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谁杀死了上帝
哲学家尼采在《愉快的智慧》中讲了一个疯子的寓言:一个疯子到市场上高叫:“我寻找上帝”，遭到聚集在那里的无神论者的哄笑，他们问疯子:“他失踪了吗?”“他搬到国外去住了吗?”但是，这个疯子回答说:“‘上帝到哪儿去了?’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你们和我——已╋经╋把╋他╋杀╋死╋了╋。我们大家都是杀死他的凶手。”
如上所述，在人类的发展史上，是人类自己亲手创造了神、上帝，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到了现代社会，神、上帝是否还会再一如既往地确定着他们的存在，发挥着他们的作用呢?尼采所言的“我们已经把他杀死了”是否只是“疯子”式的寓言呢?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业化的进程，科学技术的进步，尼采的“疯子”式的寓言似乎不只是寓言，他说出了现实社会的神的境况，说出了人神关系的事实。这种神的境况和人神关系的事实正是人类亲手制造的。而且，它最先是从人类的自然观中制造并延伸开来的。
在《圣经》中，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和人类。因为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因而在世界体系中居于特殊优异的位置。地球作为人类的栖息地被创造出来，理应也必然要居于宇宙的中心。太阳、月亮、行星和其他天体要围绕地球运转才符合上帝的意志和上帝子民的尊严。而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大约公元130年)则正好吻合了这种神学的目的，因而在基督教世界中被看作是神学世界观的理论支柱而不可动摇、不得动摇。
但在1543年，一位叫哥白尼的教士写了一本《天体运行论》，却否定了托勒密的地心说而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尽管这个学说被日后证明有着明显的缺陷，但它却宣布了“神学与科学的第一次对阵”(罗素语)。如同马丁·路德焚烧教谕，哥白尼的学说的意义在于:他将地球从宇宙中心的宝座上拉了下来，而将它只看做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在他的后继者开普勒、伽利略进一步完善的学说中，人们看到，不是太阳、月亮、恒星在绕地球旋转，旋转的是我们;星星则不理会我们的星球，没有为我们的星球而存在。非但如此，地球比一些行星小，行星又比太阳小，“当人们通过计算和望远镜揭示了太阳系、我们的星系以及最终揭示了由无数星系组成的宇宙的广阔无边时——尽管传统神学赋予人类以宇宙的意义，但是人们越来越难以相信，这个偏僻而又狭小的避难所怎么会具有被认为是人类故乡所应有的重要性。光是从大小上考虑也使人想到我们也许不是宇宙的目的;缠绵的自尊心悄悄嘀咕:如果我们不是宇宙的目的，那么很可能宇宙就根本没有目的。”[4]上帝“选民”的意义在宇宙自然中失去了它特殊的地位;上帝创世，以及一切宇宙自然都为神、为人而存在的目的论意义在这个学说面前失去了说服力。哥白尼虽然将自己的著作献给了罗马教皇，但他的“假说”却无异于向教会、向上帝的权威提出了公开的挑战。他打开了世人被蒙蔽的眼睛，使人们第一次敢于用自己的怀疑和探索的目光去发现自然、宇宙，以及它们真实的存在，打开了上帝统辖万物、统治自然及人类的第一个缺口。
缺口一旦打开，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不怎么对上帝及教会有利了，因为真理总是同科学同在的。牛顿的古典力学是对哥白尼学说的有力支持。他的万有引力定律，用科学的规律和语言，圆满地解释了天体的运动:原来星体是依靠本身的动量，按照自身的规律在不停地运转，在运转及运动的过程中，没有上帝参与其中。只是由于惯性定律不能解释星体运动的最初动因，牛顿才宣布上帝是“第一推动力”。但上帝的作用到此为止:当他做完这件事并颁布了万有引力法则之后，太阳系和整个世界体系就开始运转起来。上帝从此不再插手其间。为所欲为的上帝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一个理性的，有规律、有秩序、人们可以认识的世界体系。
但是很显然，牛顿是一位虔诚的宗教徒。他信奉《圣经》的圣灵启示，因而他倾向于上帝的推动及太阳和行星的突然创造。在他那里，上帝依然是一位立法者，他首先创造世界，然后制定规则以决定此后的其他一切事情。
