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仿样
Design Replica
柳沙 Liu Sha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助,编号:08JC760024
内容摘要:设计是一种创造性的造物活动,因此通常设计将“创新”程度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标准,但是,是否有人思考过,设计的创新并非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而往往建立于某些既有的样式、形式、风格的基础上,也就是设计仿样。设计仿样是设计艺术中存在的,按照现成样式造物的现象和手段,根据时间和空间的维度,设计仿样可以分为三类。
关键词:模仿 设计仿样 艺术设计 仿样
人从孩提的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禽兽的分别之一,就在于人最善于摹仿,他们最初的知识就是从摹仿得来的),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
——亚里士多德:《诗学》
我们常惊讶于一件完美的工艺品出自一蠢人之手,他得益于先辈们的经验。
一、设计仿样
仿样,是模仿的一种,即有意识地按现成的式样造物。《说文》中说:“仿,相似也”;而样,即式样,形状或模样,是可供人效仿的样式或标准,设计仿样是艺术设计中的仿样,是艺术设计中的一种现象,也是艺术设计的重要手段。贡布里希在《秩序感》中专门就设计中的模仿现象进行论述,他将后代设计模仿历史中的设计样式的现象叫做仿样(mimicry),例如壁纸模仿绸缎或木板的式样,泥灰墙模仿大理石的式样等。手工艺时代,艺术设计往往通过作为一定的样式、效仿的规则、口诀、典籍在师徒、同行间传承,例如建筑设计中的《营造法式》,装饰艺术设计中的各式图案、图谱等。那时艺术设计的主要方式类似于所谓的“先制作,后匹配”,“先图式,后矫正”的过程。仿样是设计的基础,多数工匠往往是在原有样式的基础上,通过个人高超的技艺将器物的原有样式做到极至,因此手工艺的几千年时间内,设计艺术演变非常缓慢。到了19世纪中期,工艺美术运动前夕,技术的发展使得模仿那些原本需要非常高超技艺才能实现的复杂式样变得极易实现,以莫里斯为首的设计革新者们厌恶当时对贵重工艺品及贵重材料的“仿样”,从而提出若干设计改革的重要准则。他们旗帜鲜明地呼吁“设计不应盲目抄袭旧有样式,而应师法自然,从自然中吸取养分”,这种思想一直伴随着设计艺术的现代化进程而深入人心,直至现在仍根深蒂固。仿样被视为一种虚荣、不诚实的行为,受到现代设计师以及高阶层消费者的唾弃,他们是新样式的首创者和消费者,支配着流行趋势,但同时也相应产生了一种固有的矛盾,即一方面创造者需要不断地创造出新样式来维持其趣味支配权;另一方面,这些新样式又不断被大众所追随和崇尚,成为仿样的对象。这样设计创新被作为评价设计的最重要标准,而设计仿样这一重要的现象则被设计界有意无意地忽略不计,而事实上,仿样作为设计艺术中一个重要的、贯彻始终的现象,即使可能带来某些负面效应,但它更具有其存在的深层机制,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艺术设计中的仿样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对自然样式的模仿;第二类是对已有人造物样式的模仿;第三类是综合性仿样,其中综合性仿样是在同一设计中综合运用前两种仿样。
1.自然仿样
自然仿样的历史最为悠久,原始时代,造物之初,那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多的样式或人造物的形式可供造物者效仿,因此造物(包括符号的创造)的形态来源基本上都是对自然物的仿样。整个艺术设计史中自然仿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不论是陶器、瓷器还是装饰纹样,基本最初都来自对自然直接或间接的模仿。例如中国的造字,古代有所谓的造字之本——“六书”,其中的象形、象事、象声、象意谓之“四象”;转注、假借谓之“两用”,其中的四象都是以象形象事为本而创造的,转注和假借则是“用字之法”,在四象造字的基础上的引申新义或另表他义。现代设计将对自然物的模拟发展成为仿生学,模仿的内容不仅包含造型意义上的模仿,还包含对结构、内在生命机制的模仿,而仿样(对样式的模仿)仍是设计艺术中仿生学的主要运用方面。
