认为道理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画×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不因为这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古文大师韩愈的文章，就不问青黄皂白地一概加以接受，却要在同一个人的作品中认真深入地分辨出它的是非优劣，以期达到吸取精华，吐弃糟粕的目的。”（周世钊《毛主席青年时期刻苦学习的几个故事》）

《讲堂录》后半部分，便是读韩文的笔记，涉及韩愈的作品，有《浑州溪堂诗并序》、《猫相乳》、《元和圣德诗并序》、《改葬服仪》、《谏臣论》、《复志赋》、《感二鸟赋》、《闵己赋》、《答李翱书》、《与于襄阳书》等十几篇，每篇后面有多条词、句的释义。我们不妨引述几段。

（一）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四《谏臣论》做的笔记有：

“夫不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

人皆以为华，杨子不色喜。

城好学，贫不能自得书，乃求为积贤写书吏，窃官书读之，六年乃无所不通。

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然不加喜戚于其心。

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

孜孜矻矻 矻矻，劳也。

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

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

襄公曰：立于淫乱之间，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

目见泰山，不见眉睫，其此之谓乎？

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其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

……

志不可则，求之不如无也。

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

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道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

则是循名而阻天下以无齐善也。”

（二）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四《省试学生代斋郎议》的笔记有：

“执笾豆，骏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长。骏，大也。

其亦微矣哉。

其亦不可移易明矣。

盖亦不得其理矣。(www.xing528.com)

此一说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

此无其他。

此非近于不敬者欤！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谓欤。

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变，于其旧不什，则不可为已。

为之于古则非训，稽之于今则非利，寻其名而求其实则失其宜，故曰议罢斋郎而以学生荐享，亦不得其理矣。

罍洗 祭器也。

宗彝 彝，尊也。宗彝者，祭宗庙之尊，宗寻，罍洗。”

（三）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一《感二鸟赋》的笔记有：

“遭时者虽小善必达，不遭时者累善无所容焉。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左太冲

众嚣嚣而杂处兮，咸叹老而嗟卑。视余心之不然兮，虑行道之犹非。怪神尧以一旅取天下兮，后世子孙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为忧。李翱。呜呼，使当时君子皆易其叹老嗟卑之心，为翱所忧之心，唐之天下岂有乱与亡哉！

虽然，公不云乎，文章之作，常发于羁旅草野。至王公贵人，气得志满，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四）读《韩昌黎诗文全集》卷一《复志赋》的笔记有：

“其明年七月，有负薪之疾。负薪，贱者之称。

视韩彭之豹变，谓鸷猛致人爵。见张桓之朱绂，谓明经拾青紫，岂知有力者运之而趋乎。刘孝标《辨命论》

经术苟明，取青紫如俯拾地芥也。夏侯胜谓诸生

朝驰鹜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

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翱翔乎礼乐之场。《剧秦美新》

真婆娑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囿。班孟坚《宾戏》

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史记·张仪传》

谅却步以图前兮，不浸近而愈远。

是犹却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也。《家语·儒行篇》

犹却行而求及前人也。《前汉·刘向传》

嫉贪佞之污浊兮，日吾其既劳而后食。

抱关之厄陋兮，有肆志之阳阳。伊尹之乐于畎亩兮，焉富责之能当。”

