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人：国家统一背后的终极存在者

三、终极存在者的崇拜

人不仅要生活在同自然和社会群体的现实联系之中，人还要生活在由信仰构成的精神王国之中。尽管自然崇拜、人的崇拜更多的是在人的精神世界之中展开，但自然崇拜的具体性、蒙昧性和人的崇拜的实在性、局限性，使得人的精神王国之中的丰富的想像联系，人在各种际遇之中、人生的挫折痛苦面前的企盼和人渴望终极关切的种种理想和愿望难以得到满足。

随着人们对整个世界——自然界、人的世界和人的生活世界的逐步了解，随着生产的日益发展和人的生活的逐渐进步，随着人类社会出现的种种矛盾和人生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不公、不满、不足的日益增多，人所能领悟到的种种痛苦似乎在加深加剧。人们渴望一种关切、关怀，渴望一种宁静泰然，渴望对现实和人生难以理解和难以解答的问题有一个比较圆满的解答，渴望消除痛苦和赢得生命存在中的真实，渴望获得幸福的感受和进入幸福的境界，而且可能是在任何场合、任何境遇之中，任何情况之下。这一切人生深层次的问题，自然崇拜和人的崇拜也许能解决一部分，但难以解决全部。现实需要一种终极存在者的出现。他必须存在于整个宇宙自然、存在于万事万物和人的整个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之中。对于人类来说，这样的终极存在者的寻找也有一个过程，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伴随着国家的建立和民族的形成、统一，终极存在者往往以至上神的身份出现在人类信仰崇拜的天际。

在古埃及，人们信奉的神很多，但有一个神却是他们的最高神，那就是太阳神。尽管他的名号、身份与职能常常有变化，但人们对他的崇拜却特别发达。在公元前15世纪，国王阿肯·那顿统治时期，太阳神阿顿作为埃及的最高神，被尊为宇宙的最高力量，“他创造出世界上所有的一切，——从他的嘴里出来了诸神。为牛群，他创造了青草;为人类，他创造了果树。他把生命赋予河中的游鱼，以及空中的飞鸟，他给蛋壳中的小鸡以呼吸，还保存了虫卵的生命”^[21]。人们像需要阳光一样地需要太阳神，崇拜太阳神。国王自称是太阳神的儿子，太阳神成了历代王朝的保护神。人们不仅认为太阳神是世界的创造者，还是世界秩序的建立者和世界秩序的维护者、实现者。

在古代希腊，宙斯是雄踞于奥林匹斯山的万神之王，他手中所握的所向无敌的雷锤，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神界的王权。他统领着管辖人类整个生活——自然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人的精神生活的各方神灵。他自己也是主宰雷电之神，是自然秩序的维护者。现实人类所要崇拜的任何一方神灵都与他有着密切的联系。很明显，他不仅主宰着神界，也主宰着人间世界。

在中国，殷商时期就有了最高神“帝”或“上帝”。周以后，人们常常用“天”或“皇天”“上天”“苍天”来称呼最高神的存在。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天(或上帝)绝不是一个只掌管狭小范围或具体事务的神灵，而是一个掌管着自然万物、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终极性的神圣存在者。它的权威是无限的，从“监下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到定人生之贫富、生命之夭寿:“降年有永，有不永”，“富贵在天”;从社会道德规范的颁布者:“上帝降衷于下民”，“唯天佑于一德”，到万民国君执行天意的监督者和判决者:“唯天监下民，厥典义”，“民有不若德，不听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从一个圣人、天子的降生，到一个王朝的更替，孔子讲:“天下之无道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22]，“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23]。墨子曰:“昔三代圣王禹汤文武……其事上尊天，中事鬼神，下爱人，故天意曰:此之我所爱兼而爱之，我所利兼而利之，……故使贵为天子富有天下，业万世子孙”^[24]。而殷商灭夏，周讫殷命以及后世王朝的更迭，都出自天的命令与天的意志。

不仅如此，天更时常通过自然界、人世的种种灾异或祥瑞来惩罚或奖赏世人君主。正因为天的神圣性和无限的权威性，平民百姓要供奉天，顺天依命而行，所谓“恪谨天命”，“奉若天道”;皇朝君王也要祭奉天，以天的意志为意志。《周书·泰誓上》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唯其克相上帝，宠绥四方，有罪无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就连“至圣先师”的孔子也念念不忘告诫他的弟子要知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25]，要“畏天命”，并将其列为君子三畏之首。

至上神作为一种超越之神，高位之神，他给人们显现的是地域性、时限性上的终极关切。他伴随着国家、民族的区域性和历史存在性而产生和发展;他对自然界、人的社会和人自身的存在所显示的力量和作用，对人们在万事万物面前难以寻求解答的问题和人生所面临的种种问题所能给予的超现实、超理性、超逻辑的解答，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面对人生的种种困惑、矛盾、无知、不公、不满等等而引起的焦虑、痛苦与不安;他以“命定”“神意”等等超现实的方式来解决人们进入文明社会以后所面临的种种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并且，常常是在国家的范围之内，将统治者的权力、意志同至上神的权力、意志相联系，在神人(君王)合一、神权(政权)合一之中将国家的力量、政权的秩序和统治者的意志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发挥了他所能发挥和应该发挥的作用。