2.人造物仿样
自从有了第一件人造物以后,对人造物的仿样也相应开始,并
且随着人造物种类的越来越丰富,设计仿样已更多是对其他人造物的模仿。对人造物的设计仿样按照时间和空间的维度可以简单区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1)对历史上已有的同类物的形式或样式的仿样
这是设计仿样中最典型、最普遍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产品造型演变”。唐纳德·诺曼在《设计心理学》一书中提出设计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即产品随着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变化自然而然的发展,不断地找到产品中的不足之处,消除这些瑕疵,把设计合理的部分保留下来。也就是说设计仿样具有选择性,是对原有样式的扬弃,正是这种沿时间轴线的不断扬弃构成了设计演变的全部过程。
那么究竟什么是可供效仿的,设计中合理的部分,设计演变中的生存法则是什么呢?贡布里希通过对装饰纹样演变及仿样现象的分析,提出那些具有灵活性的纹样更易于生存。此类纹样通过装饰设计师的变化适宜用在任何空着的区域上,即“纹样的基本骨法是确定的,但设计师仍然可以巧妙地调整图形和基层之间的关系,增大或缩小纹样和构框成分之间的轻重对比度”,“为装饰设计师的所有基本活动提供了发挥技艺的机会”。这说明了仿样的选择性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即那些具有灵活性、兼容性、适应性及易理解性的样式或样式中的要素容易流传下去。这一点在设计艺术符号的仿样中尤其显著,留意一下不难发现,那些经历漫长历史仍为艺术设计师所钟爱的符号或图形都具有此类的特性,权变性强,能追随历史发展、社会文化变迁、人们生活方式转变不断与新的外在环境相适应,并融入其中。
下面,我们再通过工业设计中一个最有代表性的产品——汽车的造型演变史来看看设计物究竟如何在仿样中不断前进。附录是汽车造型自然演变的过程,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发现,造型演变过程中,仿样是基础,任何已经存在的产品的造型更新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原有造型的影响和制约,即便某些设计师为了追求创新而故意与主流的产品造型背道而驰,也常是对原有样式的逆向效仿。从这个意义上说,设计是部分要素的演变。汽车造型虽然经历马车型、箱形、流线型、船型、鱼型和楔型六个阶段,出现不计其数的各种车款,但每一时期对比前一时期,只是对其中的少数要素的革新;此外,重大的造型演变往往由技术驱动,这五次阶段性的变更无一不是始于对某些使用性重大缺陷的修正,而那些单纯为了造型而做的设计,诸如增加尾鳍此类的设计并不能对产品的演变起到决定性作用。也许一些设计师会设计出某些与原有设计大相径庭,具有跳跃性的样式,即所谓的“概念车”,但这些概念车几乎不可能直接投入批量生产,最可能的只是根据大众的反应逐步将部分创新点加入新车设计中。
(2)对已有的、具有类似功能、结构或其他相似之处的物品设计的仿样,这种效仿常常是那些新器物样式和形态的基本来源。当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带来了新产品的时候,人们为了让这个设计能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它的功能,向大众传递正确的物品信息,往往会借鉴以往具有类似功能、结构的产品,例如最初的电灯模仿了煤油灯的样式,汽车模仿马车的样式,电脑键盘模仿打字机键盘的样式、windows的界面模仿人们熟悉的办公用品形式作为相应功能图标等。不仅如此,现代科技对物的作用常常表现在原有功能的拓展、不同产品功能的相互移植,例如手机原本只是一种通讯的工具,而随着激烈的市场竞争,产品不断升级以争取高端市场,它的功能被拓展开,作为通讯录、计算器、收音机、MP3播放器、上网浏览器、游戏机、数码相机等等,新功能的添加带来对新结构、新样式的需求,这种需求往往导致对其他原功能产品的仿样,产品的面目变得模糊起来(图1)。