但牛顿的后继者似乎并没有他那样虔敬。1796年，拉普拉斯在他的《宇宙体系论》中提出了著名的星云假说。
同康德相像，他认为，现在由太阳和行星组成的体系本来是一团散漫的星云;星云逐渐收缩，其转速也逐渐变快;离心力把团团块块甩了出去，这些团块便成了行星;同样的过程重复出现，从而产生了行星的卫星。当拿破仑问他在他的体系中为什么没有提到上帝时，这位天文学家回答:“陛下，我不需要那种假说。”看来，上帝在拉普拉斯的体系中已经不存在了。
基督教的《圣经》中曾讲:如果没有上帝的旨意，一根头发都掉不下来。伊斯兰教也称:真主安拉“周知宇宙一切事物，无论是现在的，或过去的，或未来的，无所不知”，“宇宙间的一切有始的事物都是造物主藉自己的能力，依自己的知觉而创造的。”因此，没有自然的因果性，没有物体固有的属性，自然界的一切物体均是神的创造与安排。
欧洲中世纪的经院神学家们依据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和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结合上帝决定一切的信条，精心勾画了一个说明世界现象的理论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世界上的一切现象，各种事物的实质都是上帝按照自己思想中的“理念”或“形式”创造的，一切事物的真实只不过是它们的“原型”或“模式”而已。树之所以为树，是因为它们分有上帝树的“理念”，而房子之所以为房子是因为它们分有上帝思想中房子的“形式”，这一切都决定了事物外在性质的“隐秘的性质”。如果上帝无处不在，那么这种“隐秘的性质”也必然会无处不在。但这种勾画精巧的学说却为17世纪在欧洲首先兴起的近代实验科学——物理学和化学所打碎。
物理学上的伽利略和笛卡儿认为，自然物体本身所固有的“质”有两种:一是对空间的占有(广延性);一是进行运动。世界上的一切物质都是由物质的微粒——原子或分子——组成的。由于这种物质的微粒有大小不同的形状，因而它们在组成物体时又有着不同数量和空间的排列，有着快慢不等的运动。于是，也就产生了自然物的各种不同“质”，构成了千变万化的物质和运动着的世界。化学上的波义耳则把元素的一切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归结为物质分子的机械组合和空间排列。从而，通过近代的实验科学，人们可以明晰地认识到:自然界是一个物质统一的世界;无限的世界是由具有着广延性的物质构成的，大到天体，小到分子，其物质的统一性是相同的;世界不是多元的，即使有无限多的世界，它们也都必然是由物质构成的;而物质又是在不断运动的。于是，笛卡儿讲了一句名言:“给我物质和运动，我将为你们构造出世界来。”这无异于放言:如果我手中有物质和运动，我将成为上帝。如果每一个人手中有物质和运动，人人将成为上帝。而上帝就等于是物质和运动。
在宗教中，有一个问题是同自然界的创造与存在同样重要的，那就是人的创造与存在的问题。因为既然神是万物的统治者、主审者，那么它必然要创造一切，生化一切。据《圣经》记载，人的确是由上帝创造出来的。具体地说，人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被上帝创造出来的呢?神学家们根据《圣经》所记的亚当后裔的家谱，推断出了上帝创世的确切年代，新教基督徒们普遍接受的厄谢尔大主教的考证是:上帝是在公元前4004年创造世界的。剑桥大学莱特富特博士接受了这个创世年代，并进一步推算出人是在10月23日上午9点被上帝创造出来的。
但到了1859年，有一个生物学家叫达尔文，他出版了一本著作《物种起源》，却系统地论证了上帝创世造人说是荒谬的。他宣称:生物是由进化而来的，而生物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生物的高度生殖力引起生存斗争，进而产生了对遗传变异汰劣留良的自然选择，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生物进化的原因和机制。他以丰富的实证和科学的推理在学术界和公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同哥白尼学说一样，他对神学的打击是沉重的:人们不仅必须要抛弃物种的不变性和《创世纪》中上帝的种种不同的创造行为，而且还必须认识到，在地球上的生命产生以前，已经过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不仅要建立起这样的观念，即生物的存留和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其过程是残酷的优胜劣汰，而不是因了上帝的仁慈和妙手点化，而且尤为重要的，比起一切都更能引起人和神震惊的是:达尔文居然宣称，人是低等动物的后裔，人是由低等的猿猴变来的。