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祥文化与艺术设计，吉祥文化的概念

吉祥文化与艺术设计

Propitious Culture and Design Art

张道一　Zhang Daoyi

张道一　苏州大学艺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为清华大学“柒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课题项目阶段性成果。

编者按：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吉祥文化”，这种吉祥文化又是需要由艺术形式加以表现的一种文化，因此，吉祥文化实际上是一种艺术文化，这种艺术又是一种经过设计的艺术，在中国艺术的历史上，它广泛地表现在各种领域，又具有多种形式，其样式更是层出不穷。张道一教授毕生收集整理吉祥文化艺术的诸多资料，现逐渐整理成文，本刊征得先生同意刊发其第一篇。

原始凤和龙　上：双凤朝阳纹象牙佩饰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出土　中：猪龙形玉器辽宁建平县出土　下：蛇龙纹彩绘盘（中原龙山文化）,山西囊汾陶寺出土

一、吉祥文化的概念

“吉祥”这个词可释为吉庆祥和。我国的汉字都是单字单义，从字面看，自有其特定的解释。《说文解字》说：“吉，善也。”“祥，福也，一云善。”可见两字都释为善。而“善”为美好，凡美好之事皆可称作“吉”或“祥”。在这两个字的使用上，吉之反为凶，福之反为祸，善之反为恶，也说明其美好的内涵。不过，“祥”字本指吉凶的征兆，如《左传·僖十六年》：“是何祥也，吉凶焉在？”是指吉凶通指。后来才多以吉兆为祥，而以凶兆为不祥。因此，“吉祥”可直解为吉利美好的预兆。以后才通用为祝颂幸福的祝词。

人生处世，都希望幸福圆满，一切顺利，吉祥如意。所谓“吉祥止止”^[1],不就是指喜庆好事不断出现吗？不管是现实生活也好，还是仅仅满足于心理的慰藉，人们不但将吉祥挂在了口头上，并且讲其图绘成形，广泛用于人生仪礼和喜庆节日，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大众文化。过去的民间年画艺人深谙此道，在创作中提出了“画中要有戏，百看才不腻；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人品要俊秀，能得人欢喜”的口诀^[2]。其中的“出口要吉利”，便是指在题材上赋予吉祥的内容，并且便于上口，读起来好听。有人概括说，吉祥图就是“取吉祥，讨口彩”，是很准确的。

吉祥图的历史很久，应用也很广。它是有关吉祥本身和吉祥内容的形象记录。原始时代的图腾、自然崇拜，就是为了人的自身的卫护和安全，所想象的祖先和守护神。巫师、巫术的占卜，即所谓交鬼神、问吉凶者，尤为明显。在殷商时期遗留下来的甲骨片上，所刻的文字，有不少与吉凶有关。

就现在所能见到的图形看，龙与凤的形象是具有图腾性质的，如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的“双凤朝阳”象牙佩饰、红山文化的“猪龙”玉器、龙山文化的“蛇龙”彩绘盘等，作为原始部落的图腾，都带有吉祥的意味。正因为在人类童年的原始时代发展起这种文化，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才被后人所继承，尤其是在封建社会被赋予新的意义，成为帝王后妃的象征。皇帝如飞龙在天，后妃们如凤凰于室。为了区别这种关系，还规定了皇帝之“龙”为五爪，民间只准为四爪。即使如此，人们还是喜欢“龙凤呈祥”，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

闻一多说：“就最早的意义说，龙与凤代表着我们古代民族中最基本的两个单元——夏民族与殷民族，因为在‘鲧死，……化为黄龙，是用出禹’和‘天命玄鸟（即凤）降而生商’两个神话中，我们依稀看出，龙是原始夏人的图腾，凤是原始殷人的图腾（我说原始夏人和原始殷人，因为历史上夏殷两个朝代，已经离开图腾文化时期很远，而所谓图腾者，乃是远在夏代和殷代以前的夏人和殷人的一种制度和信仰）”^[3]

在古代，巫师和巫术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巫师利用巫术可与神鬼沟通，预知吉凶，而巫师也就成为能够与上天对话的使者。张光直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中的一个重大观念，是把世界分成不同的层次，其中主要的是 ‘天’和 ‘地’。不同层次之间的关系，不是严密隔绝、彼此不相往来的。中国古代许多仪式、宗教思想和行为的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这种世界的不同层次之间进行沟通。进行沟通的人物就是中国古代的巫、觋。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shamanistic）的文明，这是中国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个特征。”^[4]

蚌壳堆塑之龙矫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局部）

那么，巫师与天地沟通所使用的工具是什么呢？张光直指出：有神山、神树、龟策和各种动物以及药、酒等。他谈到动物时说：“在渔猎时代，我们的祖先跟自然界动物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动物是人在自然界里面的伙伴。在萨满文化里，通天地的最主要助手就是动物。在中国，这种动物的特性常常被忽略了。……巫师和动物之间的具体关系又是什么情况呢？我们看到的资料太少，倒是在《道藏》中找到一些有意思的资料，我觉得不妨谈一下。虽然《道藏》的年代较晚，但是可否认为它的若干成分是从汉代甚至先秦传下来的？《道藏》中有一部经叫《太上登真三矫灵应经》，讲道人如何召唤龙、虎、鹿，其中最有意思的一段是：‘夫三矫经者，上则龙矫，中则虎矫，下则鹿矫。……’”张先生在此只引了“凡用虎矫者”，当然是手续很复杂，并且要进行六十天才能见效。最后他说：“道士召唤龙、虎、鹿矫，这种传统是否由来于更早时候巫师召唤动物，帮助他游‘洞天福地’，与神接触？这种可能是有的。”^[5]考古发掘证明，这种情况早在6000年前确实存在。

1987年8月，在河南濮阳西水坡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遗址，第45号墓内，发现了用蚌壳堆塑的龙、虎形象。均为侧面，作行走状。龙身长1.78米、高0.67米；昂首竖耳，张口吐舌，曲颈躬身，短足利爪。虎头微低，尾部下垂，身长1.39米、高0.63米。龙、虎分别置于墓主人的左右。虎左龙右，均背向墓主人。所摆蚌壳有大有小，有正有反；有的并列成线，有的杂布，但都与整体形象相吻合。这种用蚌壳堆塑而成的龙虎，并且置于墓主人的左右，与主人背向并列，在考古发掘中是鲜见的。据发掘报告说，在另一个灰坑中还发现有龙虎同躯的蚌壳堆塑作品，虎背上还有卧鹿。龙头上还有一个蜘蛛。另在第215号探方还发现人骑龙图。人骑在龙背上，一个手高举，并回首相望。据说，除了濮阳发现的蚌壳堆塑外，在别地还发现有用卵石摆塑的龙图。^[6]

以上材料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中，巫师们已经在召唤“三矫”,作为与神沟通的工具。在墓葬中龙与虎与人并列，并且相背安置，表明龙虎是被召唤来的，仅仅作为巫师与神沟通的工具；而另外的卧鹿，说明“三矫”俱全，因为它是下矫，没有被召唤，便闲卧在那里。至于那龙头上的蜘蛛，是否就是“蟢蛛”，在那时候有没有产生“二龙戏珠”的观念，就不得而知了。

龙凤形象的塑造，是采集了走兽和飞禽的若干特点组合而成的，虽系古人想象，却又信以为真；它所包含的意义也是多方面的。为什么叫做“祥禽瑞兽”呢？即带有祥瑞之气，成为中国吉祥图中最典型的标本。从艺术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看，它是隐喻性的，将吉祥的内容寓于相关的形式之中，就像猜谜语一样，谜面和谜底需要经过揣摩和领悟，并非是画狗像狗，绘猫像猫。艺术上的“龙飞凤舞”在现实世界是不存在的。这是一种具有文化深度的艺术，其传统性也很强，有很大部分是得益于中国的文字，因为汉字的表义太微妙了。

古人造字，是由形、音、义三方面构成的，汉字学者归纳为六种方法，称作“六书”。但在文献中各家对六书的名目和次序解释不同。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解释较详：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六书”之书，耐人咀嚼，很有意味。它远远地超越了拼音的文字功能，表明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不仅汉字如此，在艺术的思维和创造上也是如此。前面提到，有些吉祥图像猜谜语一样，其谜面和谜底便是这等关系。

汉代铜洗“吉羊”纹样右图为单独羊纹，上面篆文“古羊”（即吉祥）二字左图二羊，实为同一纹样（模具）的重复，因此“吉祥”二字也是重复的

三个羊头　汉代画像石，山东平度马戈庄出土

中国的汉字数以万计，一部《康熙字典》就收有四万七千多字，加上现在的简体字，据说已超过六万，但它的基本读音（不算四声）只有几百个。因此，汉字的同音字很多，有的多达一百以上。在人们的交往中，隐喻性的语言很多，其中有不少是运用“谐音”，吉祥图也是如此。