第三种情形也非常有趣,即由于人们日常习惯、习俗或文化传统而导致的设计仿样,即某些产品,特别是高科技的数码产品,电子芯片是唯一它必不可少的部件,而形式上它具有无限可能和任意性,正如Ezio Manzini所说:“高技术产品仍然需要一种表面或是一种皮肤,在这种皮肤上仍然需要充斥情感的和符号的张力。”许多设计师认为最富有情感的肌肤应为人们所熟悉的、深入生活的、符合文化习惯的,因此高科技的产品中常见的一种仿样方式就是对人们日常习惯的、具有某些类似点的物品的模仿,例如女士使用的手机可能效仿粉盒或口红的样式,因为它们都是被赋予了女性特质的物品;而电子书的设计却不断向传统的纸本书的样式靠拢,因为设计师认为手持书本与电子书相比,即使功能上各有所长,但显然前者比后者冰冷的金属或塑料外壳具有更多文化的意味和人情味。
图1 左:突出数码相机功能的三星SPH-v4400手机;中:仿样女士化妆盒的NEC N916手机;右:具有掌上电脑特征的NOKIA 7700手机
(3)对同一时期的先进的或层次较高同类设计的效仿。
前面两种类型的仿样似乎对设计而言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设计艺术发展、演进的积极要素,第三种类型的仿样则似乎不那么受到认可,因为从物的受众心理角度看,它往往是两个方面的因素所驱使的:一是对上层文化的追随和膜拜;二是从众效应,这两点所伴随的往往是“虚荣”与“盲从”,以及文化大众化及层次下坠的趋势;另一方面从设计者及仿样物的生产者来看,其背后又是以经济利益为导向的,即模仿或部分模仿那些成功的、先进的设计,不仅能减少设计研发的成本,还能降低这些设计大批量投入市场后的风险。还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谓的成功、先进的设计,不仅仅是指那些被行业专家推崇或是受到市场好评的设计,也包括那些带有新概念、新技术的新设计,这些设计可能预示着此类设计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这种仿样并非总像第一种情况那样,仅仅是小厂商向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一般大众向文化精英的单向效仿,事实上大企业也常常效仿和采用小企业设计中领先或具有潜质的要素,这些要素不仅是造型和样式上的,也有技术和工艺上的,但最终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于物的形式之上。例如前面谈及汽车造型演变中楔型车的出现,其实第一辆楔型车是1963年司提倍克·阿本提设计出来,但当时这种车型超出时代鉴赏力,虽然在汽车外形设计专家中获得好评,可是销量很差,而到了1968年通用公司继承了这一超越时代的设计,迅速获得成功;同类的例子还有最早的图形界面并非比尔·盖茨的首创,而是施乐公司科学家率先研发出来的,但由于没能看到这一创造的运用前景而束之高阁,直到被苹果公司购买并运用于个人PC的平台上获得成功,并通过windows界面而成为一种通用标准。
二、设计仿样的产生机制
通过前面对艺术设计中仿样现象的详细分析,我们看到设计仿样是人造物之产生、发展的一种固有的现象,它对艺术设计发展,直至整个人造物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背后具有着深刻的生成机制。
首先,设计仿样是设计中的现象,也是艺术设计的方式和手段,与任何设计方式相似,它必须符合设计的“合目的性”或者说“功能性”这一基本特性。因此,设计仿样的目的与一切设计活动相同,应是为所设计的物寻找符合其目的性需要的样式或形式,当设计师有意识地采用某种样式时,首要的还是由于这个样式符合该物品使用的基本要求。例如我们设计一只茶杯的时候,无论是效仿自然物的样式还是从其他盛水器皿的样式,首先它应能较好地能满足“盛水”这一基本目的性的需要。(www.xing528.com)
其次,设计仿样作为一种特殊的设计现象,特指艺术设计中有意识地对已有样式和形式的模仿,一项设计之所以在“合目的性”的基础上选择对已有样式的模仿,而非直接进行“针对问题的求解”的率先创新,或者在同样能较好解决其目的性需要的若干样式中,设计师有意识地选择了某一特定的样式,而非其他样式,这背后具有一些特殊机制,简单分为生理及心理机制、社会文化机制以及经济机制三个主要方面。