神及神学家们的自尊和自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人有不朽的灵魂，才有宗教及神的存在，才有来世的拯救，难道猴子也有灵魂吗?基督耶稣为拯救人类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难道他不是为了上帝的子民而是为了猴子的后裔?人才具有神赋的辨别是非的能力，猴子难道不是凭本能行事?如果有偶然和例外，如达尔文讲的，那么，人在什么时候突然获得了这些神所赋予的特征呢?难怪在《物种起源》问世后的第二年，威尔伯福斯主教在英国协会怒斥达尔文主义，断然疾呼:“自然选择原则同圣经是绝对不相容的!”奇切斯特的教长在布道时，告诉牛津大学的师生们:“那些拒绝按照其显而易见的本意来接受关于人类始祖的创造史，而赞成代之以时髦的进化梦想的人们，使整个拯救人类的计划成了泡影。”[5]
但无论如何，事实毕竟是事实，真理一经发现，再想强制地抹去它的光辉就显得困难。人们在科学和臆造之间，似乎本能地选择了前者，因为，人们更愿意生活在现实之中、真理之中。因而，达尔文的进化论被人们接受之日，就标志着神学目的论的被驳倒之时，也标志着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神学世界观的宣告失败。
上帝就这样一步一步被人们“请”出了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当然，这个过程并非我们所列举的这几例，而是在更多的领域、更大的范围内展开的。当着人们不再迷信于超自然的力量，不再沉溺于上帝创世的神话，而是一步步地发现着自然界自身运动发展的客观规律，那么，人类就在不断地用自己的双手捣毁着自己因为蒙昧和无知而建立起的神学的殿堂。正如一位思想家总结的:“在科学的猛攻下，一个又一个部队(宗教——著者注)放下了武器，一个又一个城堡投降了，直到最后，自然界无限的领域都被科学所征服，而且没有给造物主留下一点立足之地。牛顿还让上帝来作‘第一次推动’，但是禁止他进一步干涉自己的太阳系。神甫赛奇虽然以合乎教规的一切荣誉来恭维他，但是绝对无条件地把他完全逐出了太阳系，只允许他在关系到原始星云的时候，还有一次创造行为。在一切领域中，情形都是如此。在生物学中，他的最后的伟大的唐·吉诃德，即阿加西斯，甚至责成他去做十足荒唐的事情:他不仅应当创造实在的动物，而且还应当创造抽象的动物，即创造鱼这一个类!最后，丁铎尔完全禁止他进入自然界，把他放逐到情感世界中去，而他还允许他存在，只是因为必须有一个对这一切事物(对自然界)比约翰·丁铎尔知道得更多的人!这和旧的上帝——天和地的创造者、万物的主宰，没有他就一根头发都不能从头上落下来——相距不知有多远!”[6](www.xing528.com)
当人们将上帝一步步从自然界往出赶的时候，社会实际上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因为工业革命，以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得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人们逐渐地在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摆脱人对自然界的依赖。人们不再更多地祈求上帝的保佑，以使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而是在掌握知识，掌握科学技术，利用社会生产的发展来实现自身的目的——既然自然界已不属上帝统辖，既然不是上帝在决定人的一根头发是否会掉下来，人是否会有富庶的命运，那么，接下来的就是看人如何主宰自己的命运，怎样更好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来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求得便利和安乐。
尼采不失时机地总结说:“幕落了，人类又一次发现了自己。如同一位小孩从晨光熹微中苏醒，笑着抹去他额上恐惧的残梦一样。”这种“笑着抹去他额上恐惧的残梦”不仅在人的物质生活领域，而且在人的社会生活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中展开并不断地得以蔓延。