吉祥图（羊头与山鸡）　汉代画像石　山东肥城北大留村出土

吉祥图（鸡和羊）　现代北方民间剪纸

福德羊 汉代画像石，江苏邳州燕子埠乡尤村出土

古代的造字者很懂这一点，一个“祥”字可以用“羊”表示，并且两字通假。《说文解字》说：“祥，福也，从示，羊声。一云善。”又“羊，祥也，从示，象头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举也。’”刘熙《释名•释车》：“羊，祥也。祥，善也。”毕沅注：“羊者，祥也。汉碑每以吉羊为吉祥。”又通“阳”。《释名•释姿容》：“望羊：羊，阳也。言阳气在上，举头高似若望之然也。”毕沅注：“古羊，阳字通。”

这说明，在汉字中一个“羊”字，既可作为一种动物之名，又可与“祥”字和“阳”字通。动物的“羊”有实体，为具象之形：吉祥之“祥”和阳气之“阳”为概念，是无形可视的。于是，便将有形之“羊”代替无形之“祥”和“阳”。在汉代，不仅碑刻上用字如此，日用器物（如洗脸的铜洗）之纹饰也画羊表示吉祥。山东出土的石刻画像中常刻有正面的羊头，悬在墓门上，以示吉祥；还有的在墓门的楣石上排列三个羊头，很可能就是表示“三阳开泰”，因为在冥冥的世界中阴气太重了。

“三阳开泰”为《易经》的卦象，从十一月到来年正月，三阳增生，意味着冬去春来，阴消阳长，有吉亨之象。古人将“三阳开泰”（或称“三阳交泰”）为一年开头的吉祥物，所谓“当三阳开泰之侯，正万物出震之时”，以此祝愿“三阳交泰，日新惟良”。因此，民间尝画三只羊为“三阳开泰”的吉祥图。

然而，汉代人将羊头悬于门楣，对于现代人来说，会不会犯忌，恰好应了“挂羊头，卖狗肉”的谚语呢？由此看来，在汉代可能还没有这谚语。汉代之前倒有一个与此相类似的谚语，但不是挂羊头。据《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君使服之于内。而禁之于外，犹县（悬）牛首于门而卖马脯于内（市）也。”从比喻看，两者都是以好的作幌子而卖劣等货，但不知什么时候将牛头改成了羊头，我想，应该是在汉代之后。

羊在古代社会是被重视的。它不但是“六畜”之一，为人们所亲近，而且更有为人所重之处。《初学记》卷二十九引《谯周法训》说：“羊有跪乳之礼，鸡有识时之侯，雁有庠序之仪，而人取法焉。”这是中国人所推崇的传统美德，所以汉代人称羊为“福德羊”。不仅如此，中国汉字的造字者对“美”的定义就是着眼于羊，即所谓“羊大为美”。《说文解字》说：“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这是从味觉的快感联系到审美的美感，中国古代的审美思想和审美活动离不开实际的社会和生活。从奴隶制社会到封建社会，都是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羊是主要的财富之一，羊大而肥不仅物美，而且羊群越大财富越多，富有也是一种人生的美善。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美”与“好”是分不开的。不但福德之羊为美，也是一种吉祥。

羊为吉祥，那么鸡又怎样？当然也是吉祥。鸡同为六畜之一，是过去农村最重要的一种家畜，又有“识时之侯”，以“信”为象征，虽然没有在文字上与“吉”通假，事实上它是借谐音做吉祥图的主要对象。

早在神话传说的远古时代，我国东南沿海的原始部落以鸟为图腾，所有的首领都是以鸟命名，其中最大的是“凤凰”，来自东方“君子之国”，实际上是冠羽禽类的综合。如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刻有鸟纹的象牙佩饰，考古家命名为“双凤朝阳”；江苏连云港将军崖岩画，刻有两只大眼的鸟头，在中原地区，则有火与鸟的结合，即太阳中的“金乌”（乌鸦）。从甲骨文到金文，“凤”有多种写法，据说，概括起来为阳鸟、鹰鸮、孔雀和鸡的四大类飞禽的象形。其中的鸡，包括了长尾原鸡和驯化了的家鸡。雉（山鸡）尾长而绚丽，直到战国时还有人以为是凤凰。《尹文子》中记述了一个故事：“楚人有担山雉者，路人问：‘何鸟也？’担雉者欺之，曰：‘凤凰也。’路人曰：‘我闻有凤凰，今直见之。汝贩（卖）之乎？’曰：‘然。’请买十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将欲献楚王，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不暇，来不及）惜金，惟恨不得以献楚王。……”唐代诗人李白怀才不遇，在长安时同那些权贵们格格不入，并且蒙受谗言，被迫离开京城。他在山东时写的《赠从第冽》，反映了当时的矛盾心情，他借用山鸡（山雉）的故事说：

“楚人不识凤，重价求山鸡。

献主昔云是，今来方觉迷。”

古代画鸡画羊，可谓真正的“吉祥图”。其手法是借用谐音，用鸡和羊表示“吉祥”。在汉代的石刻画像中，画的是羊头和山鸡；直到现代民间，便画羊和家鸡。在民间剪纸中的鸡仍然是夸张了它的尾羽，如像光芒四射，人们忘不了那辉煌的凤凰。

中国的许多传统节日，除了浓厚的人文内涵之外，也与当时的民生结合。农历五月“端午”气温已经很高，各种毒虫非常活跃。人们在剪纸窗花和刺绣的儿童衣物上表现辟除“五毒”。所谓五毒，并非限定于“五”数，主要是指蝎子、蜈蚣、毒蛇、壁虎、蟾蜍之类，其中名目并不一致。由于认识不清，有的并非有害，其目的是提醒人们，防止被毒虫伤害。^[7]而在现实中，鸡是啄食毒虫的能手。所以说，鸡不仅有“金鸡报晓”的荣耀，还是“辟除五毒”的代表。在云南江川县李家山出土的一件铜臂甲上，刻着许多动物相互搏斗的画面，其中有野豹食鸡和鸡食壁虎，说明了人对鸡的喜爱。在现代民间剪纸中，鸡的形象主要是报晓和啄虫。

人们爱鸡，以鸡的特性比附于德，有所谓“鸡有五德”者，这是在一个人事故事中引出的，载于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卷二第二十三章。故事是说田饶投靠鲁哀公，在那里做事，但长久不被重用。便以鸡自比，说鸡有“五德”，但君主每天食鸡，就因为鸡在身边，得之容易；可是黄鹄（天鹅）远在千里之外，可以飞到他的园池里吃他的鱼鳖，在田地里啄他的黍梁；虽无五德，却受了珍贵，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以其所从来者远也”。于是田饶离开了鲁哀公，去了燕国，在燕国做了国相。鲁哀公知道后当然是后悔不已。这是故事的原委，我们所要了解的是鸡有哪“五德”呢？

《韩诗外传》说：“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谓哀公曰：‘臣将去君，黄鹄举矣。’哀公曰：‘何谓也？’田饶曰：‘君独不见夫鸡乎？头戴冠者，文也；足傅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见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时者，信也。鸡虽有此五德，君犹日瀹而食者何也？则以其所从来近也。夫黄鹄一举千里，止君园池，食君鱼鳖，啄君黍梁，无此五德者，以其所从来者远也，故臣将去君，黄鹄举矣。’”

谁也想不到，在这里竟然遇到了鸡同天鹅相比，不论在动物学上，还是在文化上，都难以下结论。现在讨论“五德“，只好具体问题作具体而论了。

我们在本书的开头，第一节中便谈龙凤和鸡羊，是想以此说明吉祥文化的历史很久，内涵非常丰富，用鸡、羊的谐音解释“吉祥语”和“吉祥图”，进一步了解吉祥文化的概念。吉祥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层次虽然不高，但非常普及，面广量大，成为一种全民性的文化。我们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吉祥文化是一个很好的注脚。它用最通俗的语言和最一般的形式，不但通向高层文化，而且涉及到人生的诸多方面。从表面看，它可能成为人际之间的祝福、祈愿、希望，也可能成为讨好、献媚、颂扬，而透过它的表层所看到的，却是人生一些最重要的东西。

汉代鸡纹二幅上：山东沂南出土画像石鸡纹下：云南江川李家山出土铜壁甲纹饰“鸡食壁虎”

现代鸡纹二幅上：鸡鸣富贵（剪纸喜花）下：鸡食蜈蚣（剪纸鞋花）

“三多”纹样上：南京云锦图案（局部）中：苏州版刻刺绣花样下：山东长山岛剪纸窗花

二、“华封三祝”的故事

在《庄子•天地篇》中有唐尧同华封人的一段对话，是否真实已无从考，可能是庄周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所设的寓言。“华封人”是在叫做华的地方封疆（守护疆界）的人。尧到那里视察。原文说：