以上所引，都是毛泽东读《韩昌黎全集》记下的文字。多是摘录原文或原诗中他感兴趣的字句，也摘了不少后代注家对韩文的解释、评论和对某些词句渊源及意义的解释，也有一些是毛泽东读韩文的感想、发挥。有关议论和评论较多的，是读《闵己赋》的笔记，其中记有苏轼《颜乐亭诗并序》中的话：“古之观人也，必于其小者观之，其大者容有伪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无失声于破釜；能搏猛虎，不能无变色于蜂虿。孰知箪食瓢饮之为哲人之大事乎。”又记司马光《颜乐亭颂·序》中评论韩愈的话：“光谓韩子以三书抵宰相求官，《与于襄阳书》，求朝夕刍水仆赁之资，又好悦人以志诏而受其金，其戚戚于贫贱如此，乌知顺子之所为乎？”然后毛泽东引用韩愈文章的句子作为辩护的议论：“司马、苏氏之论当矣。虽然，退之常答李习之书（即韩愈《答李翱书》，见《韩昌黎诗文全集》卷十六——引按）曰：孔子称颜子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不亦难乎。”由此几例，可见周世钊有关毛泽东读韩文的回忆是很确切的，毛泽东对韩文确是熟悉之至。

由于对韩文反复熟读，会背大部分，并细心揣摩，加之原就有很好的古文基础，毛泽东很快改变了文风，写得一手很出色的古文。所以，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还特别提到：“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措词。所以，多亏袁大胡子（即袁仲谦），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引按：1952年，毛泽东还应原一师历史教员罗元鲲之请，为袁仲谦写了墓文。）事实上，他当时写给黎锦熙、萧子升的信，大都气势沛然，情感炽烈，义理跌宕。也可以说很得韩愈笔意。

我们可从1915年8月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所抄录的自己的一段日记中，窥知他的古文造诣及其审美风格，因知者不多，我们全文引出：

“客告予曰：若知夫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薆，缠牵成更，不能自伸。苟无人理，则纵横荆棘之颠，□播蓐草之内，时序洊至，间吐疏苞，若明若灭。人将指曰：是亦蓐草之类而已。然而秋深叶萎，牧竖过往其间，剔草疏榛，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之瓜也。反而观之，牡丹之在园中，绿萼朱葩，交生怒发，矞皇光晶，争妍斗艳。昧者将曰：是其实之盛大不可限也，而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吾子观于二物，奚取焉？

应曰：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匏瓜乎？

客曰：虽然，吾观于子，一伎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袂轩眉，无静澹之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耻，虽强其外，实干其中，名利不毁，耆欲日深，道听涂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猥用自诡曰：吾惟匏瓜之是取也，岂不诬哉！

予无以答，逡巡而退，涊然汗出，戚然气沮。”

这无疑是一篇充满想象和哲理的散文。比托恰当，文采斐然。文中以匏瓜和牡丹比托粗野有实和妍艳无果这样两种人格境界，形象生动，跃然纸上。又设立客与我的问答，让对方提出问题，层层推进，从而真诚地解剖自己身上存在的那种“耸衭轩眉”的“浮嚣之气”，义理力透纸背。最后“我”“涊然汗出，戚然气沮”，自然地暗示了“我”的真实选择。这一文风，明显透露出庄子、孟子、韩愈、苏轼之类擅长雄辩而重气势的散文大家的风格痕迹。这样的文风训练，对毛泽东后来写出议论、煽情和气势上都十分出色的政论文章，是有影响的。

建国后，毛泽东也注重读韩愈的文章。1965年8月10日，他指示工作人员替他找《韩昌黎全集》。《新唐书·李汉传》说：李汉“少事韩愈，通古学，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女妻之”。毛泽东读至此，特意批注说：“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足见他对韩愈文集的编辑情况的熟悉，把韩愈文集得以传世视为了不起的事情。

在读到《新唐书·姚崇传》叙姚崇向唐玄宗上书论佛教一段：“梁武帝身为寺奴，齐胡太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国殄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戮，为天下笑。”毛泽东又批注说：“韩愈佛骨表祖此。”元和14年，唐宪宗派人将凤翔法门寺内藏释迦文佛指骨迎入宫内供养三日，韩愈上《论佛骨表》谏诤。其中有这样一段：“梁武帝在位48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用牲牢，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故毛泽东说其继承了姚崇上唐玄宗书攘佛的观点。如果不是对韩愈文章读得精熟，就不会有如此即兴而妥帖的批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