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女性形象剖析及评析

浅议《史记》中的女性形象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郭　艳

被鲁迅评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不仅是一部历史巨著，更是一座丰富的文学宝库。浩浩荡荡一百三十篇，洋洋洒洒五十余万字，其中所涉及四千多个人物，上至帝王、贵族、官僚，下至刺客、游侠、商贾及平民百姓，无一不形象鲜明栩栩如生。作为社会不可缺失的角色之一的女性形象，在司马迁遵循“实录”的史笔之下也成为一道明丽的风景线，使得这部巨著更加丰富多彩。尽管太史公对她们的描写着墨不多，且大多数是只述其事却不记名，但在司马迁公平客观的描写之下，她们的形象充实饱满，令人难以忘怀。观其众多女性形象，归结起来主要有:影响政治变换、历史动态的女性;深明大义、富于母性情怀的女性;有勇有谋、敢于追求的女性;沦为男性权力角逐中牺牲品的女性。

一、影响政治变换、历史动态的女性

在中国古代，女性一直是弱势群体，她们大多只能在家里相夫教子，作为男性的附庸来完成她们简单的社会角色，政治领域更是历来将女性排斥在外。然而西汉前期却有女性把持朝政，参与政治活动，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她们或在政治生活中成为男性的左膀右臂，或超越男性直接站在权力的巅峰，或虽隐藏在男性统治者背后，却对政治有着实质的影响。这些政治型女性在司马迁笔下均栩栩如生。

《吕太后本纪》是《史记》中唯一为女性人物所立的传。吕后名雉，字娥姁，是汉高祖刘邦的正后。对吕后，司马迁态度是审慎的、客观的、历史化的，在《吕太后本纪》中做到“不隐恶，不虚美”。一方面，突出展示了这位弄权女主丑陋的本性，如戕害戚姬的残忍狠毒，连杀三赵王的阴险毒辣，吕后欲王吕氏而“风大臣”的欲盖弥彰，“取美人子名之”的弄巧成拙，废帝更立时的装腔作势;另一方面，她是刘邦贫贱时的妻子，刘邦之所以能王天下，不能说没有她的功劳。“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这说明她具有政治家的风范。“……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乱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这说明她具有领导者的政治方略。不管汉宫内争权何等凶残，但吕后能使百姓安乐实属难能可贵，让人读之难忘。对吕后，司马迁是基本否定的，在无情揭露其不可饶恕的恶德前提下，并不讳言和掩盖她的影响、作用甚至功劳。换而言之，作者批判的是人物代表的人生哲学、思想类型、阶级本质，并非全盘否定历史人物。

再如《史记·晋世家》中的晋文公重耳，经历了十九年的逃亡生涯，最后以六十二岁的高龄成为晋国的国君。他之所以能成为春秋五霸之一而留名青史，确有许多原因。而众多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重耳有两位贤惠而又有远见的妻子。他的第一位妻子是季隗，“重耳谓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年，吾家上柏大矣。虽然，妾待子。’季隗这种忠贞之心和博大的胸怀让人钦佩不已。他的第二位妻子是齐姜，齐女曰:‘子一过公子，穷而来此，数士者以子为命。子不疾反国，报劳臣，而怀女德，窃为子羞之。且不求，何时得功?’”齐姜身为宗室嫡亲，不但没有沉湎于夫妻相悦、男欢女爱的小天地之中，反而为了夫君的成功而劝阻他不要贪恋女色和安逸的生活，鼓励其成就大业。历史显然非常垂青于重耳，让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在他艰苦的逃亡生活中能获此两妻，可谓是上苍对他格外的赏赐。这三位女性，或凭借卑鄙的手段和政治家的风范，或以充满女性人情味的非凡举动而不经意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如果没有她们的存在，历史将会是另一番模样。

二、深明大义、富于母性情怀的女性

《史记》中人物林林总总:帝王、公侯、权臣、酷吏、谋士、侠客……作为历史主角活跃于人生舞台，纯然男性领地，司马迁于其中探寻出了几近被掩盖的女性微弱之声，这已实属不易。而几位典型母亲的形象更使这种声音多了些许温情，使冰冷的历史有了更多温暖人心的触动。