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

“使圣人寿”，尧曰“辞。”（谢绝，推辞）

“使圣人富”，尧曰“辞。”

“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

封人曰：“寿、富、多男子（男孩子），人之所欲（欲望）也。女（汝，你）独不欲，何邪？（耶，疑问词）”

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

封人曰：“始也我以女（汝）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鹑居而彀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天地交接的地方）；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封人去之。

尧随之，曰：“请问。”

封人曰：“退已。”

这是一段很有意义的对话，可说是关于祝福的辩论。我们知道，尧是传说中古代父系氏族社会后期的部落联盟领袖，即陶唐氏，史称唐尧。相传曾设官掌管时令，制定历法，咨询四岳，禅让王位于禹舜。历史上称唐尧禹舜为传说中的贤明帝王。这里尧与华封人的对话，所体现的是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可能是假托，我们只能姑妄从之。

对话的中心内容是“三祝”（祝长寿、祝富有、祝多男儿）。尧到边疆视察，华封人称他为圣人，连行三祝，都被他以“三患”之名辞绝了。理由是多生一个男孩就多一份忧惧；财物多就多了麻烦；寿命长就多受些困辱，这三个方面都无助于培养无为的观念和德行。但华封人不这样看，他们认为，生孩子是人的本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份职务；生的多职务也多。富有的人可以把财物分给众人。圣人总是像鹌鹑一样随遇而安，居无常处；像待哺的雏鸟一样，觅食无心；像鸟儿在空中飞翔一样，不留下一点痕迹。天下太平，就跟万物一起长生；天下纷乱，就趋就闲暇，修身养性；寿延千年而厌恶活在世上，便离开人世而升天成仙。驾着白云飘到天地交接的“帝乡”。圣人的长寿、富有、多男，是不会导致多辱、多是、多惧的。华封人听了尧的话后失望地走了。尧还想同他们讨论，华封人说：不必了，你回去吧！

对此，没有必要论是非。任何事物都有正负两个面，其发展也有两种可能，关键在于驾驭事物的人，结果只能由人的行为来决定。人们希望长寿、富有、多男，体现了人的生命维持和自身延续的基本条件，在不同的社会中，由于主客观的原因，可能会导致多辱、多事。多惧，并不是必然的。所以，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多数人和华封人一样，喜欢“三祝”，防止“三患”。因而它也成为吉祥语和吉祥图的最重要的题材——“三多”和“三多图”。

所谓“三多”，一般解释为多福、多寿、多子。由“三祝”到“三多”只是提法的变化，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三祝中的“富”改成了“福”，可说是内容的扩展与丰富，不等于取消了富字，因为在“五福”^[8]中就包括了“富”。

富贵三多纹大折枝锦缎图案（南京云锦）这是一棵苍劲的大树，弯曲盘结的枝干构成了二方连续的纹样，永也不到头。在枝干上开着硕大的牡丹花，象征富贵；佛手、桃子和石榴生在牡丹之间。丰富的想象力表现出美好的愿望

招财进宝与“三多”（河北民间剪纸）“招财进宝”是一个表现发财的主题。当传说中的“聚宝盆”与“三多”组合在一起，连财神也来相助，岂不是多福、多寿、多子的丰厚基础吗？

怎样表现多福、多寿、多子呢？人们在艺术上找到了可借其音或借其形的三种果物——桃子、佛手和石榴，将它们盛在一个果盘中，或者令其长在一条枝干上，连植物学家都做不到的事情在艺术中出现了，表明是同根而生。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中，人们在吃桃时很容易联想到西王母为群仙祝寿的蟠桃大会，那蟠桃树是三千年一开花，三千年一结籽，吃了蟠桃能长生不老，所以叫做仙桃、寿桃；由蟠桃会想到孙悟空的大闹桃园，以及东方朔偷桃的故事。还有桃都山上的守鬼门的神茶郁垒兄弟，又曾手持木棍棒为我们守卫门户，防止鬼魅的侵扰，被人们奉为门神。佛手即佛手柑，又称香橼。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佛手，取象也。……其实状如人手，有指，俗呼为佛手柑。”成熟的佛手金黄而有光泽，清香袭人，多作清供观赏，也可食用、入药。由于佛手之“佛”字与“福”字读音相近，便以佛手作为“福”的谐音物。石榴，又名“安石榴”，据传为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得涂林安石国榴种以归，取名安石榴。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三十：“榴五月开花，有红、黄、白三色，单叶者结实，千叶者不结实，或结亦无子也。实有甜、酸、苦三种。《抱朴子》言苦者出积石山，或云即山石榴也。《酉阳杂俎》言南诏石榴皮薄如纸。《琐碎录》言河阴石榴名三十八者，其中只有三十八子也。又南中有四季榴，四时开花，秋月结实，实方绽，随复开花。有火石榴赤色如火。海石榴高一二尺即结实，皆异种也。案《事类合璧》云：榴大如杯，赤色有黑斑点，皮中如蜂窠，有黄膜隔之，子形如人齿，淡红色,亦有洁白如雪者。潘岳赋云：榴者，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千房同膜，千子如一。御饥疗渴，解酲止醉。”石榴之子无数颗，晶莹如宝石，同聚一膜之内；隔膜还有无数颗粒粒宝石，就像母亲孕育的孩子，成为多子的象征。

人生在世，特别是在古代的封建社会中，家族的维系和繁衍是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人生的道路上，谁不想幸福美满、富贵长寿、多子多孙呢？即使事实渺茫，至少在心理上也是一种慰藉。因此，人们对于“三多”的追求不仅是普遍的，也是积极的，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而“三多”的形象化，由三种不同的果物代表，也就被紧密地连在一起。当艺术的意匠将它们长在一条枝干上的时候，不但是艺术升华了，也是人的追求的集中概括。不论“华封三祝”的故事真实与否，至少已经延续了3000年以上。

是树就要开花，是花就会结果。“三多”的种子撒开来时，就会遍地开花；有的产生了新的组合。譬如说多福和多寿，引得蝙蝠飞来了，用“蝠”字代替了佛手，篆文的“寿”字代替了桃子，五只蝙蝠围绕一个寿字，组成了“五福捧寿”。用两个圆形铜钱重叠一半，与蝙蝠、桃子组成“福寿双全”，因为那“钱”字古代称“泉”，而泉又是“全”的谐音。诸如此类，一路走下去，在形象思维的引招下，越走越远，通向广阔的吉祥文化的世界。“寿”字遇到了南极老人，是位人人崇敬的老寿星；老寿星联络了福星和禄星，俯视人间，即为福禄寿“三星高照”。至于那多子的石榴，遇到了莲花，乐器中的“笙”也吹响了，出现了“连生贵子”。“天上麒麟儿，人间状元郎”，仙女们护送着“麒麟送子”。就像连环套一样，一个接着一个，永也不断。当然，“华封三祝”只是一个个案，是吉祥文化中的一个实例。吉祥图的寓意和构成路子很多，而且错综复杂，并非都是由此出发，却是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但在众多的吉祥图中。多福、多寿、多子的“三多”确实是吉祥文化的主调。

顺便说明一个问题，即在“三多”之中为什么会有“多子”呢？多生子女已经造成负担，而且还要多生男孩，岂不是重男轻女吗？本来，这个问题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我们研究的是吉祥文化，为了了解它的产生和发展，以及种种表现，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历史。古代的事情是由古人做出的，我们可以不做，但不能改变历史，更何况古人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我们不同，怎么能同我们一样呢？

若说重男轻女，在历史上确实存在。早在原始社会的后期，即由母系制氏族向父系制氏族转化之后，男性在社会上就占了主导的地位。进入封建社会之后，规定了妇女的“三从四德”，不消说男女之间的平等与否，实际上妇女毫无社会地位，完全成为男子的附属。对于妇女的所谓“三从”，《礼记·郊特牲》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一个“从”字，就是归顺、顺从、听从。出嫁前由父兄做主，出嫁后由丈夫做主，丈夫死了由儿子做主，总之自己什么也不能做主，一生都被束缚在家庭中。所谓“四德”，《礼记·昏义》说：“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功。……所以成妇顺也。”妇德就是贞洁操守，妇言就是辞令温雅。妇容就是容貌柔顺，妇功就是织绣女红。这是在女儿出嫁前的“必修课”。我们研究民间工艺，常说中国的劳动妇女“心灵手巧”，赞叹她们所做工艺品的精致优美，却不知在她们的背后，过去曾有沉重的压力，是在屈辱中得以磨练的。