在社会生活中，当西方工业革命进行到一定时期时，人们转而开始进行社会革命。也就是说，人们不仅要求得生存，而且还要求得发展，求得人们的自由与平等。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首先是美国革命，接踵而至的是法国革命。可以说，没有更多的阶级或阶层的人愿意完全遵从《圣经》中上帝的戒命，服服帖帖遵从现存的社会统治秩序和统治阶级;或者愿意仅仅依靠祈祷的力量来使自己得救。
美国《独立宣言》的序言是这样宣告的:“我们认为下述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自己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因而要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来自被统治者的认可。如果遇有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变成损害这些目的的政府，那么人们就有权利改变它或废除它，以建立新的政府。”
如果说，这里还提到了“造物主”，那么，法国的《人权宣言》则根本不提他，而是在讲人所具有的权利来自自然的律法:“由法国人民的代表所构成的国民议会认为，对人权的无知、忽视与蔑视，乃是民众苦难与政府腐败的唯一根源。为了革除弊端我们庄严宣告:人的权利是与生俱来，神圣而不可剥夺的。这对社会上所有的人都一概适用，人民要永远牢记自己的权利与职责。无论立法机构还是执政机构，都要考虑到社会各阶层与各集团的利益与目的，由此才能更受尊敬。公民的愿望与要求今后要以这个简单的，然而是不可否认的原则为基础，无论何时都要维护这个原则和全体公民的利益。”[7]
嗣后发生的社会革命——不论其实现目的的程度如何——常常是在社会正义、平等、自由的旗帜下进行的;它关注着的似乎是每一个人的平等的权利和人的价值与尊严;它总是将实现这样的目的作为导引人们投身于其中的信念。而投身于社会革命的人也都在确信，一旦人们生活在正义、富足而又相互友爱的社会共同体中，无异于实现了自己的终极追求。人们在这样的社会变革中，不再更多地注重上帝的天国和来世的幸福，而是更加努力地争取现世的权利和每一个人所能获得的现实的幸福。人们不再忍耐一切，宽恕一切，不再墨守成规，遵从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而是在斗争，在争取，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取社会的改变。人们不仅如尼采所言，在苏醒，在发现自己，在争取自己的权利、自由与平等，而且逐渐地在长大成人，在走出幼稚、软弱和依赖，走出对自己存在的不肯定性和对世界的恐惧。
存在主义哲学大师萨特在《苍蝇》剧本中采用古希腊神话的形式谈到在这种状况下人与上帝的关系:当众神之神宙斯对奥勒斯特提出建议说，只要他悔过自新，放弃他的自由，就可以饶恕他。但奥勒斯特回答说:“那可不是我干的事——我很明白。我是在自然以外、跟自然对立的，不求谅解，无可救药，只有我在自己身上找到的那种药才能救我。我可不会回头服从你的法律;我是注定不守别的法律，只守我自己的法律的。我也不会回到自然、回到你认为美妙的那个自然里去;在那里纵有千万条阳关大道，但都是通向你那里——我可要开辟我自己的道路。因为我，宙斯啊，是一个人，人人都必须找出他自己的道路。自然是厌恶人的，而你，众神之神啊，也厌恶人类。”人是没有上帝的，也没有什么宿命，人作为人要想成为什么，完全取决于自己的选择。
这种理论会同着尼采的上帝死亡说，在社会生活乃至人的精神生活上掀起了一场肯定自我存在、肯定人的生命本质的人本主义浪潮。在他们看来，对上帝的存在以及上帝的决定，人们只信不问的时代业已结束:宗教信仰神，信仰神的创造，信仰神迹，信仰神的拯救等等，而不问及这一切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存在的，或可能存在的，是真实的，真理性的;人的理性蒙昧，犹如孩童时代一切均顺着决定者父亲的意旨的时代，在科学不断发展的今天显然是一去不复返了。
而人们一经探问神和人的“为什么”，就标志着他们理性的发现自我、确定自我的开始。因为宗教的诸多方面是常常经不起人们询问“为什么”的:人在自己的生活中、生命中融入上帝，为什么“我”要融入上帝?其中的“我”与上帝在这一询问中，在理性的思考和探询中处在同一的位置上。人这个主体在“我信仰神”或“我不信仰神”中得到了确定。正如萨特在他的自传《言论》一书中谈到的，在1917年的某一天，他在等几个同学时，曾经决意要心无旁骛地思考上帝:“可是上帝立刻就烟消云散，无影无踪了，连招呼都不打一个。‘他并不存在’，我诚惶诚恐地对自己说。我认为问题就此解决了。看来，事情就是这样，因为我从来没有一丝一毫想让上帝在我心中复活的念头。”
