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人对中国式园林的兴趣,欧洲园林中国调

欧洲园林中国调

撰文/袁艺文（本刊记者）

中西方园林给人的感受并不相同。欧洲园林是写实的、理性的，重秩序、重规律；而中国园林是写意的、自然的，讲究含蓄与意境，重情感。明清时期，中国园林造园技艺达到了巅峰，造园的辉煌成就作为一种“中国风尚”伴随着艺术品、丝绸、工艺品等一并传入了欧洲，在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一场模仿中国园林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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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 英国贝德福德郡乌邦寺农场花园的中式风格建筑， 采用白色大理石和彩色玻璃装饰。供图/《中国风》

欧洲园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直到中世纪，仍拘泥于围墙之内修建得严谨、对称的形式。但在此之前，中国人就设计了许多不规则的园林，包括以北方的皇家园林和江南的私家园林为代表的山水园林。

中国古典园林持续时间最长、影响分布范围最广。明清时期，中国园林造园技艺达到了巅峰，造园的辉煌成就作为一种“中国风尚”伴随着艺术品、丝绸、工艺品等一并传入了欧洲，在18世纪的欧洲掀起了一场模仿中国园林的热潮。

来自东方帝国的园林

一位来自英国皇家园林协会的园艺家罗伯特·福琼被派遣来到中国，他在1843年记述了参观一个宁波的私人园林所感受到的种种震撼：“宁波士绅的花园中……花园主人以自然的山洞将房屋各部分连成一体。山洞初看像是地下通道，从一个房间通往另一个房间，可直达后花园。其间经过多个小型庭院，顺山石之势修建，院中点缀矮小的树木，假山前有池塘，池边蕨类植物自然优雅地低垂水面。走过庭院后，又经过如前所述的通道，眼前才豁然呈现花园全景。园中种着矮树，点缀着花瓶、假山、雕窗和盛开的花丛。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花园规模有限，但其中的曲径，透过假山隐约可见的景致，墙前的月洞门，以及树木花丛掩映下的粉墙，为花园平添不少雅趣。”

这种造园方式在欧洲人看来十分特别，但从英国作家霍勒斯·沃波尔的文字中可见当时欧洲对这种东方园林奇特趣味的认可。“奇异的不对称设计与欧式园林的单调和整齐划一截然不同——注重自然天成，尽量避免欧洲传统园林的正方形和长方形直线设计……以我之见，曲折的小桥至少与笔直的人工河同样设计合理。”

事实上，在18世纪中叶之前，欧洲人介绍中国的资料还不够详细、全面。在18世纪上半叶兴建的风景式园林中，还没有出现大量的中国园林的典型要素。一些零星出现的中国式样建筑，主要来自17世纪来华的意大利籍耶稣会传教士卫匡国及荷兰人约翰·纽霍夫等人著作中的插图，以及来自中国工艺品上描绘的形象。但从18世纪下半叶起，有关中国的文章书籍越来越多，内容也越来越广泛。有关风景式园林的造园原则、方法、风格、样式等方面的争论也愈演愈烈。人们开始大量援引中国园林的例子，呼吁欧洲人向中国人学习造园。

其实，在18世纪上半叶来华的传教士们已经感受到欧洲人对自然式园林的兴趣，以及对中国园林的热情。他们发回的报告、书信中开始更多谈及中国的园林艺术。由于来华传教士们在中国的地位独特，与清朝宫廷接触频繁，甚至能够进出皇家园林，因而掌握着有关中国皇家园林的珍贵的独家资料，在欧洲流行模仿中国园林的热潮受到人们的追捧。

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702-1768）为中国园林的风格在西方传播作出了极大贡献。他从小在里昂习画，后来留学罗马，擅长油画人物肖像。清乾隆三年（1738）来到中国，成为宫中御用画师，有了揣摩这座“中国的凡尔赛宫”的机会。

1743年，王致诚在给友人的书信里详尽描绘了圆明园，称赞圆明园景色“由自然天成”，并把它誉为“万园之园”“无上之园”。他发现中国人要表现的是天然朴素的乡村，并非严谨对称和尺度和谐原则指导下的宫殿；中国园林的特点在于不规则的构图和柔和的曲线，蜿蜒曲折的园路，变化无穷的池岸，这些都不同于整齐划一和严格对称的法国式园林风格。王致诚的这封书信在1749年被收录到《书简集》（Lettres）中公开发表，题为《中国皇家园林特记》，同年译成英文。这本书供不应求，在欧洲尤其是在英国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并在欧洲人模仿中国造园的热潮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t，1715-1774）原是一位天文学家，精通数学、物理，1744年来到北京被任命为圆明园“大水法”的设计师，还参与了“西洋楼”的设计工作。蒋友仁描绘的圆明园一眼望去“景色层出不穷，更新迭异，人游其中，从无厌倦之时，因其中面积，广袤长短，均有比例”。