由此看来，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观念是由历史的不公而造成的。在古代，既然男子是社会的主干，当然也就受到了重视。再说，男女之间的体质毕竟是有区别的，从事农业劳动出现了“男耕女织”的模式。遇到战争也要靠男子。“木兰从军”的故事所以受到赞扬，便是女扮男装从军报国。连木兰也叹息“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才“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闻一多在《匡斋尺牍》中分析《诗经•芣苡》篇时指出：“芣苡”就是“车前”；“古籍中凡提到芣苡，都说它有‘宜子’的功能，那便是因禹母吞芣苡而孕禹的故事产生的一种观念”。他说：“你知道，宗法社会里是没有‘个人’的，一个人的存在是为他的种族而存在的，一个女人是在为种族传递并繁衍生机的功能上而存在着的。如果她不能证实这功能，就得被她的侪类贱视，被她的男人诅咒以致驱逐，而尤其令人胆颤的是据说还得遭神——祖宗的谴责。环境的要求便是法律，不，环境的权威超过了法律。而‘个人’偏偏是一种最柔顺的东西，在积威之下，他居然接受集团的意志为他个人的意志。所以，在生理上，一个妇人的母性本能纵然十分薄弱，可是环境的包围、欺诈与恐吓，自能给他逼出一种常态的母性意识来，这意识的坚牢性高到某种程度时，你便称它为‘准本能的’，亦无不可。总之，你若想象得到一个妇人在做妻以后，做母以前的憧憬与恐怖，你便明白这采芣苡的风俗所含的意义是何等严重与神圣。”^[9]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而一个家族的兴旺最重要的标志是子孙繁衍。就国家而论，古代的人口不是太多，而是偏少。我们知道，人力是小农经济的主体；人丁是封建国家各种义务的具体承担者，诸如捐税、徭役等。很明显，人口的多寡直接影响到国力的兴衰。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先秦时代的总人口只有一千万至两千万左右，到公元之初，即西汉元始年间，全国人口也不过五千九百多万；直到清朝中期，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高。至清康熙、乾隆时期，才出现人口上升的势头，到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已达四亿一千多万。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唱歌中“四万万五千同胞奋起”，新中国成立后的正式人口统计已超过六亿，现在是12亿多的大国，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国家实行计划生育的良策，走上了科学控制人口增长的道路。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人口众多看古人的“多子”观念。在古代，国家的强盛与家族的旺盛是直接关联的。因此。不论国家还是家庭，都希望人丁兴旺。表现在吉祥文化上，也是相当可观的。

萱草（《本草纲目》）

植物中的萱草，又名“忘忧”、“疗愁”、“丹棘”、“鹿葱”、“宜男”。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六：“萱本作谖。谖，忘也。诗云∶焉得谖草？言树之背。谓忧思不能自谴，故欲树此草，玩味以忘忧也。吴人谓之疗愁。《董子》云：欲忘人之忧，则赠之丹棘。一名忘忧故也。其苗烹食，气味如葱，而鹿食九种解毒之草，萱乃其一，故又名鹿葱。周处《风土记》云：怀妊妇人佩其花，则生男。故名宜男。”晋代嵇含《宜男花序》说：“宜男花者，世有之久矣。多植幽皋曲隰之侧，或华林、玄圃，非衡门蓬宇所宜序也。荊楚之土，号曰鹿蔥。根苗可以荐于俎。世人多女，欲求男者，取此草服之，尤良也。”实际上，萱草也就是现在所俗称的黄花菜，《本草纲目》中也已提到，所谓生男之说，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只能说它表达了一种愿望，特别是魏晋时期的妇女，在衣襟上戴一朵萱花，与其说是信其实效，不如说是寄托一种希望。曹植写过一篇《宜男花颂》，他说“草号宜男，既烨且贞”，用光亮茂盛和嘉好吉祥形容它的品格，象征子孙之众多。在敦煌壁画的下端，多画一些供养人的图像，也就是施舍的善男信女；妇女们有名有姓，手持一枝莲花或是一朵萱花，虔诚地站在那里，她的夙愿是可想而知的。

既然希望多生男孩，那么，以生多少为标准呢？今天的人们可能会笑古人的天真，他们确实有具体的数字，即“五男二女”。

且不说这种不平衡的生育观，仅就“五男二女”而言，据说是效法周武王的子女数目。北宋时期记述汴京（开封）风俗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育子”说：“凡孕妇入月，于初一日父母家以银盆，或绫或彩画盆，盛粟秆一束，上以锦绣或生色帕覆盖之，上插花朵及通草、帖罗‘五男二女’花样，用盘合装，送馒头，谓之‘分痛’。并作眠羊、卧鹿羊、生果实，取其眠卧之义。并牙儿衣物绷籍等，谓之‘催生’。”

五男二女（古代吉祥钱，正背两面）

一路平安（现代设计）

一帆风顺（现代设计）

南宋时期记述临安（杭州）风俗的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嫁娶”说：“婚娶之礼，先凭媒氏，以草帖子通于男家。……（经‘定贴’、‘相亲’后）如新人中意，则以金钗插于冠髻中，名曰‘插钗’。……既已插钗，则伐柯人通好，议定礼，往女家报定。……男家用销金色纸四幅为三启，一礼物状共两封，名为‘双缄’，仍以红绿销金书袋盛之，或以罗帛贴套，‘五男二女’绿盝，盛礼书为头合，共辏十合或八合，用彩袱盖上，送往。女家接定礼合，于宅堂中备香烛酒果，告盟三界，然后请女亲家夫妇双全者开合，其女氏即于当日备回定礼物，以紫罗及颜色缎匹，珠翠须掠，皂罗巾缎，金玉帕环，七宝巾环。箧帕鞋袜女工答之。更以元送茶饼果物，以四方回送羊酒，亦以一半回之，更以空酒樽一双，投入清水，盛四金鱼，以筯一双、葱两株，安于樽内，谓之“回鱼筯”。……自送定之后，全凭媒氏往来，朔望传语，遇节序亦以冠花彩缎合物酒果遗送，谓之‘追节’。女家以巧作女工金宝帕环答之。次后择日则送聘……”手续很多，繁琐而隆重。

在《梦梁录》卷二十“育子”一节中说：“杭城人家育子，如孕妇入月，期将届，外舅姑家以银盆或彩盆，盛粟秆一束，上以锦或纸盖之，上簇花朵、通草、贴套‘五男二女’意思，及眠羊卧鹿，并以彩画鸭蛋一百二十枚、膳食、羊、生枣、栗果，及孩儿彩绷彩衣，送至婿家，名‘催生礼’。”

由此看来，两宋时期的南北风俗是很接近的，也都有“五男二女”的观念。繁琐隆重的婚礼和关于生育的礼仪，对于事物本身除了麻烦和破费之外，并没有增加什么，然而它是一种人生的礼节，约定俗成，并表现了人际之间的亲近关系。俗话说，人文不能当饭吃，但其中浸透着情感。情感不可能由物质替代，人如果失去了情感，真不知是个什么样子。

宋朝人和以后的人追求“五男二女”，他们将其图像附丽于有关的仪式中，并把它铸成“吉祥钱”，在天圆地方之内刻上五个活泼的男孩和两个女孩，并且铸上七星、神剑和龟蛇（玄武），以示去邪辟魔的厌胜钱作用。

一千多年过去了，在民间风俗中，“五男二女”的观念好像已经淡漠，不再计较具体的数字，但是那些枣、栗之类却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增加了花生。当新娘出嫁时，老人在嫁妆棉被的四角和枕头中放进几颗枣、栗子和花生。三种干果用在婚礼上，有人说这是迷信，我看不是。就像贴双“喜”字一样，它是一种祝福的密码，隐喻着对人生的一种期望。解读这个密码，便是

枣——栗子——花生

早——利子——花生（既生男孩，又生女孩，花开而生）

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体现着人类延续的正常规律。不是在一个人和一对人身上，而是要看一个民族的整体和未来。绝不是说吃了枣子、栗子和花生就能做到，而是要看它的象征意义。它虽然是一种俗文化，但所揭示的道理却是深刻的。

三、见诸于生活方面

从早到晚，日日夜夜；一个人的一生，虽然会遇到许多预料不到的事，但谁也不想倒霉或难堪，即使有灾难临头，或不顺利的事发生，也希望逢凶化吉，平平安安。这是人之常情，是在社会生活中的处世经验，也是人生之道。因此，表现在头口上、礼仪上、习俗上和艺术上。无不希望吉祥如意、和合圆满。换句话说，在日常生活的语言、礼仪、风俗、艺术中，充满着吉祥的内容。如果孤立地看某一件事，譬如人们见面时问好，分别时说再见，可谓司空见惯，平常而又平淡，甚至不值一提，但若将见诸于生活方面的吉祥事项汇集在一起，便会感到是一种巨大的文化因素，时时处处都在人的意识中旋绕，并且以不同的形式出现。

