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学派倾向及争议

论司马迁的学派倾向

西北大学历史学院　薛雅芬

关于司马迁的学派倾向问题，学术界一向颇多争议。李长之先生认为司马迁是以道家学派为其思想的根本立足点的，这在他的著作《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提出。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认为司马迁的思想是以儒学为主导的集各家大成的思想。还有学者认为司马迁是儒、道思想的结合的信奉者。而我认为，司马迁既非儒学的信仰者，也不是道家的拥护者，说他是集大成者并没有体现出司马迁的思想价值。司马迁的思想是独立的，有自己鲜明政治思想主张的，自成体系的新学派思想。

一、司马迁与道家思想

有不少学者认为司马迁信奉道家思想，这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根据:

1.尊崇黄老的家学传统。有学者认为，司马迁时代，家学传统初见规模，“在这样的文化学术环境中，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第一次从经学结构的家法传统中独立出来，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系统中的家学传统。它的特征在于父子相像、气质相似、著作完整，自成一家。”^[1]司马谈是信奉黄老之学的。在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2]中，黄老思想的声誉达到了高峰。他说阴阳家“大祥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所畏”;儒家“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墨家“俭而难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法家“严而少恩”;名家“使人俭而失真”。唯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司马谈认为道家博大精深，包容了各家思想的优点。从中可以看出，司马谈对黄老之学的崇仰。而司马迁，受家学的影响，即受司马谈的影响非常大。

2.《史记》中对汉初无为政治的肯定以及对武帝多欲的批评。黄老思想的核心是刑德，而“德”有物质恩惠，含有功利主义，对于统治者来说，就是要让人民生活富裕，为官者少私欲，以达到民富国强的目的。《周本纪》中，司马迁就写道:“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3]在《史记·平准书》中，司马迁对汉初七十多年的政治给予了高度的赞誉:“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4]司马迁敬仰汉初的与民休息的富民政策，因为由于连年的战争所造成的人口锐减、百业萧条局面，由于与民休息的政策得到了改观。司马迁从历史的发展过程，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睿智对这一治国方略予以充分的肯定，于是有人就认为这是司马迁对黄老思想的肯定。对汉武帝多欲的批评与讽刺，也在《史记》中屡见不鲜。“今天子多欲，中国多事。”在司马迁看来，武帝之所大欲，表现在各个方面。帝国疆域上:“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5]，于是卫青、霍去病跃马瀚海大漠，张骞凿空西征，唐蒙、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李广利劳师伐远……司马迁将这些如实写入《李将军列传》、《韩长儒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诸列传中。司马迁在《封禅书》、《酷吏列传》、《游侠列传》等篇中，有汉武帝欲求长生不死及皇位稳固而巡狩封禅，以致迂怪之士以鬼神之事蛊惑人心，酷吏横行，舞文弄法。另外，汉武帝大兴事功需要雄厚财力支撑，而大肆挥霍府库积蓄后，又有兴利之臣乘时而起，平准告缗、盐铁官营等法相继出笼，桑弘羊、孔仅由商贾大冶摇身一变为敛财能臣，酷吏也成为朝廷搜刮的有力工具。司马迁对这些表示了鄙夷与嘲讽，而《平准书》中已用大量事实表明汉武帝肆意兴作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汲郑列传》里，司马迁借汲黯之口批评汉武帝“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6]

然而，仅由上述两点得出司马迁信奉道家学说是片面的，这只能说明他对道家思想的一些认同。事实上，司马迁并不像他的父亲司马谈那样笃信道家，他对道家思想也有怀疑。在《货殖列传》中，司马迁就认为:“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7]这段话，虽不一定说是对老子的批判，但也能证明司马迁对老子思想是否适应时代发展所存的一些怀疑。

二、司马迁与儒学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赞》中写道:“《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不易，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8]可以看出，在司马迁心目中孔子是一个不朽的圣人，而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司马迁也尊崇有加，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孔子及《春秋》以及儒家六经的推崇。在整部《史记》中，记载到孔子的地方非常之多，如:

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

——《史记·殷本纪》

孔子言“吴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

——《史记·吴太伯世家·赞》

孔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史记·伯夷列传》

孔子称曰:“居是国必闻其政。田叔之谓乎!”

——《史记·田叔列传·赞》

而且，对孔子整理过的六经，司马迁也认为是可信的，并多次引用，仅《诗经》，就被司马迁多次征引。陈桐生先生的研究认为司马迁在写殷周至春秋时期的历史时多取材于《诗》。《诗》不仅给《史记》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且还给司马迁评价历史提供了经典依据。司马迁取材以《诗》，首先因为他坚信经过孔子删述过的《诗经》具有权威性和最大的真实可靠性。《史记》共引《诗经》包括重复引用次数，累计三十四首(次)。周本纪二首，孝文一首，孝武一首，三代世表二首，建元世表一首，乐书三首，封禅书一首，晋世家一首，田敬仲完世家一首，孔子世家四首，仲尼弟子世家三首，商君列传二首，春申君列传三首，匈奴列传三首，卫将军骠骑列传二首，淮南衡山列传一首，滑稽列传三首。他还继承了孔子“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优良传统，在政治上强调国君的行为和政治的清明，把治国的方针“德”和办法“政”放在最重要的地位，这是对孔子这一思想的肯定。另外，司马迁还继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认识到民众才是国家政治的根本。在《殷本纪》中，他以具体史实揭示了殷纣王倒行逆施，遭到民众的痛恨，为其垮台准备了条件;在《周本纪》中则生动地证明周的兴起是由于得到民众的拥护;同样在《秦始皇本纪》、项羽高祖本纪中也以民心的向背来解释国家、事业的成败兴之。但如果仅以这些就来推断出司马迁信奉儒家学说，那么他对于儒家思想中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以及鄙视劳动、轻贱农业生产及轻利思想给予否定又该作何解释呢?