1757年，英国造园家钱伯斯出版了《中国的建筑意匠》，是钱伯斯与王致诚的书信结集，这本书也被认为是18世纪欧洲有关中国园林最重要的著作。它的问世促进了“风景式园林”向“绘画式园林”的转变。这时候，中国园林的典型要素和造园手法对欧洲园林的影响变得更加具体。钱伯斯觉得真正激动人心的园林景色在于强烈的对比和变化；强调造园不仅是改造自然，还要创造高雅的游憩场所，体现出渊博的文化素养和艺术情操。

法国元帅克罗伊公爵（1718-1784）的《日记》一书中讲到了这段历史。1775年，克罗伊公爵参观了许多新兴的园林后写道：“这个有思想、重感情、向往大自然的民族完全沉浸于新情趣中……由于无须任何变动就很适合我们，使我们诚心诚意地照搬，充满热情地学习模仿中国的园林情趣，因而建得哪儿都是。”在克罗伊公爵看来，这种新的造园手法是“有品位地模仿自然”，“中国对我们的吸引力之大，而我们却不能吸引他们，以至于在很多方面，我们必须从他们那里学习好品位”。

18世纪70年代，法国成为欧洲模仿中国园林的造园艺术中心，大概是因为中国皇家园林恰好地迎合了法国王侯贵族们的喜好。另外，法国传教士们对中国园林在欧洲的传播起到的重要作用在法国本土更容易落地，让法国人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清楚怎样模仿中国园林。在法国人看来，中国园林融建筑与自然于一体的形式，集诗歌与绘画于一身的情趣，都是非常新颖、奇特的。

讲究含蓄、意境的中式园林与欧洲园林宽阔草坪和湖泊形成了鲜明的反差。著名的建筑家童寯先生曾在一篇英文论著中总结过中国园林与欧洲园林的不同：中国园林不是大的开敞空间，而是有廊子有院子，园林里的房子是主体，而花草却不是。园林里的房子很随意，就算没花没草还能形成园林。西方园林就不同了，树木花草比建筑的成分要大。建筑都是宏伟孤立，树木花草喷泉很难和建筑配合，尽管整体是对称或轴线布置。

中国园林和西方园林给人的感受是不同的。欧洲园林，是“有活力宏伟庄严的感觉”。“中国园林从不宏伟，园林艺术很亲密人性，没有宏伟的、有些孤立的西方园林的感觉”。“中国园林……让你感到舒适与杂乱。观者不是一览无余，而是片断的惊喜接踵而至”。

● 德国波茨坦无忧宫花园内的中国茶室，这是无忧宫里唯一具有中国元素的建筑。供图/Gaopinimages

探索中式园林小建筑

一提起18世纪的欧洲园林，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各种园林小建筑，后世对于18世纪园林艺术史的研究重点也在这些被称作“构筑物”（fabrique）的园林小建筑上。它原本指的是画家们杜撰的、用来点缀风景画面的建筑形象，后来指园林中点缀性的小建筑。

1738年，英格兰白金汉郡斯陀园建了一个“中国之家”（Chinese House），这是西方园林中最早出现的中式建筑。这座木制的中式凉亭尺度不大，一面敞开，三面围合，墙壁上镶有漏窗及装饰壁画。园中的小建筑还有1741年兴建的“哥特庙”（Gothic Temple）和1747年至1763年所建的“协和庙”（Tenmple of Concord）等。

1757年至1763年，英国皇家植物园林邱园已经有了一座摩尔式的建筑，钱伯斯作为宫廷建筑师负责邱园的改建。他陆续在邱园里增加了26座小建筑，其中一座被称为“孔子之家”的中式阁楼和注定的“中国塔”最有名。这座中式塔是九层八角的砖塔，高约50米，宝顶上过去还装饰着一条中国龙的形象。这座塔是钱伯斯参考纽霍夫描绘的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设计的，据说是当时欧洲人仿建得最准确的中式建筑，后来成为欧洲人兴建中式塔的重要参照。(www.xing528.com)

有趣的是，纽霍夫按照西方人的习惯，说这座塔是十层。其实按照中国的建筑传统，这座塔的“副阶”，也就是底层不计入塔的层数，因而是九层。

在德国园林里最早出现的中式建筑是无忧宫里的“中国茶亭”（Chinese Teahouse），建于1754年至1757年，也是欧洲著名的中式建筑。这座两层圆亭建筑外形酷似蒙古包，落地圆柱覆以伞状盖顶，绿色的屋顶，墙面上点缀着金黄色的纹饰，十分雍容华贵。亭内摆放着中式家具，亭前还设有一座中式香炉。无忧宫的另一座中式建筑“龙宫”（Dragon House）底座是封闭的八角亭，上面则是开敞的三层八角亭，戗脊（在中国传统歇山式屋顶中，自垂脊下端至屋檐部分的屋脊）上装饰有16条中国龙，可能是受到了钱伯斯邱园塔的影响。

欧洲人摒弃了哲学思考，对中国园林里的各种元素进行了趣味性的、漫画式的探索。比如这座中国茶亭和它附属的中式厨房：青色的外墙、底座和横脚线区域通过镶金的或者粉红色的强调出来的装饰带隔离开，门窗的冠饰是镶金的亚洲面孔的武士面具和其他战利品，微微上拱的穹顶也挂着镶金的穗子，远远就能看到超过真人大小的镶金的中国官员像坐在坐垫上，手里随意拿着伞或蛇杖，在整个楼的最高处压轴。