（一）语（语言）：

见面问好，可说是全人类的一种吉祥语。即使语言不通，也能领会其意。由问好而报平安，是在人际关系上稍进一步的问候。其中有些内容是很有趣的。

若干年前，人们见面的问候是“吃过饭了没有？”现在已经不多了，有些年轻人也已不解其意了。老一辈的人还会记得，在温饱难以为继的时代，所谓“吃了上顿、不知下顿”，如果回答“吃过饭”，便是意味着生活过得去。这时候你会认识到“民以食为天”的重要。

查阅资料，古人见面问候也是很有意味的：

“别来无恙乎？”“无它乎？”(www.xing528.com)

“恙”指忧虑，灾祸，疾病。在古代，除了疾病之外，也有人事中伤，或是无端的飞来横祸。“无恙”既是问候、又是祝安。

“它”为古“蛇”字。《说文解字》说：“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冤曲垂尾形。上古草局，患它，故相问：‘无它乎？’”草茂蛇多而伤人；人无奈相互问候，竟以“无它”为安。

晚辈早晨向长辈请安，也有的直呼“吉祥”。

送别的祝词多为“一路平安”、“一帆风顺”、“一路顺风”。宋代鲜于侁为东京转运使，临行，司马光对他说：“福星往矣”。清代翟灏《祝咏》引作“一路福星”，为祝人旅途平安之语。福星即岁星，旧时的术士以为岁星照临能降福于民。宋代行政大区称路，后来以路为道路之“路”。唐宋以来，杂曲的曲调中有舒缓者曰“声声慢”，送客者多用“慢慢走”或“慢走”祝客人，意思是不要太急，舒缓一些。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不论访友叙旧还是新交拜访，都是心绪起伏；告辞之后舒缓而行，一边回味思考，一边观看周围的景致，是颇有意味的。有支歌儿便是唱着：“马儿啊，你慢慢走；我要把这里迷人的景色看个够！”慢慢走是同“走马观花”相对照的。

诉诸于口语的吉祥词很多，不但表现在日常生活里，也渗透于各事物之中。人们在研究工作、制定计划和做某一件事情之前，不是说“希望顺利”、“但愿成行”、“祝你好运”吗？中国人习惯把春节当作一年的开头。开春的第一天，人们揖手相贺，有的说“恭贺新禧”，有的说“见面发财”，有的祝愿“心想事成”，“万事如意”，都是希望一年顺利，阖家欢乐，幸福美满。

馈赠礼物是人之常情，但有些礼物是不能随便赠送的。如钟表、茉莉花、梨。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不好，而是这些名称的读音犯忌。钟表的“钟”字与“终”谐音，如果读起来只听声音，“送钟”与“送终”分不开了。广东人读“茉莉”为“没利”，尤其是对于经商趋利者，是不能容忍的。“梨”与“离”谐音，在亲友之间更不能分食，分而食之不就是“分离”吗？在戏曲《天仙配》中，董永家贫，卖身葬父，在财主家做工；感动了天宫中的七仙女，下凡来嫁与董永，以织锦帮他赎债。当他们高兴地还家时，在路上董永到村中讨食，只求得一个梨和几颗枣子；织女看到后落下了眼泪，预感到恩爱夫妻要“早离”（枣梨）了。

有人说这是宣传迷信。不，是一种被称作“隐喻”的艺术手法，在中国文化中比比皆是。原因是巧妙地利用了汉字的字数多单读音少的特点。汉字有数万个，但其发音只有几百个，因此同音字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便利用谐音作为隐喻，对于事物的表述增添了兴味。

正因如此，吉祥语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首要者便是利用谐音。也就是说，只是借其音，而所指不是此物，而是另外的同音者。因为是用语言表达，必须上口，顺口，不能读起来拗嘴，所以叫“讨口彩”，便成为第二个特点。我国成语很多，内涵丰富，有不少成语是带有吉祥意味的，也易于上口，所以，有些吉祥语就是成语。

在现实生活中，大人总是关照小孩，不要说不吉利的话，即使是老老实实的大实话，也要看场合，不能随便乱说。这倒不是教人世故、虚伪，实在是一种心理的表现。譬如说你到朋友家里做客，朋友热情款待；有的食品不合你口味。朋友谦虚，说是不成敬意，可是你不能说非常难吃，那就太不礼貌了。即使一个普通的数字，人们多是喜欢“8”字，可与“发”字谐音，从而联想到发福、发财、发家；而避免“4”字。据新闻报道，2009年9月9日，北京、香港的结婚人数剧增，比平时增加了很多，原因是赶上了三个“9”字，借此讨个吉利：09.9.9.——久久长久。

有个民间故事，是说一个人老年得子，为儿子周岁设宴庆祝，许多朋友都来庆贺。有的说：孩子又白又胖，满脸富态，将来一定大有前程。有的说：公子眉目清秀，方脸大耳，长大后会做大官。也有的说：这小子活泼伶俐，看来会动脑筋，如果经商，会发大财。一个一个的吉利话说得主人喜笑颜开。最后来了一个老学究，慢条斯理地说：此儿长得尚可。如认真调理，可以多活几年；有生必有死，但要活得有意义。于是满堂大惊，愤怒的眼光都射向一个目标；主人呼唤佣人，把那个老学究赶走了。

其实，他的话并没有错，只是不合时宜，怎么能在人家儿子周岁的庆筵上谈“死”呢？无怪乎年画艺人总结创作规律时说：“出口要吉利，才能合人意。”在人际活动中是应该注意的。

（二）俗（习俗）：

中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各地之间很少沟通，加之诸侯国的封建制度，在神州大地上分割成数以百计的郡国，也不同程度地造成了隔绝，因而在文化上带有封闭性。方言、乡音差距很大，风俗、习惯也不相同。正因为“百里不同俗”，才有了“入国问俗”的成语。

战国时期的名辩家尹文，讲过一个故事。说是郑国人谓玉未琢者叫“璞”，但周朝人谓鼠未腊（风干）者为璞。周朝人抱着璞去卖，看到郑国的玉器商人，问他想要买璞吗?商人回答说：想买。周朝人便将璞取出，结果是一只死鼠。^[10]这就是所谓“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为之实名”。^[11]方言中的名称，在一个地方是行得通的，但若换到别处，可就不一样了。在山东北部，过去如有生人问路，不能称人“大哥”，必须说：“请问二哥”；否则，被问者不予理睬，甚至会骂你不懂礼貌，因为，在这一带称武松是二哥，谁也不愿意当“大哥”武大郎。

我们在胶东考察民艺和民俗，到莱州朱桥镇赶集。这里是春秋战国时代齐国的中心地带，齐桓公时任命管仲为卿，尊称“仲父”，进行改革，提倡奢侈消费，使齐国成为春秋时的第一霸主。朱桥镇的集市很大，早晨已是车水马龙。在一家大蓬下吃早餐，有羊肉汤泡杠子头（戗面火烧）。这里的油条叫“油炸面鱼”，是将面团放进鱼模中印成鱼行之后再投进油锅，制作过程比别处一般的油条要复杂一些。鱼形的油条经过油炸而膨胀，变成一条金黄色的大胖鱼。我问炸油条的师傅，为什么要把油条做成鱼的样子？他说：俺这里不叫油条，就叫“面鱼”，炸面鱼当然要鱼的样子。停了一会，他又补充一句说：“吃鱼就是希望年年有余（鱼），一大早就讨个吉利的。”我会心地笑了一下，边吃边想：两千五百年前的管仲为了搞活经济，提倡高消费，向齐桓公提出：“尝至味而，罢至乐而；雕卵然后瀹之。雕撩然后爨之。”^[12]——意思是说：提倡吃最好吃的食物（至味），尽量听最好听的音乐（至乐）；把鸡蛋画上精美的图案之后再煮食（瀹之），将木材（撩）雕刻上复杂的花纹之后再焚烧（爨之）。使“富者糜之，贫者为之”：让有钱的人奢侈花费，使贫苦的人扩大就业，有工作做。尤其是对于画卵雕撩，原以为这是夸饰之词，没想到在面鱼上找到了注释。可见2500年的风习未改，至少还能看到痕迹。

