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生年新证及回乡葬父探寻

司马迁生年及其回乡葬父新证

韩城司马迁研究会　张韩荣

一、司马迁生年

关于司马迁生年问题，史学界经过近百年的研讨，已定格于两种说法。一是王国维为代表的“景帝中元五年”说，一是以李长之为代表的“武帝建元六年”说，即公元前145年与公元前135年。两种说法相差整十年，容易相互颠倒，至今也未能确定下来。

双方立论的最初根据都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的注释:“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句《索隐》注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石。”上推为前135年;“五年而当太初元年”，《正义》注:“案迁年四十二”，上推司马迁生于前145年。二者仅相差十年，若四十二岁为三十二岁就与“年二十八”吻合，即司马迁为太史令的第五年是太初元年，当三十二岁，改历与始作《史记》，这是司马迁一生重要的年份，张守节注司马迁当年年龄的本意就是为了突出这一年的重要，并不是要纠正司马贞《索隐》的证据。显然，这两种根据与司马迁生年的两种说法必然有一种是错误的，二者必居其一。仅按优选法，也以官方授司马迁任太史令的登记簿为宜。

要澄清生年问题，必须回到王国维的推论。王国维的推论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认定《博物志》那条记载是第一手原始资料，为司马迁当上太史令时的官方登记簿，完全可靠;另一方面，他又断定登记簿中“二十八”应为“三十八”，这样便与“四十二岁”的注文相符。其实，他在调和两条不同的注文，轻率地把原始档案材料的“二”换成“三”(实为“廿”换成“卅”)，便使司马迁早生了十年，这就是王国维的数字讹误说。为缝合他的考证，他不顾汉朝为郎皆宜在二十岁上下的事实，而推迟司马迁入仕于三十岁，官宦世家的司马迁怎么会参加工作如此之迟，而且“二十岁壮游”迟迟不归，仿佛朝廷空着岗位等司马迁慢慢归来。这是谬论。王国维对现代研究司马迁生卒年问题有首创之功，但他对司马迁生年问题也有首乱之过，与事实不符。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前145年说”给司马迁虚增十岁，其潜在原因是不相信年少十岁的司马迁能写出《史记》来，或希望太史公多活十年的恻隐之心。因此，他的推论是虚妄的、生硬的、主观的，长期误导着史公生年问题的研究。

那么，关于司马迁生年再无铁证可寻吗?司马迁对自己的生年是怎样叙述的，到底有没有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到《太史公自序》中寻找答案。

《太史公自序》:“喜生谈，谈为太史公。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中间省略部分为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是对先秦六家学派的高度总结，是一篇哲学论文，极为精辟。司马迁记载父亲在入仕前的学习情况，入仕于建元年间，而逝于元封元年，工作约三十年，享年约五十余岁。司马谈从入仕到“掌天官”成为太史令肯定时间上有一个过程，而司马迁在叙述父亲“仕于建元”、“既掌天官”两个时间概念以后，才写到“有子曰迁”，况且中间还隔着父亲《论六家要旨》的长篇论文，这些话是否告诉人们他出生于父亲参加工作以后，更确切地说他出生于父亲“掌天官”以后?在史学界意识到这一点的学者少之又少，笔者仅见李长之涉及一笔，大家都忙着翻找证据，在枝节问题上推论不休，却把司马迁自述的本证丢在了一边。不难看到司马迁是严格按照时间的顺序来记述他的家世和个人经历的，远没有现代文学的“倒叙”、“插叙”等手法，明确了这一点，再来看司马迁下面的叙述:“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返，见父于河洛之间。……卒三年而迁为太史令，……五年而当太初元年……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引文足以证明，司马迁在整篇《自序》中严格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生活经历，没有一句记叙打乱时间的次序，这就可以证实司马迁出生于父亲“掌天官”以后，至少绝不在父亲建元入仕以前。建元元年为公元前140年，是汉武帝登继大位的第一年，司马迁绝不会生于前140年以前。

