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封建”，何为“专制”

　　 自20世纪20、30年代之交开展“中国社会史论战”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左翼倾向于将秦至清帝制时期（以下简称“前近代”）中国定性“封建社会”；此后，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规定的“五种生产关系”单线直进说框架内，前近代中国封建说逐渐成为定论，普被全社会。当然，对此论的异议也不绝如缕。

　　 将君主集权的秦汉以降中国社会冠以“封建”名目，此“封建”与封建之古义（分封建藩）和西义（封土封臣）双双脱钩，既失去历史依据，又缺乏比较参照。而此种封建论之所以被国人接受多年，原因在于，据称此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的产物。因而考察中国前近代社会实态，进而考察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及其封建论，至关紧要。

　　 实考史迹不难发现：秦汉以降两千余年社会的基本面并非早已成为偏师的“封建制度”，秦以下诸朝代虽仍然封爵建藩，但主要是“虚封”，而并非“实封”，受封贵胄“赐土而不临民”，“临民”（对民众实施行政管理）的是朝廷任命的流官。列朝也偶有“实封”（如汉初、两晋、明初），很快导致分裂（诸如“吴楚七国之乱”、“八王之乱”、“靖难之役”），朝廷又大力“削藩”，强化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秦至清制度的基本走势是——贵族政治、领主经济被专制政治、地主经济所取代，其主流是一种“非封建”的社会。从严复、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到钱穆、梁漱溟、李剑农、费孝通等注重中国历史自身特点的学人，一再阐明此点。中国前近代社会形态，从大格局言之，由经济上的地主－自耕农制、政治上的专制帝制综合而成，其社会形态呈非封建性。马克思、恩格斯深悉此中精义，综览其全部论著可以得见，唯物史观创始人从未将前近代中国称之“封建社会”，而以“专制社会”、“东方专制社会”相称（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

　　 中国的“封建制”行之殷周，与“宗法制”互为表里，故殷周可称之“宗法封建时代”，承其后的秦至清两千年，可称之建立在地主经济和专制政治基础上的“皇权时代”。以下先分述作为“皇权时代”的秦至清两千年间的贯穿性两制度（地主经济和专制政治），进而考究二者的合成关系，以获得关于此两千年社会形态的确切表述。

一、贯穿秦至清的“民得买卖”的土地制度（地主制）

　　 封建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土地所有是一种政治特权，是上级领主封赐给下级领主的，土地不得自由买卖。春秋战国以降，封建领主制开始向地主制转化，秦至清土地制度的主流已与封建性渐行渐远。

　　 （一）从“田里不鬻”到土地渐趋私有

　　 “地主制”可以完整表述为“田土私有的地主－自耕农制”，这是秦汉至明清间占主导地位的土地制度。在这两千余年间，土地国有（王有）与私有并存，而在实际上土地私有占据主导，皇家及贵胄也世袭领有土地，但并非基本的土地所有制形态。

　　 在农耕文明时代，土地是财富的根本，所谓“有土此有财”，故土地制度是农耕文明时代经济及社会制度的基础。殷商西周实行土地不得买卖的分封采地（连同其上的农奴）制度，如《礼记》所称“田里不粥（鬻）”（田地不得买卖），《管子》所称“农之子恒为农”（农人不许转作他业），《左传》所称“农不移”，《孟子》所说“死徙无出乡”（农人至死不得迁移），都是对封建时代土地制度及农民身份状态的典型表述。这种情形至西周末开始发生变化。《史记•周本纪》载，西周晚期的宣王（？－前782）变革体制，王畿“不籍千亩”，废除籍田（公田），田土分给直接生产者。至东周，公田、私田并存，领主与农人相对和谐相处等状况，在《诗经》的《小雅》、《周颂》中的农事诗（如《甫田》、《大田》、《楚茨》、《信南山》、《载芟》、《良耜》等篇）里有所表现。