但无论怎么说，这种至上神或高位神毕竟还不是人们所要寻求的真正的终极实在。原因在于:其一，这种至上神常常受时空的限制。也就是说，他常常是在国家、民族的范围内存在和起作用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人们所能掌握知识的愈来愈丰富，人们对世界的感知，对人类生存地域性的辽阔愈发明晰，人们所需要的终极存在也就必须要超越时空，能够存在于超越一个国家、民族所能够存在的领域之中。也就是说，他们信奉的神必须具有普遍的意义和宇宙般宏大的依据。其二，至上神的意义在于，他常常处于众神之上，但却没有将众神排除掉。其他神灵常常各司其职，掌管人世间或自然界的一方天地，掌管人生的部分命运。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随着人们对人生更深切地感知，人们似乎不再需要将自己的命运、信仰寄托在众神的身上——因为信仰愈益唯一，信仰就愈益真切。人们需要唯一神，需要能够支配天地万物，人类、人生的独一个神。其三，至上神关注的范围似乎非常广阔，天空大地、农业水产、生殖、战争等等与人有关的方面他都在关切，但他似乎没有将个人的人生问题、人所面临的境况、人生的真谛、人现实生活的意义、人的痛苦、人的幸福、人的归宿等等这些人生的根本问题作为其关注的焦点和阐发的中心。而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逐步发展，人们愈来愈将这些问题作为其关注的焦点和中心。可以说，对这些问题的圆满解答显示了对人的生命、人的命运、人的存在和发展的终极关切。

那么，这种唯一神，这种超越时空无所不在的神灵，这种对人生根本问题的终极关切在世界三大宗教中终于显现了出来。

产生于公元前6～前5世纪的印度佛教，就是将寻求人生根本问题的解决作为其教义产生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的。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曾因为这么几件事而触发了他对人生问题的深层次思考，他看见了一具腐烂的尸体，一个满脸皱纹的老人，一个令人作呕的病人，一个与世隔绝过着平静生活的苦行僧，逐渐地意识到了现实世界的真实和人生的痛苦，因而，立志要寻求人的灵魂的拯救之路、解脱之道。在他出家之后，曾过了一段时间的极度苦行和禁欲的生活，以求找到自己灵魂的拯救之路，但失败了。在一次洗净了六年积垢的沐浴，并接受了牧女奉献鹿奶的供养之后，他坐在一株菩提树下，端身正念，发大誓愿，如不成佛，绝不起座。经过七天七夜(有人说49天)的冥思苦想，终于豁然觉悟到了宇宙、人生的真实本质:人生之所以受苦受难，永无止境地生死流转、交替轮回，乃是因为人们的“无明”而导致的贪、瞋、痴，渴望再生，渴望欢愉，渴望淫乐，寻求快活，追求享乐;人们主观世界的心理欲求与“无常”“无我”的现实世界难相一致，而这种精神上的期待难以得到满足，就必然要产生人生痛苦的种种体验;人生乃痛苦的集结，痛苦乃人生之根本;要想从根本上解除人生的痛苦，就必须要洞悉佛教的真理，消除人们产生痛苦的诸多欲念;人们从“三毒”(贪、瞋、痴)、我执、爱憎、行、业等等中解脱之日，就是进入不生不死不变不易大休大息的永恒境界——“涅槃寂静”——之时。佛陀的觉悟使他建立起了庞大而极有说服力的理性思辨体系，他从根本上教诲人们自己寻求自己的拯救之路，而不是什么神的拯救和神的支助。他说服了他的弟子们并说服世代的弟子们聚集在佛教的教义之下，遵奉着这样的信条:“我信仰释迦牟尼;我遵守教规(法);我忠于佛教(僧)”，以佛陀最后一句话“一切事物都会消失，努力认真地去寻求你自己的拯救之路”自勉而孜孜不倦，寻求进入人生的最高境界——永恒寂灭的境地。

如果说，佛教更遵从“法”，更谋求自我的拯救之路的话，那么，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则更遵从上帝、安拉，期望得到他们的拯救。

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在它初创的时候，就建立了一个普世性的宗教信仰体系。这种信仰体系是以以下三点为基础的:信仰上帝耶和华为宇宙唯一的真神，其信徒是世界上所有的民族，“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26];只要信仰基督的救赎，必得到上帝的拯救与赐福;简单的仪式、洗礼与圣餐，以及主要的精神崇拜。普世性信仰体系的重要点在于上帝的唯一性和他的至高无上性。基督教宣称，上帝创造了一切，他全知、全能、全善，无所不能，无所不在。而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不遵从上帝的命令，偷吃了智慧果而犯下了原罪。正因为有了这种罪恶的因子，人类注定要在人世间受苦受难，而人世间也因此充满了罪恶，人在这种罪恶的氛围和自身之罪中难以解救自己，于是上帝大发慈悲，派遣独生子耶稣下凡，以救世主的身份创立基督教，并拯救人类。上帝乃圣父，耶稣乃圣子，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乃为圣灵，这三位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上帝的统一整体。每一个人的肉体是短暂存在的，而人的灵魂则长存;现实世界是有限的，而彼岸世界则是永恒的。人是否信仰上帝，是否按照上帝的教诲去做，不仅在死后的灵魂审判中可见分晓——善者升天堂，恶者下地狱，而且在世界的末日中要受到共同的审判。