在朱桥镇附近的尚家村，有一家姓彭的人家，三代妇女都做面塑。我们去时满屋热气腾腾，正有一锅“白穗子”出笼，整整齐齐的白穗子摆在用高粱秆做成的盖垫上。那“白穗子”白白胖胖，略带长圆，两头冒出锥形；在圆体上涂得红红绿绿，有的在上面写了一个“寿”字。这是一个什么造型呢？它又表现了什么意义呢？盘腿坐在炕上的薛老太太顺手拿了一个，掰成两半，边将一半递给我，边笑着说：“您尝尝，满好吃的，吃了长寿。”实际上，不过是普通的馒头，只是改变了原来的形态。经询问才知道那形象是一个线团。旧时的妇女纺棉花，要将棉线收拢在一条木制的线轴上，缠满的线轴成为了一个白色的线团，两头露出尖尖的线轴，叫做“白穗子”。借白穗之音读成“百岁”，不就赋予祝寿的内涵了吗？所以“白穗子”也称“百岁子”或“百岁”。据说在胶东一带，为老人祝寿的寿宴上，其主食必修是“百岁”。有趣的是，那天午间我们在一家农村小馆用餐，饭店的招牌上也用大字写着：定做百岁，可见是很普通的。但我们访问的彭家三代，并非以此为生，她们的“绝活”是用面粉做成各种人物、鸟兽和花果。她们所做的，不同于造型逼真的“江米人”，多是夸张简练、色彩明快。如若人家为老人祝寿，就要做一台“八仙庆寿”或是“麻姑献桃”，也有做王母娘娘“蟠桃大会”的，当然也少不了孙悟空。东方朔也是山东人，在胶东之北的惠民；“东方朔偷桃”的故事也广为流传的。有趣的是，这种面塑有吃的、有看的；一件件的吉祥人物、祥禽瑞兽和奇花异草，高不过十几厘米，背后都用一根竹签支撑着；陈列时可以插在底盘上或是假山上，气氛非常热烈，成为吉祥文化的一种大组合。

一般的说，习俗的形成都有其历史的根源，多是属于精神的范畴。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们对于自己的习俗视为自然，表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上所举，不过是千千万万习俗之一二。其所以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讨吉利，保平安，在精神上以补现实的不足。

孔子见老子（汉画像石局部）山东嘉祥齐山村出土

孔子见老子（汉画像石局部）

（三）礼（礼仪）：

自古以来，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誉。所谓“礼”，包括对神的敬意和对人的礼貌、为表敬意的仪式以及礼物。儒家重礼，在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以礼作为贵族等级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规范。因此，古代的礼制非常繁琐。如冠礼（成人礼，“礼之始也”）、昏礼（即婚礼，“将合二姓之好”）、燕礼（“明君臣之义”）、乡饮酒礼（“明长幼之序”）、射礼（射箭的礼仪，“可以观德行”）、祭礼（“祭天、祭祖”）、朝礼（朝会之礼）、聘礼（“明贵贱、致尊让”）、丧礼（“贵贵尊尊，义之大者”）等。这些都是上层社会的礼仪，均有详细的规范。

在中国文化史上流传着一个“孔子见老子”（孔子问礼）的故事，标志着儒、道两大学派的交流。当时孔子在鲁（山东曲阜），晚年致力于教育；老子在周（河南洛阳），曾为周朝的“守藏室之吏”（管理藏书的史官）。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老子是道家的创始人。两位思想家同处于春秋时代，但老子的年龄大于孔子，孔子属于老子的晚辈。孔子问礼于老子，按照礼节，初次见面要进行“贽礼”，也就是“见面礼”。

《左传·庄公二十四年》：“男贽，大者玉帛，小者禽鸟，以章物也。女贽，不过榛、栗、枣、脩，以告虔也。”“脩”即时干肉，古代求学送给老师的礼物便是“束脩”（十条干肉）。孔子私人办学，是深知这种干肉的。据说孔子见老子的贽礼是一只大雁，可能是风干的雁，类似现在的风鸡、风鱼之类，不会是活雁。

汉代画像石中有不少《孔子见老子》的画像，表现两位思想家的会面。两个人都拄着曲杖，后边是长长的随员，孔子弟子有的多达二、三十人，或者是一辆马车。最有趣的是，雕刻着画了一只活鸟（不是大雁）藏在孔子的袖子中，正要探出头来，连天上的飞鸟也引来了。不知是雕刻者不熟悉贽礼、还是有意表现这种风趣。至于在孔子和老子中间推着玩具小车的那个小孩，即史书中所说的项橐，因穷难孔子而为师。这个故事本与“孔子见老子”无关，也不知为何将他们画在了一起。或是有意表现孔子的谦虚好学，不但求教于老子，连七岁的小孩都拜以为师罢。

《礼记·曲礼上》曰：“礼不下庶人。”是说“礼”是用于上层社会的，不为老百姓制礼。但庶人知礼，不但有自己的礼数，并且有自己的表达方式。举例说，结婚是人生大事，人们对于婚礼非常重视，并当作成家立业的标志。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中，记述了民间“娶妇”的礼节：

凡娶媳妇，先起草贴子，两家允许，然后起细贴子，序三代名讳，议亲人有服亲田产官职之类。次檐许口酒，以络盛酒瓶，装以大花八朵、罗绢生色或银胜八杖，又以花红缴檐上，谓之“缴檐红”，与女家。女家以淡水二瓶，活鱼三五个，筯一双，悉送在元酒瓶内，谓之“回鱼筯”。或下小定、大定，或相媳妇与不相。若相媳妇，即男家亲人或婆往女家看中，即以钗子插冠中，谓之“插钗子”；或不入意，即留一两端彩段，与之压惊，则此亲不谐矣。其媒人有数等，上等戴盖头，着紫背子，说官亲宫院恩泽；中等戴冠子，黄包髻背子，或只系裙手，把青凉伞儿，皆两人同行。下定了，即旦望媒人传语。遇节序，即以节物头面羊酒之类追女家，随家丰俭。女家多回巧作之类。次下财礼，次报成结日子。次过大礼，先一日或是日上下催妆冠帔花粉，女家回公裳花幞头之类。前一日女家先来挂帐，铺设房卧，谓之“铺房”。女家亲人有茶酒利市之类。至迎娶日，儿家以车子或花檐子发迎客引至女家门，女家管待迎客，与之彩段，作乐催妆上车檐，从人未肯起，炒咬利市，谓之“起檐子”，与了然后行。迎客先回至儿家门，从人及儿家人乞觅利市钱物花红等，谓之“挡门”。新妇下车子，有阴阳人执斗，内盛谷豆钱果草节等咒祝，望门而撒，小儿辈争拾之，谓之“撒谷豆”，俗云厌青羊等杀神也。

新人下车檐，踏青布条或毡席，不得踏地，一人捧镜倒行，引新人跨鞍蓦草及秤上过，入门，于一室内当中悬帐，谓之“从虚帐”；或只径入房中坐于床上，亦谓之“坐富贵”。其送女客，急三盏而退，谓之“走送”。众客就筵三杯之后，婿具公裳花胜簇面，于中堂升一榻，上置椅子，谓之“高坐”，先媒氏请，次姨氏或妗氏请，各斟一杯饮之，次丈母请，方下坐。新人门额，用彩一段，碎裂其下。横抹挂之，婿入房，即众争扯小片而去，谓之“利市缴门红”。婿于床前请新妇出，二家各出彩段，绾一同心，谓之“牵巾”。男挂于笏，妇搭于手，男倒行出，面皆相向，至家庙前参拜毕，女复倒行扶入房进拜，男女各争先后对拜毕，就床，女向左，男向右坐，妇女以金钱彩果散掷，谓之“撒帐”。男左女右，留少头发，二家出匹段、钗子、木梳、头须之类，谓之“合髻”。然后用两盏以彩结连之，互饮一盏，谓之“交杯酒”。饮讫掷盏，并花冠子于床下，盏一仰一合，俗云“大吉”，则众喜贺。然后掩帐讫。宫院中即亲随人抱女婿去，已下人家即行出房，参谢诸亲，复就坐饮酒。散后。次日五更，用一卓，盛镜台镜子于其上，望上展拜，谓之“新妇拜堂”。次拜尊长亲戚，各有彩段巧作鞋枕等为献，谓之“赏贺”。尊长则复换一匹回之，谓之“答贺”。婿往参妇家，谓之“拜门”。有力能趣办，次日即往，谓之“复面拜门”。不然，三日七日皆可，赏贺亦如女家之礼。酒散，女家具鼓吹从物，迎婿还家，三日，女家送彩段油蜜蒸饼，谓之“蜜和油蒸饼”。其女家来作会，谓之“暖女”。七日则取女归，盛送彩段头面与之，谓之“洗头”。一月则大会相庆，谓之“满月”。自此以后，礼数简矣。

这是1000年前北宋汴京（开封）的民间嫁娶的情景。为什么礼仪如此复杂、繁琐呢？从中可以看出一种心理的作用。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越是繁琐越为隆重。由于妇女的社会地位低，即使包办婚姻，也看重门户和婚礼的正规，即所谓“明媒正娶”和“八抬大轿拜花堂”，由此取得一个“名分”。上千年来，虽然在婚礼的具体礼仪细节上有所变化，但从整体看，其繁琐的程度并没有减弱。