　　 土地转让始于西周中期（西周青铜器铭文有记载），广泛展开于春秋，有些学者将此称之土地私有化，其标志是田土自由买卖。然实考春秋史迹，其间“有土地运动，却无土地市场”（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页）。刘泽华先生指出，春秋“土地运动主要是在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卿大夫与卿大夫之间进行的”，其方式有封赏、迁徙土著以重分土地、索取、以土地作政冶性交换、对土地作政令性调整等（刘泽华：《中国的王权主义》，第21－22页）。记载春秋时期土地买卖（“贾”）的材料仅有《左传》上的一条：“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左传•襄公四年》）。不过，这里所说的是戎狄的牧场可以“贾”，尚不是指作为耕地的“田”可以买卖。至于韩非说，春秋末年“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常被引作田土买卖的例证，其实也不可靠，因文本明确区分：出卖宅圃（住房及其周边的菜园），抛弃农田，并未言及出卖农田。总之，春秋时农田买卖的原始材料尚称阙如。

　　 《汉书》载战国中期“除井田，民得买卖”（见《汉书•食货志》，董仲舒语），这是东汉人的班固对西汉人董仲舒评论商鞅变法的追记。《史记》载赵括“日视膏……地可买者买之”，这是讲的实在的土地买卖，然已是战国末年的事情。称战国田土“可买者买之”，大体能够成立，但材料并不丰富。战国已普遍出现拥有小片土地的编户农人，但他们还受到国家的超经济掠夺，有一定程度的人身依附。

　　 土地私有制行于春秋则多有确证，其时出现向国家缴税后垦殖者可以自耕、自获的“私田”，春秋晚期鲁国收取现物地租的“初税亩”（《左传•宣公十五年》）、“履亩而税”（《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以及“郑子产作丘赋”（《左传•昭公四年》），均为记载私田纳税的著名例子，表明当时在封建领主制的“公田”之外，已别开“私田”局面。战国时，鼓励垦殖私田是列国变法的题中之义，如魏文侯（？－前396）时的李悝（前455－前395）变法，即主张“尽地力之教”。楚悼王（？－前381）时的吴起（？－前381）变法、齐威王（？－前343）时的邹衍（约前305－前240）改革，都有此类题旨，而秦孝公（前381－前338）时的商鞅（约前390－前338）变法，使土地私有制得以普及。商鞅一派论者所作《商君书•徕民篇》，记述秦国召徕三晋之民开发秦国荒地，使私田大增，“任其所耕，不限多寡”。地主－自耕农经济长足进展，使秦“国富兵强天下无敌”。而秦代“使黔首自实田”，土地私有才算有了法律保障。需要特加说明的是，秦汉至明清虽然土地私有渐居主流，但土地王有（国有）却始终是最高理念，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唐人陆贽称：

　　 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农人之所为。（《陆宣公集》卷二）

　　 秦汉以下，土地制度多有变化，东汉、魏晋南北朝，与门阀贵族制相伴生的领主庄园制抬头，自由农民向依附民转化，社会的封建性复振，故有中外史家将魏晋南北朝称之“准封建社会”、“变相封建社会”不无道理。中唐以后，地主制恢复并发展，土地私有的地主－自耕农经济形成大势，自耕农即编户农民（中央政府登录入籍的农民），是农业劳动者主体，也是朝廷赋役的基本来源。这种农民不像欧洲中世纪的农奴那样有着严格的人身依附，但地权甚不稳定，破产或成为地主的佃农，或成为贵胄的佃户。列朝都发生过贵胄甚至皇帝的超经济土地兼并，以明代为例，太祖赐公侯以下庄田多者万亩，亲王田十万亩。孝宗、熹宗勋戚庄田达数百万亩，神宗更广占民田为皇庄，并欲封赐爱子福王四百万亩。（《明史•食货志》）但就总体而言，上列情形并未扭转土地私有的地主－自耕农制大格局。对于这种大势，马端临有一总括性论述：

　　 故秦、汉以来，官不复可授田，遂为庶人之私有，亦其势然也。虽其间如元魏之泰和，李唐之贞观，稍欲复三代之规，然不久而其制遂隳者，盖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复行故也。（《文献通考•自序》）

　　 （二）区分“领主制”与“地主制”

　　 在讨论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制度时，区分“领主制”与“地主制”至关紧要。“领主制”与“地主制”是两种不同的土地占有方式。