其实，争论近百年的司马迁生年问题并不难解决，首先深入领会全文，再结合注释，就可以释疑。

《太史公自序》从追叙远祖开始，终于《史记》完成，始终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毫不混杂的记载。这是全篇的叙述逻辑，不打乱历史顺序，没有插叙、倒叙或意识流等打乱时序的表现手法。深入掌握这一点，相信《太史公自序》记叙的真实性和逻辑性，就不会被误导上歧途。

司马迁在记叙自己出生前，两次涉及前置的时间，一是“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年间”，一是“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这两次前提的时间条件(况且其间隔着《论六家要旨》一文)，结合注释，说明司马迁生于父亲入仕以后，绝不会生于父亲入仕以前。确切地说，司马迁生于父亲入仕，当太史丞，再当太史令以后，甚至就在父亲成为太史令当年他出生了，对当上太史令又喜得儿子的父亲司马谈实可谓双喜临门。

具体地说，今本《史记》在关键处存在着标点问题。“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有子曰迁”句的主语是太史公，不当为句号断开，而应当用逗号，这样司马迁生年的确切时间就会突显出来，即“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说明司马迁生于父亲掌天官以后。为证实史公出生问题，这句话可以暂时变成:“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如此，就可以更加分明地看清史公的生年，而不再疑惑。造成“有子曰迁”标点问题，本来就因生年不明、暂为断句，致使“有子曰迁”一句浮游无主，便可上下移动，年份难辨。这个错误标点急需纠正，以证是非。显然“有”字的主语是“太史公”，“有”句归属主语。(www.xing528.com)

结合三家注，注文“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年廿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无疑是司马迁任太史令之年，官方注册的簿文，不难上推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35年，与《自序》的文意即司马迁的自传完全相符，而所谓“四十二岁”说上推司马迁生年为公元前145年，实是“三十二岁”的误传误抄。坚持“前145年”者，即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一派，在史公生年问题上，实为误导人们的谬论制造者。两种史公生年的说法，正巧相差十年，也易于造成来回颠倒的现象，甚至廿、卅、卌互相倒置。王国维的荒谬在于他在肯定官方资料为珍贵的原始档案的前提下，凭空臆断文中“廿八”为“卅八”，以符合“迁年42岁”的注文，而其实是后人把“卅二”传抄为“卌二”的误文。他一方面调和了两条注释，另一方面给司马迁虚增十岁，既对史公具有恻隐之心的同情，又是对年少十岁的史公是否能写出巨著的疑问。当然，他并没有完全肯定自己推言的结论，对史公生于公元前145年的看法是勉强的、怀疑的、有待确证的。

至此，结论出来了。司马迁绝不会生于父亲入仕或建元元年以前，也就是说“前145年说”是脱离《自序》本证的呓语，是荒谬的;司马迁自传与注文的官方档案证明他生于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距今2145年，同时证明司马谈入仕当在建元元年，经任太史丞，而后不晚于建元六年成为太史令，并铸就《论六家要旨》这份十分精彩的哲文。

二、司马迁回乡葬父

史学界认为，元封元年(前110)泰山封禅大典，司马谈因病未能参与并于当年逝世，而司马迁参加了此次封禅大典。这样就有很多问题出来了，司马谈逝世的原因是什么，他逝世于哪一月，又逝世于何地，洛阳、长安、夏阳三地中的哪个地方?谁为他安葬?如果是司马迁，他还能参加封禅活动和一万八千里的大巡疆吗?

《太史公自序》中说:“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返，见父于河洛之间。”司马迁说，为泰山封禅大典做了大量准备工作的父亲，已走到中途被迫停留下来，由于朝廷不再允许他东行参加封禅活动，一下把他气得病倒了，怨愤满腔并病情加重，导致逝世。正在这时，封禅的队伍已经东行，儿子来到了病危的父亲身边，他本是要面见皇上“还报命”的，把出使西南的情况向上汇报。但是，看到病危的父亲，他还能毅然东行而不顾吗?这绝不可能。司马父子的相见本就是天意，父亲病急病重而唯一的儿子出使在几千里外，恰巧他从远方归来，为中国历史上演了伟大而又感人的一幕。即将离世的父亲见到儿子，激动不已，感谢上苍使他在临终前见到儿子，能够写出巨著《太史公书》的接班人，在父子相互哭泣中，留下一份不朽的遗命。