图2 Pyra家用电暖炉 1900年(2004年北京 法国时尚100年展品)
1.生理及心理机制
设计仿样与人们的认知规律和心理活动的规律密切相关。这一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仿样是人类习惯延续性的体现。习惯是人们在既定情境下的固定反应;有些习惯是人类先天具有的,或者说是人类在漫长的进化过程逐渐形成,固定下来,并内化在神经系统中,例如不靠近悬崖峭壁,不接近火源等;而更多的习惯是一种对外界刺激熟悉化的过程,即人们不断接受同样的刺激和信息,作出类似的反应。这些习惯不是与生俱有的自动行为,而是多年特定文化习俗所造就的,并从人诞生起不断学习形成的习惯。例如同样是进食,动物可能只是在饥饿驱动下的本能反应,而人类就不得不以习惯的方式烹饪,使用符合习惯的餐具,遵守习惯的用餐礼仪。前文中曾谈及古代艺术设计常是在固定样式基础上的精工细作,一方面就是由于多年的文化传统和社会活动所塑造的人的习惯,另一方面还由于当时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而将某些礼教习俗通过国家机器制定成法律和规范,使那些涉及礼教的器具的样式被固定下来,而导致工匠不得不按照规范不断仿效下去,例如那些明器等。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引用的一句古话“习与性成,始为摹仿,继为习惯”很好地说明了习惯与摹仿之间的关系,即人的性格是习惯形成的,习惯又以摹仿为开端。多次摹仿形成了习惯,习惯形成之后,又成为了指导人类行为的重要规范,影响着人们的一举一动。美国早期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认为“生命存在物的习惯现象应归因于其身体所组成的有机物质的可塑性”,他认为这种可塑性似乎在人脑中留下了某种不易消失的通道,习惯就是在这些通道中实现的“连锁释放”。习惯形成时比较难,需要在神经物质中形成所谓的通道,而通道形成后,“人们就会期待神经流遵循大部分我们已经知道的通道的法则,被挖掘开来并且比以前更容易通过”,这些记忆被加深并最终形成习惯的过程。“习惯能减少我们的动作所作出的有意注意”,也就是说,习惯首先是不断的摹仿所导致的,而形成后,人们往往会按照所习惯的流程执行行为,并且往往是一再的摹仿。习惯形成后,人们的行为会变得“自动化”,这个自动化是从心理学角度上特指人们的行为熟练,行为高速度、低差错,思维干涉水平较低,不需要或只需要少数意识作为指导。从这一点来看,人们的行为一般而言受到习惯势力的引导,人造物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物,要符合人的目的性就常不得不以人的习惯作为设计前提,因此,效仿人们所习惯的设计样式,这对于艺术设计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解释前面所说的为什么新创造的物品总喜欢效仿旧有产品的样式,这通常是为了顺应人们的习惯,为人们逐渐接受新的物品以及其即可能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提供必要的缓冲。比如新材料刚出现的时候会在表面做上传统材料的纹样,如果它不是为了让那些人造材料看上去与传统天然材料一样高雅而有格调,那么基本就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种熟悉的感觉,以适应人们的习惯。图(2)是法国的早期的一台电暖气,摹仿了壁炉的样式,虽然它是当时最先进技术产品,但传统的样式暗示着人们所习惯的生活方式。
另一方面,从认知心理学及人们的信息加工过程来看,设计仿样能降低人们的认知负荷,为人们再认提供必要的提示,提高设计物的易学性。动物的许多行为都是本能驱动的,它们基本不对自身行为进行思索、选择、判断和推理;而人则不同,人的许多行为都是有意识的,是动机驱动的有目的的行为,因此人的多数行为需要通过一定的信息加工和处理,占用一定的神经资源,如果人们的每个行为始终都需要有意识参与,进行周详的思考,那么人有限的信息加工能力很可能只能应付少数的几种行为,幸运的是采用熟悉的样式和形式能减少神经系统的有意注意,降低了人们信息处理的复杂程度。