　　 “领主”。其土地得自帝王或上级领主的封赐，称“封地”、“采邑”。领主占有土地是一种政治特权，不得转让与买卖。领主在领地享有行政权、司法权，所辖庶众对领主有着法定的人身依附。领主制为封建制度的构成要素，“封建领主制”是其完整的命名。

　　 “地主”。与领主占有土地是一种自上而下封赐所得的世袭政治特权相异，地主的田土并非由封赐所得，而是自经营、自买卖的私产。广义的地主，指一切拥有私田者（包括自耕农）；狭义的地主，指拥有较多私田者，他们将一部或全部田土租佃给农民进行小农经营，或雇佣无地者耕种。农民向地主交租（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无强烈的人身依附，却保有一定程度的宗法性依存关系。秦汉至明清，地主占有土地与自耕农占有土地并存，而地主占有土地居统治地位。秦汉以下两千余年的土地制度及农人身份状况虽多有起伏，但就总体言之，这是土地可以买卖、农人有一定程度身份自由的时代。秦汉以下的农人，虽然深受剥削压迫，但其一般并未负荷法定的人身依附枷锁，改事他业、迁移住地在法律上不成问题，这与欧洲中世纪的农奴（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等作品作过生动描述）颇有差异。

　　 费正清比较中、欧、日土地制度后说：

　　 封建主义这个词就其用于中世纪的欧洲和日本来说，所包含的主要特点是同土地密不可分。中世纪的农奴是束缚在土地上的，他自己既不能离开也不能出卖土地，而中国农民则无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可自由出卖或购进土地（如果他有钱的话）。（《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6页）

　　 费正清将中世纪的欧洲与日本归作一类，将中国归作另一类。而两类的分水岭即在于：土地可否自由买卖。中国乡村土地买卖有多种方式，据黄宗智对华北三个村庄的调查，明清以降土地买卖的方式有“典卖”（以典当转让土地）、“绝卖”（彻底出卖）、租佃（以出租方式转让土地）等形态。围饶这种交易而起的纠纷和诉讼不少，清代和民国的地方法庭对此类案例多有受理（见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42页）。围绕土地买卖这样的一次性交易，常有中介人居间调解，而这些中间人并非职业性经纪人，而是自有他业的村民临时担任（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第56－57页）。这都是土地自由买卖早成惯例的表现。

　　 应当指出的是，战国以降的土地买卖是有限度的，专制国家干预土地所有权，试图直接掌控土地的努力始终没有放弃，即使在宋代，虽然国有土地可以买卖，但朝廷通过职役收夺，又在实际上把部分土地权收归国有。但是，秦至清土地可以转让买卖，毕竟成为大势，与封建领主制之下土地不得转让买卖的情形大相差异。

　　 大体言之，中国古代以土地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形态经历了两个阶段：

　　 甲、封建领主制阶段，西周至春秋；

　　 乙、地主制阶段，战国至清，其间以中唐为界，又分为前期的贵族－地主制时期，后期的地主制时期。

　　 中国古史分期应当充分考虑这一阶段性差异。

　　 （三）地主制与宗法制、君主专制的紧密关系

　　 周秦之际以降的地主制社会，始终与宗法制、君主专制相为表里。下以中唐以后的段落加以说明。

　　 中唐以降，土地私有制进一步普遍化，土地买卖频繁，所有权转移迅速，加之诸子平均析产，使财富一、二代后即行散离。北宋张载在《经学理窟•宗法》中描述这种情状：“今骤得富贵者，止能为三四十年之计，造宅一区，及其所有，既死则众子分裂，则家遂不存。”鉴于此，张载力倡“收宗族，厚风俗，使人不忘本，须是明谱系世族与立宗子法。”（《张载集》第259页）程颐（1033－1107）认为士大夫均应立家庙、四时祭祖（《二程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52页）；南宋朱熹（1130－1200）也主张“明谱系，收世族，立宗子法”（《近思录》卷九•制度），意旨都在严格宗法制度。这些构想，除政治、伦理层面的考虑外，防范因土地私有、诸子析产导致家族财富流散，也是重要目的。可见，地主制需要借助宗法制的维系力量，这是巩固农耕经济及其社会秩序的一种内在要求。