赵括因为“纸上谈兵”而名传于历史，纸上谈兵使他葬送了赵国四十万长平军，也断送了自己的性命，但对于这样一个失败将领的母亲，我们没有丝毫的嘲笑贬损，却佩服她的智慧。据记载“赵括自少时学兵法……及括将行，其母上书言于王曰:‘括不可使将’王曰:‘何以?’对曰:‘始妾事其父，时为将，身所奉饭而进食者以十数，所友者以百数，大王及宗室所赏赐者尽以予军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问家事。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军吏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王以为何如其父?父子异心，愿王勿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儿子的性格，做母亲的深有所察，赵母把儿子与其父赵奢相比较，认识到了儿子的不足。同时，赵母也明白，赵括没有实战经验，不能够体会到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复杂情况，仅仅从兵书上学得空泛理论而不联系实际，如果由他领兵作战，对于士兵来说太危险，而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任用这样的将领出师卫国则更加的危险。智慧的赵母对儿子的认识可以说是相当深刻也完全正确。从赵母对赵王说的那番话，我们不能不深深地为这样一位战国时期母亲的智慧洞见而叹服。赵母的智慧是从人生的细节洞见人性弱点，并且是从国家从百姓的角度去观照国家存亡的大智慧。

母性是伟大的，母性不仅表现在她们的仁爱还表现在她们的崇高上。《陈丞相世家》中记载了王陵的母亲。王陵本是沛县的一名县豪，刘邦起沛时，他也聚党数千人却不跟从刘邦，直到刘邦攻项羽时才以兵属汉。而项羽抓到王陵的母亲企图以陵母招来王陵，但是陵母对使者说:“为老妾语陵，谨事汉王。汉王，长者也，无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伏剑而死。陵母为了不拖累儿子，选择了牺牲自己，以此来坚定儿子跟从刘邦的决心。陵母刚烈以牺牲自我来坚定儿子的政治选择，以生命的绝响来震撼儿子的心灵。这是一种勇猛的力量，更是一种崇高的品格，有这种母亲做榜样，哪怕一生充满坎坷也会不遗余力地去奋斗拼搏。王陵母亲的刚烈性格使其悲壮的选择更加崇高，她这样的品格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一直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华民族的基本气节之一。

此外，除以上所举，《史记》中还有如陈婴之母、赵怡之母、张汤之母，乃至送子为质的赵太后，都是着墨不多而见其精神的。司马迁在良莠杂处的男性丛林中为后人留下一组母亲形象，其性格人品都是崇高的，对后代女性的影响也极为深远。(www.xing528.com)

三、有勇有谋、敢于追求的女性

男性主宰的中国古代社会，女性因为丧失权力而无法拥有众多本应有的权利，往往只能被掩藏于男性背后，纵使有过人的才识智谋或胆略，也难以有发挥的空间。西汉前期对妇女的束缚虽不似后代那样严酷，但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制约着无数女性的自由。《史记》的闪光之处还在于，生动地记述了具有典型性的敢于反抗命运，敢于追求理想的女性形象。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才貌双全、不畏世俗、勇于追求爱情和具有吃苦耐劳的高尚品质的女子形象。首先，卓文君慧眼识司马相如、爱其才华。司马相如擅辞赋，“而家贫，无以自业”。卓文君不轻视他的贫穷，而是“心悦而好之”。司马相如“使人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可见，他们的爱情是建立在两情相悦之上，是纯粹的爱情，不讲究门当户对，不含世俗的偏见。其次，卓文君勇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樊篱，反抗家长制。作为新寡妇，卓文君不顾社会的舆论、父亲的强烈反对，连夜与司马相如私奔，这种勇气是难能可贵的。再次，卓文君面对着婚后的贫苦清寒生活毫不后悔，而是建议丈夫做生意。“卓文君曰:‘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货犹足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其车骑，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著犊鼻裤，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可见文君胆识过人，并且有着非常好的商业头脑，能够自力更生，最终迫使她的父亲承认这段婚事。卓文君不畏世俗，敢于反抗父命，追求自己的爱情，并且最终取得胜利。她的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勇于追求婚姻自主的象征。他们的爱情成了后来无数有情人学习的榜样，成了后世文学、戏曲创作的典范。

侠客聂政之姐聂荣对其弟的行为极为理解与推崇，并且为弟扬名不惜慷慨赴死。这种勇敢、壮烈的自我牺牲精神，千百年来感动着无数的人。根据《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聂政为严仲子刺杀韩相侠累后，自己用刀割开脸皮、挖出眼睛，剖腹而死，为的是不要连累自己的家人。韩国官府将聂政暴尸于市，悬赏千金以查出凶手的身份，却无从得知。他的姐姐聂荣勇敢地赶往韩国相认，并指出此乃聂政。当韩人问她为什么这样做，聂荣的回答令人们震撼不已:“士固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绝从，妾其奈何畏殁身之诛，终灭贤弟之名。”并悲痛地死在聂政的身旁。她不是以死殉礼的节妇贞女，而是以生命实践了自己的价值追求。在聂荣看来，聂政刺杀韩相的行为是为了报答严仲子礼遇之恩，而毁容自刎是为了不连累自己。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对于严仲子的礼遇之恩，聂政以强烈的献身热忱相报;对于聂荣的同胞之情，他以毁容自残的方式保护。聂政的行为是伟大的，其人格是崇高的。同样，聂荣认为自己不能苟且偷安，使聂政抛尸于市井、英雄之名埋没于世。因此，她怀着牺牲自我的精神来到韩市指认聂政，希望聂政英雄之名扬于天下。聂荣为扬弟名慷慨赴死的壮烈行为，既体现了中华民族重感情、讲仁义的传统美德，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使自己、聂政扬名天下，流芳千古。