据山曼等著《山东民俗》所记：山东各地的婚嫁礼俗，其事项之繁琐，比之宋代犹过之而无不及，并且从中可以看出喜庆的内涵：民间婚嫁礼俗，起始都有一个议婚和订婚过程，其中包括“相亲”。如果双方有意，男方须备彩礼，主要为衣料；女家也有回礼，多是布鞋、腰带之类。临沂地区的回礼中有一个烟荷包是必不可少的，上面绣着“鸳鸯戏水”和“双枝连理”的纹样，表示女方的美好意愿。订婚也叫“穿启”、“换帖”。在换帖时，泰安一带要在盛帖的盒内放上麸子和盐，以喻有福和有缘。沂蒙山区的南方则在包帖子的包袱中放上红麸子（谐音鸿福）、红糖（意为甜美）、香和艾（谐音相爱），以及一对穿着红线的针（意为千里姻缘一线牵）。订婚之后亲友们开始送“喜礼”。男方有的送“喜帐”（六尺红绸或红布、花布），帐芯上用纸写“天作之和”、“鸾凤和鸣”、“龙凤呈祥”等颂词。向待嫁的女子家里送喜礼，称作“添箱”或“添花粉”，一般送些女子婚后所用之物，如衣服、衣料等。还有的送果盒；这是一种特制的方形木盒，不大，可盛点心；放在箱子里，以备新婚之夜新娘与新郎共享。

在“嫁妆”中，无论贫富，“长明灯”一对是必不可少的。即使现在有了电灯，也作为摆设照送不误。布置洞房的最后工作称为“铺房”，由儿女双全的婶子或嫂子来铺床叠被。她们一问一答，唱着喜歌：

“床上铺的是什么？”

——“是豆秸，养活儿来做秀才，”

“床上铺的是什么？”

——“是麦穰，一代一个状元郎。”

前去迎亲的花轿不能空着，要找一个父母双全的男孩压轿，俗称“压轿童子”。轿内还要放一只大公鸡，轿门上贴有“吉星高照”的红符。鄄城的平民百姓，多用太平车迎亲，车前也拴一只大公鸡。

新娘在轿中要带手帕、铜钱、铜镜、葱和面模印制的小火烧。铜镜用于照妖辟邪，铜钱和火烧是在路上遇到井、河、庙时丢去敬神的；到婆家后，将葱扔到房顶上，可聪明。最有意味的是，花轿如果在中途遇上出殡的，并不回避，谓之“白头到老”。若遇到另一娶亲队伍，两个新娘要相互祝福，交换礼物，赠送手帕、戒指等；有的日后还当亲戚走动。

新娘下轿前，在蒙阴、费县，为了吉庆欢乐，并试探女子的才能，男家往往在轿下放些易碎的石头，落轿压碎了；做公公的便故意板起面孔，声称新娘要说几句吉利话才能下轿。乖巧的新娘顺口念道：“新人压得石头破，儿孙辈辈有官做。”于是皆大欢喜。

石猴（河南方城县砚山铺村）

拜堂合卺，是婚礼的高潮。新娘头上蒙着盖头，叫“蒙头红”；被搀扶进院内，天地桌前。桌上放升斗，装满高粱，蒙上红纸；斗中插一杆秤，升中烧一束香。“拜天地”时，司礼者高喊：“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新郎新娘随着喊声施礼。礼毕，新郎要用一条红绸牵着新娘走向洞房，并用秤杆将新娘的“蒙头红”挑下。用秤挑盖头，是因为旧秤一斤为十六两，有十六个星；按南斗六星，北斗七星，再加福、禄、寿三星，共应十六之数，取“吉星合到，大吉大利”之意。

新娘进得洞房，朝着喜神所在的方位坐下，谓之“坐帐”。这时，有人端来栗子、红枣、花生等撒在床上，边撒边念道：“一把栗子一把枣，明年生个大胖子。”此为之“撒帐”。亲友们和街坊邻居来贺喜，看新娘，热闹异常。

《山东民俗》写到：“从前办喜事的人家，常有唱喜歌者来贺喜。他们多是乞讨为生的穷人，听说谁家有喜事，便赶来凑热闹，混顿饭吃。这些人称为喜郎，唱的喜歌多是赞美祝颂之辞，并无固定格式，见景生情，即兴创作，竹板一打，便在门前唱起来。其词有：

月儿弯弯照九州，里挂红灯外挂绸；

今日黄道吉星照，花轿抬到大门口。

大门口，铺红毡，又吹喇叭又放鞭；

旗锣伞扇两边站，新娘下轿贵人搀。

顶红袱，穿红袄，柽子酒壶拿两边；

贵人搀着新娘走，迈过石头迈马鞍。

进大门，喜气添，进二门，保平安。

一走走到当院里，八仙桌上摆的全：

一斗粮，一杆秤，三支箭，一张弓；

又烧高香又摆供，敬着天地老祖宗。

新娘来到当院里，叫来新郎拜天地。

一拜喜天，二拜喜地，三拜公婆都满意；

四拜四季大发财，五拜五福临门第；

六拜六六大顺利，七拜七星大紫气；

八拜八仙来贺喜，九拜九锡大加官；

十拜事事都如意。……

喜郎唱罢喜歌，进门高喊一声：‘给大爷道喜了！’便跪倒磕头，随手将用红线穿制钱而编成的‘钱串子’扔在院内，撒得遍地都是，然后起身退倒门外，找个地方休息，等赏去了。……”^[13]这是一种流行在民间的俗文化，而且只是一个地区、一件事儿；如果全面观照，在人生礼仪的其他方面，以及岁时节令、宗教信仰、日常生活等，真可说是遍地开花，万紫千红。正因为它是一种俗文化，土生土长，自生自灭，带有自发的性质，没有经过特意的加工和粉饰，保持着纯真质朴的原始生态，无不流露出对生活的执著和乐观放达的精神，追求吉祥美好的愿望。因此，它的普及也为文人士大夫的高雅和宫廷贵族文化的雍容华贵，提供了条件，构成了深厚的基础。

《时候》时候到门前

《大吉大利》富贵万万年（喜帖子）

《时候来了》河南方城县砚山铺村

招财进宝　（安徽芜湖新春喜帖子）

招宝财神•和合二仙　（云南南涧新春喜帖子）

（四）艺（艺术）：

在民间大众的生活中，艺术从来就不是孤立存在的，而直接构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以上所谈的语（语言）、俗（习俗）、礼（礼仪），实际上已经涉及到艺术，难以硬性分开，只能说是侧重而已。这里所指的“艺（艺术）”，也只是就其性质而言，人们因需而为，甚至没有意识到是在从事艺术。

河南方城县有一个砚山铺村，附近的小山上出产滑石。滑石在石头中是最软的，用斧头和菜刀就能砍削，质地细腻而色白。当地人利用开采滑石的边角料，雕刻一种“滑石猴”，不但是给孩子们的玩具，也成为附近庙会上的吉祥物。

这是一个雕刻之乡，由于滑石较软，易于加工，大人小孩都会制作。所谓“滑石猴”，只是一个总称，并不限于制作猴子。除猴子外，也有狮、虎、猪、蛙、鱼等，但以石猴最有特色，样式也多，有单猴、母子猴、背背猴、罗汉猴等。为了讨吉利，以“猴”与“侯”谐音，便与古代的“封爵封侯”联系起来，成了升官发财的同一语。在南阳一带，曾出土过东汉时期“马上封侯”吉语的陶俑，表现为猴子骑在马上，大猴背着小猴；后者并含有“代代封侯”的寓意。可见，将“猴”与“侯”谐音，表示高官厚禄，是由来已久的。

左：四季平安•招财童子（云南民间新春喜帖子）右：年年发财（日进千多宝 是招完理财）（湖南桃江新春喜帖子）

幼儿百家衣（陕西民间裁缝）

虎头鞋花（安徽　阜阳程建礼剪纸）虎头鞋（陕西干阳民间绣花）

虎虎（虎头帽和长命锁）易道摄影

砚山铺的石猴造型简练，粗犷古朴。多是将石料砍成细长方形，犹如大大小小的图章；然后就材消减，成形之后不仅保留着刀斧痕，甚至不失原来的长方形。因而，素有“八刀猴”之称。雕刻好的石猴有素色的和彩色的两种。素色的为滑石本色，在白色中微微透着淡蓝；彩色则是由人工敷色，黄地上着以红、绿、黑等，点线交错，寥寥数笔，生动而明快。

石猴在当地普及、深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方言中“石猴”与“时候”同音，而“时候”又带有“时运”的意味。河南人所“好时候”即是说“好运气”。因此，石猴也就变成了“时候——时运”，时来运转，好运到来了。有谚语说：“时候到眼前，四季保平安。”这是人人都希望的。