　　 地主－自耕农制的基础，是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自然经济是高度分散的、封闭的，需要一种统合机制，去实现某些大目标（如兴修水利、开辟道路交通、抵御异族入侵、维持社会秩序等），于是君临一切的、强势的专制国家在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广阔地基上巍然矗立。而专制君主政治则多把地主视作可靠的依凭阶层，秦汉两代均明令商人不得为官，又明令无资产者不能择补为吏（见《史记•淮阴侯列传》），此即汉景帝所谓“有市籍不得官，无赀又不得官”（《汉书•景帝纪》）。那么，什么人既有资产又非市籍经商者呢？当然只有地主。地主成为专制帝王选拔官吏的基本群体。隋唐以下实行科举制，虽无身份限制的明文规定，但能长期接受儒学教育，又孜孜不倦追逐仕途的，主要也是那些有产而无市籍的地主子弟，“耕读传家”成为许多地主－自耕农家庭的自诩之语。当然，唐宋以下商人子弟渐入科举行列，读书晋仕者也不在少数。

二、贯穿秦至清的专制政治

　　 封建制的又一基本属性，便是分封、世袭的贵族政治。中国的殷商西周（及某种程度上的魏晋南北朝）实行此种制度，西欧中世纪、日本三幕府（镰仓、室町、江户）亦实行类似制度，称其为“封建社会”（魏晋南北朝可称“亚封建社会”），名实相符。而晚周以降，尤其是秦汉以下，分封、世袭的贵族政治淡出主流，而代之以考选、任命的官僚制，中央集权的专制君主政制愈趋强化。

　　 （一）纵贯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

　　 与欧洲、日本相比较，中国历史的一大特色，是专制王权的早熟与长期延续。

　　 中央集权的专制王权，早在公元前4、5世纪的战国即已初兴，齐、魏、赵、韩、秦、楚、燕等七雄相继建立君主统摄大政的郡县制国家，法家及时总结其要旨。商鞅学派说：“权者，君之所以独制也”，“权制独断于君，则威。”（《商君书•修权》）又说：“故君操权一正以立术。”（《商君书•算地》）法家集大成者韩非（约前280－前233）更将君权“圣化”，他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他还视“君”为“道”的人格化，君的使命是“体道”。这都是对专制君主集权制度的合理性、必要性所作的论证。而秦朝一统六合，使这种“独制”、“独断”的“要在中央”的君主专制在全国得以实现。秦王政二十六年，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上尊号议，站在权力峰巅的秦王嬴政，集“三皇”“五帝”之名，取“煌煌上帝”之意，构成至高无上的“皇帝”称号（见《史记•秦始皇本纪》），使专制王权获得帝制形态，“圣人执要”的专制帝制，至此实至而名归。(www.xing528.com)

　　 以公元前221年嬴政（前246－前211在位）称制“始皇帝”为端绪，至1912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1907－1912在位，年号宣统）逊位止，专制帝制历时2132年，共有492个皇帝登极。此间政制起伏跌宕，而大势是中央集权于涨落间愈趋强化。以选官制度为例，汉行选举制，中央集权的官制大奠；两晋行九品中正制，特权贵族把持政柄。隋代废止乡官，剥夺贵族在出生地拥有的政治权利，又废止九品官人法，代之科举制，庶族士子得以登仕，中央集权官制复振。唐承隋制，科举趋于完备，但吏部铨选官员，辅以体貌、言谈取仕，突显贵族式选官标准。至宋代，科举制方摆脱贵族主义，帝王得以直接选拔庶族士子，中央集权的官制更落到实处。故秦以下政制虽多有更张，但总的走势是君主专制趋于强化。

　　 中国的帝制与专制相共生，对此史学界多有共识。不过，也有论者认为中国的帝制不一定专制，如孙中山《民权主义六讲》第二讲提到，中国帝王的专制程度不及欧洲中世纪晚期的专制君主。钱穆《国史大纲》引论更详述中国帝王并不特别专制，批评“谈者好以专制政体为中国政治诟病”，“妄疑中国历来政制，惟有专制黑暗，不悟政制后面，别自有一种理性精神为之指导也。”（《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13页）故关于中国君主制度的专制性问题，需略加辨析。

　　 （二）释“专制”