四、沦为男性权力斗争牺牲品的女性

自古以来往往把女性看做“红颜祸水”，加以贬斥，“女色误国”思想也深入人心，从烽火戏诸侯的褒姒、卧薪尝胆中的西施，一直到《长恨歌》中的杨贵妃等，都承担了亡国或消磨男人意志的罪名，一旦山河破碎国家沦陷之际，身处其中的女性责无旁贷地成为众人指责的对象。在男权至上的社会中，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女性，尤其是接近权力中心的女性，注定要成为至高无上权威争战舞台上的殉葬品。

戚夫人这一角色在《史记》中笔墨并不多，但却是男性权力风云变幻的牺牲品中典型的一例。她先是被刘邦宠幸，春风得意，炙手可热，其子如意也欲被立为太子。谁知风云突变，高祖驾崩，吕后专权，戚夫人这个吕后的眼中钉、肉中刺惨遭酷刑。孝惠元年十二月，“帝晨出射。赵王少，不能早起。太后闻其独居，使人持鸩饮之。黎明，孝惠还，赵王已死。于是乃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夏，诏赐骊侯父追谥为令武侯。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喑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史记·吕太后本纪》)曾经风光一时，只因得到权力的执掌者的宠幸，有所依傍;结局凄惨，也因可依傍的权力中心不再。所处的时代决定了她无法把握自己更无法把握命运，一旦政治风云变幻，她们的命运也必然风雨飘摇，成为权力角逐的牺牲品。

鲁文公夫人哀姜也是无辜的政治牺牲品。齐桓公死，众公子争君位，齐国大乱，国势急衰。鲁文公的夫人哀姜，齐国人，生有两子，但鲁权臣将二子全部杀害，使哀姜大归。齐惠公新立，为得到鲁国支持，竟然事先对此无道行为默许。哀姜成了一个被夫家和父家所抛弃的人。对此，“哀姜归齐，哭而过巿，曰:‘天乎!襄仲为不道，杀适立庶!’巿人皆哭，鲁人谓之‘哀姜’”。哀姜只有流眼泪，对天长呼。司马迁以短句结尾，铿锵有力:“鲁由此公室卑，三桓强。”(《史记·鲁周公世家》)结句愤慨刺讥，对哀姜的同情更是跃然纸上。

还有一些女性，她们以美艳赢得了上层统治者的赏识，那些男主子们奇招迭出讨其欢心，神魂颠倒，荒废国政。如殷纣王宠爱妲己，对之言听计从，以致“自绝于天”(《史记·殷本纪》);周幽王宠爱褒姒，不惜点燃烽火逗引美人一笑;还有晋献公宠幸骊姬，搞得父子同室操戈，晋国大乱。她们与淫乱、祸水相联系，许多人很容易将亡国的责任推到她们身上，认为女性是一切罪恶的渊薮。在真实的历史面前，我们不可否认此类女性自身有着思想狭隘、目光短浅、自私、嫉恨等等的缺点，国破家亡的结局不能说和她们没有丝毫的关系。但在权力以及权力的拥有者面前，她们仅仅只是作为女性的形象而存在。对于男人们来说，宠妾也好，奴婢也好，后妃也好，只存在着占有方式上的不同，并无本质上尊卑高下之判。一旦需要，男人们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出，妲己、褒姒等等理所当然成为替罪羊，成为祸国殃政、千夫所指的坏女人，成为至高无上的权位争战舞台上可怜的殉葬品。女人什么都可以是，唯独不是她自己，这是那个社会本质决定的。

白寿彝先生在《?史记?新论》中说:“在写妇女历史方面，司马迁的贡献是不能抹杀的。”此评价颇为精当。《史记》共描写了成百个妇女，上至皇太后下至贫民女性，无不包含，除《吕太后本纪》和《外戚世家》外，虽大多只是散见于其他本纪世家或列传，多为片段的记录甚至只有三言两语，但都写得颇为生动形象。对于女性，司马迁首先将其作为历史中的人看待，无论是何性别，司马迁所要讨论的是作为人的历史共性。《外戚世家》中司马迁曾说:“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娀，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这一段话就表现了司马迁肯定女性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力，这种影响无论是消极的或是积极的，女性是出于主动或是被动，它都是历史的存在，司马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尊重了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