据说在过去，砚山铺的农民在秋收之后，便利用农闲时节制作石猴，特别是那些生活困难的人，临近春节时为了度过年关，便将整篮的石猴带到城里去卖，或者换些过年的食物。石猴送完之后，有的并不回家，他们用木版刻了石猴，印在红纸上，并标以“时候”、“时候到了”，也有的直书“大吉大利——时候打门前，福贵万万年”。其长宽不过十几厘米，成了讨人喜欢的“喜帖子”。春节将临，将这种喜帖贴到人家门前，尤其是商家铺，最喜欢这样的吉语祝福，舍得几个赏钱。

或有人说这是一种变相的乞讨，就其性质来说确实如此。在旧社会，穷苦人为了生活，创造了很多办法，以自己的艺术智慧换取一点微薄的报酬。如说唱艺术的“数来宝”、歌舞艺术的“莲花落”和在人家婚礼上唱“喜歌”，都带有这样的性质。山东惠民县河南张家村是个泥塑艺术之乡，家家户户都做模印着彩的泥玩具。每当农业青黄不接或是遇到荒年，有的全家外出，也是用这种方式谋生。安徽芜湖，春节时有一种专为商店送喜帖的人，那喜帖子不是石猴的替代，而是专门的祝愿“招财进宝”，并书以“天官赐福”之类，用木板印在红纸上，贴在商店的门前。实际上，这种形式并非全是变相乞讨，也有的是商家自贴的，或是互相贺年，共祝吉祥。喜帖子的内容多是有关发财的祝愿，其形式也多是以红纸用木板墨印，类似一般的“纸马”。实际上与纸马的作用是相去甚远的。

鸡鸣富贵（清代•山东潍县民间木板年画）

吉庆双余（上海崇明岛民间蓝染花布褥面纹样局部）

一个中国人从呱呱坠地起，便浸透着中华文化的素质，由此所形成的意识、观念，将会影响终生。一个未受过学校教育的农村老太太，既不识字，也没有出过远门，不知道外边的世界有多大；可是她通达识礼，待人宽容，并且处处事事追求完善团圆。她懂得“好人做好事，善人多行善；美人美在心，花好连着根”。这种朴素的人生哲学不但支撑着她的行为，也教育她的子女，一代一代地传之久远。因而，始终保持着一种乐观向上、祈福求善的精神。

在过去，初生婴儿开始穿衣服，是由全村人为他制作的。一家送一块小布头，将无数块方形的和三角形的碎布头连缀起来，做成小儿衣服，叫做“百家衣”。百家衣由来于佛家的“百衲衣”，原意为补缀，“百衲”极言补缀之多。后来成为一种服装的样式，并赋予新的内涵。“百家衣”不但反映了全村人家的和睦与对新生儿的关心爱护，也寄托了希望孩子“长命百岁”的祝福。从设计的角度看，那种用各种碎花布拼接起来的衣物，在视觉上会产生一种艺术的统觉，好像有意而为。由百家衣隐喻托百家福，而扩展为小孩的被褥和其他物品，成为一个系列，也是一种对吉祥艺术的创造。

在许多地方，当怀抱婴儿快要下地学走路的时候，外婆（主要是外婆，也可能是祖母或其他亲人）正忙着为孩子做“虎头鞋”、“虎头帽”。不明原因的现代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要将儿童的鞋帽做成虎形呢？慈祥善良的老人解释说：老虎为兽中之王，因为它最厉害，有本事，所有动物都服它。让孩子学老虎，不是为了图威风，学霸道，而是练出一身好本事。刚学走路，穿上虎头鞋，像老虎一样站得挺，走得稳；戴上虎头帽，要有精神，“虎虎有生气”。这是老人的心愿，对孩子的希望。她们通过自己的手，将美好的心愿用“女红”化作艺术的形象，不仅是表现出来，而是要穿戴在孩子的身上，时时不离，多么亲切、多么周到啊！从中所体现出的人文精神又是何等鲜明、何等美好！

一般所讲的民间艺术，是比附于艺术家的艺术作品而进行分类的，狭义的民间艺术以造型艺术（美术）为主，如木板年画、剪纸、织绣、雕刻、泥塑、陶瓷等；广义的民间艺术除美术之外还包括戏曲、说唱、舞歌、杂技等。如皮影、龙灯、狮舞就是美术与其他艺术的结合。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的民间艺术中，都有祈福驱邪、弃恶从善、逢凶化吉、喜庆吉祥的内容，成为大众追求幸福美满的标志。

在有广播、电影和电视等现代传播工具之前，民间最大的娱乐活动是“唱大戏”，有的结合节日或庙会，演出京戏、昆曲或本地地方戏。除了戏出本身的吉祥内容之外，在开场之前多有“跳加官”的节目。一个戴着白脸面具的官样人物，拿着“天官赐福”或“加官晋爵”的诏书，晃来晃去，绕场三周，谓之“跳加官”，祝观众加官进禄，步步高升。每逢过年过节，在西北高原的窑洞里，经济贫困的农民请不起大的戏班，便请皮影班演皮影。以影人代替真人，用竹签挑着彩色的皮影人进行表演。这是一种古老的戏剧表演形式，其历史早于元代的杂剧和明代的昆曲。一个皮影班只有三五人，除表演和说唱之外，也有锣鼓与弦乐，非常热闹，往往连演几个晚上，至今虽然电影、电视普及了，有的地方仍然受到欢迎，因为更贴近他们的生活。在甘肃庆阳地区，年节时演“影子戏”，皮影班的第一场演出多是“请神祝丰收”。一段一段的唱词，一个一个的神仙，从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到三界十方神灵；地有土地爷，水有龙王爷；风有风神，灶有灶王；连《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也被请来，因为他曾任过天宫管马的“弼马温”（避马温），是管牲口的神。祈求众神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四季平安，阖家欢乐。这在农耕时代，农业须“靠天吃饭”，皆为民生的重要条件。

一些重要的艺术形态是显而易见的。如新年张贴年画，除旧布新，增添一番喜气，其中题材繁多，只是忌讳不吉利的内容。虽然在分类上有戏曲故事、人物传说、发财致富、风物游艺、时事新闻等，但喜庆吉祥占了更大的比重。民间剪纸窗花也是如此。可以说，在生活的每个方面，无不表现出追求吉祥的观念。

研究文化的学者，习惯于将文化分成“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如果从事物的基本性质和为了研究的方便起见是必要的，但不能机械地对待，以为所有事物都是一刀切开的。事实上，世间万物大都带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种属性，只是侧重不同，有所偏倾而已。我们所研究的吉祥文化，就其性质来说无疑是属于精神的。在艺术中对于精神的容量较大，但不等于说其他方面没有。因为任何精神都必须付着于物质的载体之上。当一位农村老太太送给新娘几颗枣子和栗子的时候，已经不是单纯的食品，远远地超出了物质本身的功能，而是隐喻着一种思想，祝愿她早生儿子了。

【注释】

[1]语出《庄子·人世间》：“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

[2]见王树村编著《中国民间画决》第70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1982年8月。

[3]闻一多《龙凤》，载《神话与诗》第69页，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1957年9月。

[4]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第4页，文物出版社出版，1992年6月。

[5]同上书，第7—9页

[6]见濮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8年底3期；孙德萱1：《濮阳出土六千年前的龙虎图案》，载《中国文物报》1988年1月29日。又见吴诗池著《中国原始艺术》　 第147—149页，北京，紫禁城出版社出版，1996年8月。

[7]清代顾禄《清嘉录》卷五“五月”：“庵剪五色彩笺，状蟾蜍、蜥蜴、蜘姝、蛇铉之形，分贻檀越，贴门楣寝次能厌毒虫，谓之‘五毒符’。……案《青齐风俗记》：‘谷雨日画五毒符，图蝎子、蜈蚣、蛇、虺、蜂、蜮之状，各画一针刺之，刊布家户，以禳虫毒。’吴俗则在端五。蔡铁翁《吴歈》注云：‘五毒：蟾蜍、蜥蜴、蜘姝、蛇、铉也。’吴曼云《江乡词》小序亦云：‘杭俗，午日扇上画蛇、虎之属，数必以五，小儿用之。’

[8]见《尚书•洪范》：“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攸好德，谓所好者德；考终命，谓善终不横天。

[9]闻一多《匡斋尺牍》，载《神话与诗》第34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1957年9月。

[10]见《尹文子·大道下》

[11]《荀子·正名》

[12]见《管子·侈糜篇》

[13]山曼、李万鹏、姜文华、叶涛、王殿基著《山东民俗》第176-197页，山东友谊书社出版，1988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