　　 作为汉字古典词，“专制”有独享、独占、独断专行之意，《韩非子•亡徵》：“婴儿为君，大臣专制”；《史记•穰侯列传》：“范雎言宣太后专制，穰侯擅权于诸侯……于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国。”《淮南子•泛论训》说：“周公事文王也，行无专制。”高诱注：“专，独；制，断。”苏轼《策略第一》：“权臣专制，擅作威福，是诛之而已也。”纵观诸古典，所用“专制”，多指贵戚、大臣独断专行（《淮南子》称周公“无行专制”，即不专制，然“专制”一词仍指独断），所谓专固君宠而擅权（如《申子•大体》说“一臣专君，群臣皆蔽”）而很少发现谈帝王专制的用例，这大约因为认定帝王本应专权，所谓“天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史记•秦始皇本纪》），故无须议论帝王（即“上”）的专制。

　　 至近代，受西欧及日本概念的启示，“专制”的含义扩大为一种政体的名称，梁启超将作为政治制度的“专制”定义为：

　　 专制者，一国中有制者，有被制者，制者全立于被制者之外，而专断以规定国家机关之行动者也。（《开明专制论》第二章 释专制，《梁启超全集》第三册，第1454页）

　　 近代日本人用汉语旧名“专制”对译英语absolutism，井上哲次郎（1855－1944）编译的《哲学字汇》，在Absolutism条目下，对应的汉字词为“专制主义”（改正增补《哲学字汇》，明治16年）。

　　 在西方，Absolutism（“专制主义”或“专制制度”），是法国18世纪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文本，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中提出的一种政制形式。孟德斯鸠在古希腊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的三政体说（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基础上，提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三分法。君主政体、专制政体都由一人主政，然而君主政体的君主遵循成文法治国，专制政体则不然——

　　 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8页）

　　 孟德斯鸠又将“主权者以胁吓为主义”的政体称“专制制度”，以与“主权者以温和为主义”的政制相区别。

　　 严复把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译作《法意》，其三种政体的国家分别译名为：公治国、君主国、专主国。严复在《孟德斯鸠列传》中还将《法意》的三政制命名为：“曰民主，曰君主，曰专制。其说盖原于雅理斯多德。”

　　 关于政治体制，近代日本的分类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贵族专制、民主制（见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4页）。通常认为，专制制度多与君主政体相共生，也可以依存于贵族政体、共和政体，其特点是最高统治者独揽国家大权，实行专断统治。自孟德斯鸠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将中国视作专制制度的典型，并认为中国的专制制度与君主政体结合在一起，合称“专制君主政制”。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国家权力的基础和局限》中指出，中国帝王受到礼制和官僚体制的限约，其专制程度不及西欧中世纪晚期的某些君主；宣称“朕即国家”的法王路易十四（1638－1715），其专制性便在清朝康熙皇帝（1654－1722）之上。

　　 诚如钱穆所言，秦汉以降，“王室与政府逐步分离，民众与政府则逐步接近”（《国史大纲》商务印书馆1948年版，第12页）；又如谢和耐所言，中国的皇权受到礼制与官僚体制的限约。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实态的一部分。然而，就总体言之，中国的帝制虽然受到礼制与官僚体制的限定，但礼制与官僚体制又臣服于帝王的威权，“口衔天宪”的帝王随时可以变制、罢官，故中国皇权的专制性是确定无疑的。自秦以下，皇权至尊、至大，是一个基本的事实。中国的专制等级制固然与宗法制相为表里，但往往更具强势，《红搂梦》第十七至十八回描写贾元春省亲荣国府，祖母（贾母）、父亲（贾政）、母亲（王夫人）见了贵为帝妃的孙女或女儿元春，或“路旁跪下”，或“帘外问安”，所谓“未叙家人之情，先行君臣之礼”，这正是专制皇权至尊至上的表现。行过君臣大礼之后，接下来才是孙女（女儿）元春“一手搀贾母，一手搀王夫人”，以行孝敬。