法国虽然最早受到“中国风”的影响，但园林中出现中式小建筑的年代却比英国和德国稍晚一步。

1771年，在尚蒂伊城堡修建的中国亭是法国第一座中式建筑。但法国最有名的还要属小城安布瓦兹附近的尚特卢塔（Pagode de Chanteloup），这座七层八角石塔建于1775年至1778年，高约37米，造型依然模仿了大报恩寺的琉璃塔，但又保留了西方建筑的细节。

但这些园林小建筑因缺乏实用功能，也遭到过欧洲功能主义者的指责，甚至还招来了人们对中国园林的排斥。德国造园理论家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就曾批评过这类园林：“模仿稀罕的和奇特的外来建筑样式的做法，与本土的气候和自然风貌相抵触。”他的矛头直指中式小建筑，认为它们的疯狂建造是一场“毫无意义的幻觉”：“一座宝塔、小桥或小船仿佛把我们带到了亚洲，但周围的风景、树木和天空却时时提醒我们，让我们确信自己仍站在德国的土地上。这种错位无疑使风景陷入错乱。”

赫希菲尔德说得不无道理。当时欧洲极少有建筑师亲眼看过中国园林和中国建筑，资料也是二手甚至是三手的，从著作插图、工艺品纹饰寻找到的建筑素材十分间接，却被运用到实际建造中，在比例、尺度、色彩、结构上都与真正的中国建筑相去甚远。产生的“中国风”建筑甚至是十分怪异的。

山石、植物与布局

在园林布局上，这些小建筑和中国园林建筑所起的作用有相似之处：它们在园中既是重要的观景点，同时自身也是景观。顺着园林之路，山石、瀑布、溪流、树林和建筑，采用了某种在西方人看来“无序”的设计，让游客在不同角度能看到迥然不同的景色，所谓移步换景，时时刻刻带来惊喜。

众所周知，地形和水是中国风景的两个要素。水是流动的、不定形的，与山的稳重、固定有着鲜明对比。山水，意味着风景。

德国慕尼黑市，英国花园中国塔前的圣诞市场。供图/东方IC

水在中国园林中十分特殊，没有水的中国园林就毫无生气。中国人要根据水源条件选择造园地址，园中蜿蜒的溪流与曲折的园路或步行道相结合，局部水系扩大成几个池塘，围绕着水四周去布置景点。

西方园林也有重视水景的传统，造园师擅长理水，模仿中国园林的理水手法并不难。1728年，英国卡罗琳皇后在伦敦肯辛顿园将一条小河截流，园中形成了一座“蛇形湖”，这大约是欧洲园林里出现的最早的曲线形人工湖。蜿蜒的河流与弯曲的园路若即若离，人们或沿河行走，或跨桥过河。这种“新颖”的造园手法被当时的欧洲人当作某种“奇迹”，人们只需确定水源，剩下的似乎就可以交给自然去完成了。

克罗伊公爵在《日记》中提到了自然式的池塘，充沛的水体和丰富的水景令人向往。在塞纳河畔兴建的圣詹姆斯公园中，人们抽取塞纳河河水，在园内形成了一条循环水系，从精心布置的视点望去，塞纳河谷似乎顺着园林延伸过来。

欧洲人同时发现中国人对石头有特殊的嗜好，在园林里堆叠出造型独特的假山，或者将奇石陈列于园中。欧洲人对假山的热爱也是固有的，但与中国园林的假山造法不同而已。王致诚在书信里详细描绘过中国园林的掇山手法，他描绘的圆明园小山谷激起了人们的兴趣，当时的欧洲人即使在平原地区也要努力塑造起伏的山丘。只不过中国皇帝偏爱诗人、画家描绘的江南山水，而欧洲人钟情于普桑、洛兰、阿尔巴尼等画家笔下的阿卡迪亚、阿尔卑斯山的风景而已。

植物的要素往往在中国园林中起着辅助作用，因此欧洲人对中国园林的植物造景手法了解不多，只知道垂柳、竹子、漆树几种常见的植物。但是为了跟中国园林尽可能一致，欧洲人只好仿照中国瓷器等工艺品上描绘的园林景致，在园中布置上垂柳，欣赏垂柳的倒影，或者欣赏与奇石融为一体的竹子。

追逐时尚与炫富

在造园的观念上，受“中国风”影响的欧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欧洲人也试图像中国造园家那样把园林视为整个世界的缩影，把整个自然浓缩在一座园林中。与西方传统园林不同的是，中国园林非常强调“步移景异”的动态视觉效果，造园者为了设计这样错综复杂的移步换景游戏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延长了人们在园中的游览时间，还创造了大量堆叠其中的迷人景点。

由于当时欧洲人接触到的大多是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中国皇家园林，而不是江南的私园，欧洲人营造的中式园林也通常是为了追逐时尚的游乐场所，建造目的常是为了炫耀财富和品位。他们认为，取悦于人是园林存在的意义。

（参考书目《西方园林史》《中国风》）

德国园林中的中式茶屋。供图/ 东方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