此外,熟悉样式还能为人们再认提供线索。再认是人们将外在的信息与储存在大脑中的信息匹配确认的过程,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如果凭空让我们回忆熟悉的面孔或者环境,我们只能再现一个模糊的轮廓;如果出示一组照片让我们从中做出识别,这个过程就容易多了。这说明熟悉的样式能为我们提供再认信息的必要线索,降低大脑检索、选择和做出推理、判断的复杂程度。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计算机系统及相关设备的学习使用变得越来越复杂,如果每一复杂界面都依靠用户不断地重新学习,这显然不现实。相关的软件界面可用性研究发现,使用软件工作时,新手通常喜爱使用菜单,通过滚动菜单选择特定命令或直接按下上面的特殊图标来完成任务,因为这些命令和图标能为他们提供某种信息,帮助他们再认记忆中的知识。正是这些线索,使用户无须不断努力记忆各种知识,而仅仅凭借熟悉的界面样式、图标就能较为容易地学习和使用软件。因此,从物的可用性方面来看,设计仿样特别对于那些操作复杂、交互性强的产品或界面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设计手段。
图3 以上五把均为由丹麦设计师设计的座椅,但每把椅子都模仿了其他文化的座椅形态。从左至右依次为:餐椅 1935年 雅各布森设计,受到中国明式家具的强烈影响;哥本哈根椅,1936年,Mogens Voltelen设计,源自西班牙的传统椅子设计;埃及凳,1960年,Ole Wanscher设计,根据古埃及的一款凳子设计;站椅,Gunnar Aagrrag Anderson设计,这款椅子是设计给站立的人撑靠休息用的,想法源于日本传统的一个装置;休闲椅,1952年,Jqrgen HQJ 设计,这款椅子特殊的结构是基于一把非洲部落的椅子造型。
2.社会、文化机制
除了人们的生理、心理的作用,社会及文化机制也是设计仿样产生的重要根源,这里基本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共性文化自觉、优势文化崇拜和文化生产需求等。
共性文化自觉是指同一文化群体中的个体或是文化具有类似性的不同群体之间对于某些共性文化的觉察和崇尚,文化自觉在设计艺术中常反映为对共性文化中器物的仿样。同一文化群体必然在审美取向、生活习惯、消费模式上具有更多的共性,对于符合群体共性文化的物品易于产生好感,设计师为了博取他们的青睐,有时会运用他们所崇尚的文化要素,比如模仿某些样式或形态,市场营销理论中的市场细分理论的依据之一就在于尽可能准确地捕捉目标市场群体的共性文化,使所研发的产品和营销模式能适应他们文化。在文化交流中,具有共性文化的两种文化通常更容易相互模仿,并且这种模仿在设计艺术领域中由来已久,例如东亚各国(中、日、韩)在设计中常出现相互效仿的现象,这与三国之间长期以来的密切交流,文化之间具有的大量共性密不可分,因而所设计的形式更容易获得共鸣。
优势文化崇拜是社会阶层较低的文化群体对于层次较高的文化群体以及由于弱势文化群体对于强势文化群体的崇尚与模仿。法国学者塔德(G.Tarde)在《模仿的法则》一书中提出:社会中的模仿方式是自下而上的,例如年轻人对老年人的模仿,穷人对富人的模仿,优秀个体的发明或创造经由群体内发明意识较差的大众或劣者的模仿得以普及,实际上,设计艺术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设计艺术新风格或样式的流行常常都是自上而下,首先由那些掌握了更多的“趣味知识”的精英首先创造和发起,在不断被仿样中广为流传。因此有人将这种最初由优势文化群体所特享的商品称为“地位性商品”,即使用这些商品似乎就表明步入了这一群体,而其他群体的消费者为了提升自身的阶层,不仅会僭用这些商品,更多还可能仿样或假冒这些商品。