　　 （三）中、西、日政制比较

　　 如果说，西欧中世纪末期形成的专制王权，日益张大，但始终受到教会、贵族、领主、市民的制衡，那么，中国的专制皇帝却总领政治、军事、财经、文教大权，除冥冥上苍（天）、圣人的教言、祖宗传下的礼制以外，难有约束帝王的实际力量。以丞相为首的官僚系统秦汉时相当强劲，唐宋便等而下之，明清更不成阵式，而皇权则与日俱增。当然，作为专制帝制产物的农民战争，可以推翻旧王朝，另建新王朝（谓之“易姓革命”），此为帝王的一大隐忧，故施行“仁德”以抚慰庶众、强化镇压机制以摄制庶众，成为专制皇权“霸王道杂之”（《汉书•元帝纪》）的因由。故尔，被视作柔性的“德治”与被视作刚性的“专制”貌似对立，实则相通，“德治主义，其实与专制主义具有表里的关系”，“最为有德的君主同时也是最具专制的君主。”（西岛定生：《中国古代帝国形成史论》，《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二卷，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0、61页）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专制君主既掌政权，又兼控神权，“皇帝”的称号便意味着地上君主与上天主宰（至上神）的合一或同一，这与欧洲中世纪神权与王权分离的情形大不相同。欧洲帝王需要执掌神权的教会为之加冕，连蔑视教会的拿破仑一世（Napoleon，1769－1821）在称帝时也要举行教会加冕仪式（巴黎的罗浮宫悬挂着描绘此一场面的巨幅油画，笔者参观时，在此画前盘桓良久，拿破仑那种既轻视教会、又要利用教会的神态，在其脸部表情和身体姿势中隐约可见）。在欧洲列国，帝王得到神权的认可与护佑，是王权取得合法性并得以运行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则不然，皇帝高踞宗教之上，以至有皇帝册封宗教领袖的事例（如清朝雍正帝、乾隆帝向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颁赐金册），皇帝又往往被尊为至上神（宋徽宗称“道君”、慈禧太后称“老佛爷”之类）。

　　 中国政权、神权一元化的君主专制，也与日本天皇掌神权而多不理庶政的情形颇相径庭。在日本中世和近世，有“禁里”（天皇）与“公仪”（幕府）两个中心，存在“二重组织”、“祭政二重主权”，所谓“天界信仰的支配者”与“地界信仰的支配者”是分离的，由此形成“天皇不亲政传统”（洞富雄：《天皇不亲政的传统》，新树社，昭和五十九年，第9－16页）。日本天皇的皇宫称“云居”，宫中皇室称“云上人”，也包含不理世俗政务之意。当然，日本“天皇不亲政”也不能一概而论，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的天皇有亲政之例，明治、昭和等近代天皇更秉执大权，曾“独自垄断精神权威和政治权威”（远山茂树：《明治维新时期的天皇及天皇制——对天皇不亲政理论的批判》，《日本学》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1页）。但就总体言之，日本存在“祭政二重结构”，不同于中国合神权、政权为一体的专制帝制。

　　 福泽谕吉曾这样比较中日两国政制：

　　 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政府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8页）

　　 福泽所说“中国是一个因素”，指“至尊”而又“至强”的专制君主统治一切；“日本是两个因素”，指“至尊”而无实际政权的天皇与“至强”而无精神最高权威的幕府将军并列统治。这便是所谓“公•武”二重结构，“公”即公家，指皇室及公卿；“武”即武家，指幕府。中日两国前近代的政体差异，便是专制君主制的一元结构与公武二元构造的对照。

　　 秦汉以下，中国的王朝频繁更迭，但专制君主制却传承不辍，所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谭嗣同《仁学》卷二），又所谓“百代都行秦政制”（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 呈郭老》）。这种“秦政”式的专制君主政制愈演愈烈。秦汉尚有“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百官公卿表》）的丞相，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然西汉以下朝廷也一直在寻求控制相权的办法，如西汉武帝建内朝以削减相权，东汉光武帝以尚书台取代“三公”之权，皆为此例。东汉、魏、晋、隋、唐，高门大族享有政治特权，州牧、方镇则各领封疆，实权在握，构成中央皇权之外的势力中心。至宋代，贵族制消弭，武人交权（所谓“杯酒释兵权”），地方权力被朝廷分割、直辖，终于实现了集权于朝廷。延及明清，更集权于帝王个人，自明太祖以降，废除丞相制，并相权入君权，六部直接受制于皇帝，号称“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的内阁大学士，也只有“票拟”权（建议），而无“批红”权（决策），在多数情形下不过是帝王的秘书。这都是明清君主集权达于极致的突出表现。