最年轻的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产生于公元7世纪，先知穆罕默德在希拉山的一个山洞里冥思时，安拉派迦伯利送下旨意:“你应当奉你的创造主的名义而宣读，他曾用血块创造人。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27]在得到一系列的启示之后，穆罕默德坚信:只存在一个神，他的名字叫安拉。他是整个宇宙间的真主，“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他是全能的，有99个尊名，“没有上帝，只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安拉创造了人类，并预先安排好了每一个人一生的命运:不论人怎样做事，成功或失败，一切都掌握在主宰世界，预先安排各种事件的安拉手中。安拉将在世界的末日对人类进行审判。这一天，大天使依斯拉非来吹响号角，万物毁灭，人的灵魂和肉体又重新结合在一起。“功过簿将展现出来，所以你将会看到罪人们畏惧其中的记录。他们说:‘啊呀!这个功过簿怎么啦?不论小罪大罪，都毫不遗漏，一切都加以记录。’他们将发现自己所做的事都一一记录在本子上。你的主不亏枉任何人”^[28]。审判是这样进行的，诚实守信、有德行的人将得到报答，进入天堂的“恩泽的乐园”中，而作恶者将受到惩罚，进入黑洞、沸水和毒风的地狱之中。

三大宗教展示的是对人的终极关切和人的终极崇拜，是从人类信仰中的多神而进入一神，从对宇宙人类的多种多样的解释阐发而进入独一的解释阐发的努力。在“唯一”“独一”之中，人类可以将万千世界中各种各样难以理解、难以解答的问题、困惑、疑虑集中在唯一神面前，由他来作出共同的解答、共同的裁决，从而使观念世界、意识世界中的宇宙、人类社会和人生世界能够“有序”而“和谐”地存在和发展。另外，神的超地域性、超民族性的存在使人的信仰变得更具普遍性和广泛性。人们不再在某一狭隘的国家民族的范围内拥有自己的某一神灵，而是在更为广阔的人类存在和宇宙存在的范围内，在所有的人作为一个类的意义上拥有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神的保佑、依托，这就使人的信仰更具“理性化”的色彩和恒久的意义。

尤为重要的是，三大宗教所阐发的对人(个人)的终极关切，并将终极关切作为宗教立论的中心和教义阐发的根本。这实际上是人类在自然崇拜和人的崇拜的基础上，走出了原始与落后，迈入了更广阔的人生舞台，在经历了种种人生的艰难困苦、磨难忧伤之后，将探询的目光和焦点投向自身，投向人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的努力。——人到底是什么?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会生，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贫穷，为什么会富有?为什么会善良，为什么会邪恶?人是否有灵魂?灵魂是否会永恒?人生的未来是否有天堂与地狱?世界是否有末日?末日是否有审判?等等。人将这些种种难以解答但又必须要解答的问题总汇于神的旨意之下，在神的光环和神的释义之中，在神创、神的拯救(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人的自我拯救(佛教)之中，在信仰和希冀、理想和憧憬之中去寻求生活的意义和人生的意义，坚定地走过现世人生，去努力寻求彼岸世界的人的幸福与永恒。

【注释】

[1]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0页。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3]C·G·F·布兰顿:《宗教的起源》，载《观念史辞典》第4卷，纽约，1973年版，第98页。

[4]参见〔英〕詹·乔·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页。

[5]参见〔英〕詹·乔·弗雷泽:《金枝》，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6]转引自〔美〕L·M·霍普夫:《世界宗教》，知识出版社，第32页。(www.xing528.com)

[7]参见〔英〕帕林德:《非洲传统宗教》，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47页。

[8]参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载《弗洛伊德全集》，第13卷。

[9]《竹书纪年》。

[10]《帝王世纪》。

[11]《史记·殷本纪》。

[12]《竹书纪年》。

[13]《竹书纪年》。

[14]《帝王世纪》。

[15]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85页。

[16]《礼记·王制》。

[17]《礼记·月令》。

[18]《淮南子·修务训》。

[19]转引自阿诺德·汤因比:《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四川人民出版社，第85页。

[20]《圣经·马太福音》5:39—41。

[21]转引自朱维之等:《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5页。

[22]《论语·八佾》。

[23]《论语·述而》。

[24]《墨子·天志上》。

[25]《论语·尧曰》。

[26]《圣经·启示录》14:7。

[27]《古兰经》96:1—5。

[28]《古兰经》1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