仿样也是文化生产的需要,这在当今这个消费社会表现的非常显著。消费社会为了尽可能提供给消费者多样性的选择,不断需要以新的样式来刺激消费者的感官和情绪,以其上所附着的“符号意味”的消费部分地取代单纯的功能消费,并且与本文化的历史样式和文化相比,这样,带有一定历史文脉或其他文化意味的历史上或其他民族、文化的样式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符号宝库和仿样资源,而且由于其新奇和陌生性能更好地引起消费者的注意和好奇。有西方学者这样描述这种类型的仿样:“这些人(从事符号生产的文化专家)掳掠各种文化传统与文化,目的是为了生产新的符号商品、并对使用这些商品的人提供必要的解释。”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看到一方面西方文化向往悠久、神秘的东方文化传统,以他们自身的方式理解、摹仿、改造并运用到他们的设计中;同时东方文化除了前面所说的基于优势文化崇拜基础上的仿样,也同样从西方文化中吸收设计的符号和样式,来满足日益繁荣的消费需要。
3.经济机制
经济也是导致设计仿样形成并具固有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特别对于产品制造者而言,效益最大化是导致仿样最直接的要素。经济领域中,有学者提出所谓的“模仿创新”或“创造性模仿”,即企业以率先创新者的创新思路和行为为榜样,并以其创新产品为示范,在此基础上对率先创新进行改善和完善,进一步开发和生产富有竞争力的产品,这一理论本身就包含了设计领域的模仿,即设计仿样。从宏观的市场来看,设计仿样能降低某些设计由于样式率先创新带来的附加价值,加速设计的普及化进程,最终能降低产品的成本,提供能适应更多人的购买能力的大众产品。最知名的成功案例就是福特的T型车,奔驰率先发明了汽车,但由于手工敲制,价格昂贵,一直为富有阶层而垄断;福特通过大批量生产,模仿并开发了自己的车型,使汽车消费得到普及。
从企业的微观角度来看,仿样具有资本投入少、技术要求低、创新时间短的优势,能降低设计开发的成本,降低风险。美国学者曼斯费尔德对美国企业模仿与创新的相对成本与耗时的实证研究也表明:模仿的平均成本是创新成本的65%,耗时是创新耗时的70%,可见模仿创新相对于率先创新能节约投入,格尔德(Golder)和泰勒斯(Tellis)曾对二战前后36种产品历史进行考察,结果表明率先产品的失败率为47%,而早期跟随产品的失败率为8%,显然,模仿创新产品的成功率较率先创新高得多。这些数据证明了模仿创新具有某些优势,当然,率先创新却具有了技术、标准等“进入壁垒”、品牌效应、市场主导性等方面的潜在优势,但模仿创新的确是那些投入能力不足的中小企业的一种选择,需要强调的是知识产权保护对模仿,包括设计仿样具有约束性,设计仿样只能作为设计的一种基础,而能否能在模仿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和创新是企业模仿型创新成功的关键所在。
四、结论
仿样不是创造,而设计的本质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乍看去两者出于对立的两端。但是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设计艺术的创新归根结底离不开仿样,完全脱离了原有样式或形式的设计不一定是好的设计,其原因就在于文中所论述的设计仿样背后的心理、文化和经济机制。首先好的设计必须是“合目的性”的设计,可用性是设计不可或缺的要素,为了赋予当前正变得越来越复杂的产品以一种熟悉性,便于人们学习和使用,设计应考虑人们习惯的延续性,按照人们对物质世界的基本认识和心理原型进行设计;其次,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要素对于艺术设计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这些相关机制也决定了设计仿样存在的必然性,虽然随之也导致商业设计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庸俗化,但作为设计师应客观对待这些现象,以设计伦理和道德感来平衡这些消极的作用,将仿样作为创新的起点而非手段。总之,设计艺术中,创新仍然是其中最核心的部分,而仿样则是一种固有的、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设计师应在充分注意这一现象的基础上加以合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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