三、秦至清是地主经济、专制政治基础上的非封建的“皇权时代”

　　 以上分述秦汉至明清的贯穿性两制度，以下试作综论。

　　 （一）“宗法制”、“地主制”、“专制政治”共存并行

　　 秦汉至明清的两千余年间，社会制度层面虽多有变化，但“宗法制”、“地主制”与“专制帝制”三项要素贯穿始终。

　　 宗法制是列朝皇统及贵族继承所遵之制，此制在民间也保有自治、自律形态，所谓家有庙、祠有产、宗有谱、族有规，提供了宗法制的物化网络。建立其上的宗法观念，则被加工为官方哲学和普世伦常，由“忠、孝、节、义”等德目构成的宗法伦理，为朝野所共认同遵。宗法制被地主制、专制帝制倚为社会根蒂和精神源泉。

　　 地主制以土地私有为特征，是秦汉至明清间农业社会的常态性制度（魏晋至唐中叶，领主经济、贵族政治较为强势，唐中叶以下，地主经济、专制政治愈占上风），也是庶族士子登仕参政的物质基础，选举、科举制的取代世卿世禄制，专制政治的取代贵族政治，均深植于地主－自耕农经济的土壤之中。秦以下两千余年社会的非封建性质，盖由土地私有的地主制所决定，此制奠定了专制帝制的宽阔深厚的物质基石。

　　 专制政治自秦汉以下传承不辍，改朝换代而此制神髓不变，所谓“汉承秦制、宋承唐制、清承明制”，显示了专制帝制及其各相关制度的强劲延续力。帝王“以制命为职”（朱熹语），反映帝王意志的“诏令”通过垂直的官僚系统布达四方，经由郡县制、流官制，实现中央对广土众民的掌控。朝廷又经由选举、科举，君主与庶民对接，从而扩大了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具有流动性而又臣服于朝廷的士大夫阶层，是高度分散的农业社会得以整合的力量。

　　 “宗法制”、“土地私有制”与“专制政治”三者并非独立并列，而是互为表里、彼此补充的，它们相与共生、浑然一体——

　　 男耕女织、土地私有、城乡一元的自然经济，是宗法制与专制帝制存在的经济基础，又被其反哺并受其保护。

　　 集权而又流动的官僚体系与自在自律的宗族组织形成二重结构：在行政管理上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而在民间社会又有宗法制织造的广大而富于韧性的网络，形成国家“专制权力”与“社会基层权力”的彼此分工，“国法”与“人情”的相互契合（参见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第213－219页）。这种“宗法－专制”二重社会结构与地主－自耕农制的经济形态相互维系。

　　 官学私学并存互动、学仕一体的文教－选官体制，儒释道三教共弘的信仰格局，都在上述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内繁衍，并为之培养人才、提供观念支撑。

　　 以上诸层面融汇成的自足性机体，具有顽强的延传能力。直至近代，在工业文明焕发的内外因素作用下，宗法专制帝制才逐渐解体。作为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一贯政制退出历史舞台的标志，1912年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说：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政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辛亥革命》资料丛刊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3页）

　　 历史沉重的册页终于翻过，然而其神髓未灭，余韵流风影响久远。

　　 （二）秦以下社会拟名：宗法地主专制社会

　　 综论之，秦汉以降两千余年间，在中国长期延续的，不是渐居次要的“封建制度”，而是由宗法制、地主制、专制帝制综合而成的社会形态。在西欧、日本有典型表现的封建化的三特征——农人农奴化、土地庄园化、政权多元化，中国秦汉至明清的大势与之背反，故秦汉至明清冠以“封建社会”，显然不得要领，而称之“宗法地主专制社会”，似可昭示这两千余年间社会组织、经济结构、政治体制诸层面的基本特征，又可简称“皇权时代”。

　　 对于此一拟名，笔者不敢自是。

　　 这一点睛之笔，还须求之高明，并寄望于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