尼采在《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号召人们首先要发现自己，尔后才可能去信仰:“你们说相信扎拉图斯特拉?但是扎拉图斯特拉算什么呢?你们是我的信徒——但是所有的信徒又算什么呢?你们没有探索自己，而却发现了我。所有的信徒都是这样做的;因为这种信仰无甚价值。现在我要你们丢开我去发现自己，只有当你们全部否定我的时候，我才会回到你们身边来。”但是人发现自己后，上帝能回到人身边来吗?这时，不仅哲学家们宣称:“一切真正高尚的道德来自得意的自我肯定之中。”(尼采语)而且人们发现，现世人们的准则范畴在更多方面业已取代了宗教范畴。
在美国的公民权运动和女权运动中，人们争得的是每一个人应享有的权利和应获得的做人的尊严，而全然不顾及这些运动会在什么程度上同《圣经》和上帝的教条相违背。甚至当著名的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像甘地一样领导着他的追随者进行非暴力革命的时候，他们要求的不仅仅是宗教的权利，而且更多的是世俗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利:教育平等，经济平等，种族平等。而杰西·杰克逊牧师也不再只是简单地教黑人的孩子们如何祈祷，更是在教会他们说:“我是个人。”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发现要做一个真正的现世主义者，要将这个世界治理好，要使人们能够和平共处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就不能更多地要求上帝来解决世界的问题，而必须求助于自己。核威胁、战争、犯罪、环境污染、大工业对人的异化、贫富差距等等，难道人们只靠祈祷，只靠上帝这“无形的手”就能保佑一切，解决一切问题吗?如果是这样，那么谁能解释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人类的相互残杀及日后进行的军备竞赛呢?难道上帝能绝对保证日本广岛的焦土不会再出现在人类的地球上吗?所以，无数的事实提醒着人们:“除了人以外没有什么立法者;人是被遗弃的，必须为自己作出决定。”(萨特语)那么，人能为自己作出决定吗?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前途与命运吗?
德国神学家狄特里希·邦赫弗尔曾将人类的历史分为宗教时代和成熟时代。他认为，宗教时代的人幼稚、软弱，有依赖性，由于内在感情与外在世界的困扰，使得他们不诚实，不道德，心里感到不幸，产生了绝望与恐惧的感情，因而希望有上帝的安慰。但到了20世纪中叶，宗教时代结束，开始了没有宗教的时代，也就是人非宗教化的成熟时代。这时候的人独立自主，自由自信，在生活上、行动上为自己负责:他们业已长大成人，不再求助于神，也不再接受上帝作为一个说明性的假设了。
“人类的长大成人就迫使我们要真正认识我们在与上帝关系上的处境。上帝正在教导我们应当像人那样生活，没有上帝也能很好地活下去。……那个使我们不用以他为起作用的假设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上帝正是我们所一直面临着的上帝。……上帝让他自己被逐渐地推出这个世界，推到十字架上去。在这个世界上，上帝是软弱无能的，情况正是这样……”因此，“做一个基督徒并不意味着要特别虔诚。以某种特殊方式培养禁欲主义(就如一个罪人、忏悔者或圣人所做的)，而是要做一个人……耶稣并不是号召人去信仰一种新的宗教，而是获得生命。”同邦赫弗尔一样，美国神学家威廉·哈密尔顿也断言宗教先验论的破产和人类的长大成人。他讲:“宗教先验论的破产意味着并没有本体论的、文化的或心理的方法能够找出自我的哪一部分或人类经验的哪一部分需要上帝。在人里面并没有空虚的上帝形象。人心并非一定要呆在上帝里面才能获得安息。没有这样的必要。上帝完全是不必要的，他不是必要的存在，要避免失望和自以为是并不需要上帝。在一个基本上多元论的精神与智力的环境中，上帝只是一种可能性而已。”[8]
在这个世界上，在人类的发展历程中，是谁在宣告着上帝的灭亡?是谁在不断地为上帝掘墓?不断地将他推回到十字架上?推出自然之中，推出社会生活之中与人的精神世界之中?毫无疑问，是人类，如尼采所言，是我们、你们和我将他杀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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