显然，司马谈由于不许参与封禅大典而气死了(这类惨剧在正史中屡见不鲜)，司马迁接受遗命并扶送病逝洛阳的父亲回归故乡，葬父于夏阳高门原。这是发生于元封元年三月到四月的事情。

问题是司马迁未能参加泰山封禅大典及其他活动的证据在哪里?为什么史学界会普遍认为他参加了此次封禅活动?这两个相关的问题最直接的证据在《史记》相连两篇的“赞”中，一为《封禅书》引出误读，一为《河渠书》解破了疑难。“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就这句话使人误解司马迁赶上了汉武帝第一次泰山封禅，其实这是指除过这次封禅的其他封禅活动，如此前的祠后土、西至崆峒，而此后的活动就更不用说了，他并没有直接说自己参与了这次千年一遇的大典。直接证据在《河渠书·赞》中:“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书》。”

司马迁是说，二十岁壮游时，他南观、东窥了长江、黄河及支流，而西瞻蜀地是元封元年先一年出使西南时见过岷江，“塞宣房”堵黄河决堤是元封二年的事。其间所夹的“北自龙门至于朔方”又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为什么偏是“龙门”而不是从洛阳或潼关什么地方说起?原因很简单，元封元年他归葬父亲，然后“还报命”到北疆去，从故乡龙门出发，一路上看到山岭、沟壑、大漠中时隐时现的黄河。

解剖成功的方法依然是，司马迁是按照他实际行动的时间顺序进行叙述的，并非跳跃式、不分前后次序地加以记载。元封元年先一年、当年、元封二年，前后为公元前111、110、109三年，按照实际的时间顺序排列，出使西南、返报命父子相见、塞宣房，每年一事。如果他直接参加了泰山大典，就会写到东北至“辽西”、巡北疆而归，然而《史记》全文并未言及他参与过这次封禅及北疆大巡视。因为父亲“发愤且卒”，他根本来不及跟从这次不足三个月而周巡一万八千里的大行动的全过程;他只能仓促送葬父亲、忍受不尽的苦痛独自北上河套地区，向皇帝复命，才得以加入从河套地区返回甘泉的大队伍。这事在当年五月。

总之，司马迁因父亲亡故而未能参与元封元年的泰山封禅大典(亦即司马父子皆未参与此次封禅)，但他安葬父亲以后，赶到内蒙古参加了大巡视的最后活动。证据:(1)《自序》“发愤且卒”那一节。(2)《河渠书》“自龙门至朔方”那篇赞。(3)《蒙恬列传》“赞”文:“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一句，正说明司马迁沿黄河岸边独自北上，见到秦长城，随皇帝队伍顺直道南归甘泉。(4)统观《史记》全文，司马迁从来就不曾说自己参加了此次封禅与巡视的全过程，直到接近尾声才得以加入。他没提过到“碣石”、“辽西”、“历北边”，东北方向，他只到过涿鹿，《五帝本纪》“赞”文“吾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过涿鹿与观海，都不是元封元年的事。史公一生几次到齐鲁大地及观海，臆说为元封元年史公也到过的学者不少，该当纠正。(5)《报任安书》说:“早失二亲”、“无兄弟之亲”，证明司马迁是父亲唯一的儿子，唯有他能够子承父业，而作为父亲唯一的儿子，儿子能不看护病危到逝世的父亲吗?司马迁一生对父亲有两次尽孝，一孝为扶父亲亡灵归葬故里，另一孝为秉承父亲遗志，完成《太史公书》。他是一个大孝子，世人皆知《史记》写得精彩绝伦，许多学者称他为可与孔子比肩的史圣。

附带说一下，在考证司马迁是否参加泰山封禅大典，涉及几件有趣的事。汉武帝祭嵩山产生了成语“山呼万岁”的奇闻;泰山正式封禅前，在泰山顶立石，当是至今倒下斜立在泰山顶的望日石，在那块巨石上站过的古今游客以亿计，却不知它从何而来;封禅后到蓬莱，霍去病的儿子暴死。最有意义的事，则是司马父子相见产生了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那段伟大的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