三、司马迁与新思想

综观前两部分的讨论，司马迁的思想究竟应归属于哪家?儒家和道家似乎都不尽然，有学者提出司马迁思想是儒道两家的融合，而这样说也是片面的。因为在司马迁的思想中，我们还能看到墨家、法家等家的影子。如反映墨家鲜明的平民意识的，有司马迁为杰出小人物树碑立传，以及墨家统一的“义利观”，也被司马迁所采纳。《墨子》以“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9]为最重要的标准，可知“墨子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实在于利”^[10]，这与司马迁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11]不能不说有关联。对于法家，虽然司马迁指责他们为统治者谋利而忽视小民百姓，但仍肯定了他们政治革新的进步作用。梁启超在谈及司马迁思想之博大精深时说:“其于孔子之学，独得力于《春秋》，西南学派(老庄)，北东学派(管仲学派)，北西学派(申、韩商)之精华，皆能咀嚼而融化之。又世在史官，承胚胎时代种种旧思想，磅礴郁积，以入于一百三十篇之中，虽谓史公为上古思想之集大成可也”。^[12]而我认为司马迁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集大成，事实上他有极大的雄心，那就是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借史事阐发自己的思想，从而提出新的思想主张，从而被统治者所接纳。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有以下原因:

1.强烈的立功思想。司马迁具有强烈的立功思想，这在他《史记》记载人物的选材上就有明显的体现——《史记》的选材重视建功立业和实现自身价值的程度。司马迁写史书，学习前人又未囿于前人，面对纷繁的历史资料和汉代五光十色的现实生活，司马迁无论是选材还是叙事，都遵循一个原则:有价值则取，无价值则舍;价值大的详写，价值不大的则略写。作为帝王，史书不能不提及，但有的又无多少值得可写(如属远古内容，也有史料不足而无法写的可能)，对这些人物，司马迁一笔带过，如:“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13]即使是汉代的有些地位曾十分显赫的王侯将相，如无特别值得一写的，司马迁也是或者根本不写，或者作为附传。有学者就做过这样的统计:“从汉初到天汉年间，汉相凡23人，《史记》仅为9人正式立传，像审食其、陶青、刘舍、许昌、薛泽、庄青翟、赵周等人都没有传记，像王陵、申屠嘉、卫瓘、李蔡、公孙贺等人都是附在别人传记之后顺便提及，有的仅寥寥数字。从汉初到天汉年间御史大夫29人，《史记》仅为10人作传。高祖功臣侯者143人，惠景间侯者93人，建元以来侯者73人，建元以来王子侯者162人，总共是471人，《史记》为之作传者大约是1/15。”^[14]可谓惜墨如金。但司马迁认为值得一写的，则不惜笔墨。写吴王世系有《吴太伯世家》，写张良计谋处世有《留侯世家》，写李广才能遭际有《李将军列传》，即使生活于社会底层的侠客义士、伶人倡优，司马迁也分别为他们写有《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和《滑稽列传》。侯王将相们名垂史册，这在封建士大夫看来当属正常，而对刺客游侠倡优之流入史传，一些封建文人则有些忍无可忍了。班固指责这种做法是“退处士而进奸雄”，高嵣也称“刺客非圣贤之道”，^[15]刘勰认为《滑稽列传》“……辞虽倾回，意归正义也，但本体不雅，其流易弊”^[16]。其实，司马迁将这类社会底层人物写入《史记》正是其性格上浓厚的立功思想的反映。他认为，人的价值不是看其地位的显赫与否，不是看财富的众多与否，而是看这个人本身有没有什么成就，有没有引人瞩目的事迹。他不以宗法等级作为人物的评判标准，而是根据人们的智慧、能力、品格、事功、精神去予以评价。司马迁对人生价值的认识赫然写在《报任安书》中:“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17]。

司马迁一生处于汉武帝“有为”之世。整个社会的风气是尚武轻文。立功疆场，或奉使方外，以博封侯之赏，成为一代青年的共同追求。司马迁作为一位十岁就能诵读古文，二十岁便出游大半祖国的有志青年，自然也想有一番作为。事实上，他仕为郎中不数年，即以才能卓异被武帝起擢“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司马迁建功立业的前途正未可限量。然而，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谈卒，临终前，他唯恐自己继《春秋》的愿望破灭，因而以祈求的语气与爱子商量:“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继而语气转为激烈:“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称“必为”，则是斩钉截铁的命令，命令爱子放弃立功，转向立言，继任太史，以完成自己未完成的论著。元狩五年(前118)，司马迁年二十八，出仕为郎中，秩三百石，是一个低级侍卫。元鼎六年(前111)，司马迁年三十五，奉使西征为郎中将，秩千石，郎中和郎中将，属郎中令，是亲近汉武帝的内廷侍从官。太史令秩六百石，属太常，品级低于郎中将，而且是由内廷转到外廷，用司马迁自己的话说，是“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的普通长吏。在这种情况下，对父亲临终的遗命，司马迁没有抗拒，而是义不容辞地担当了起来，“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司马迁放弃自己大好仕途，毅然地担当起父亲继绝学的遗命。年轻气盛、才识过人、雄心壮志的司马迁，一旦决定了要继承父亲遗志，就会以非常的努力和热情来完成这件事的。他不愿只做一名“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的普通长吏，而是借修史立言，表达自己的看法，从而希望被统治者采纳。在此时，司马迁的立功思想并没因职位的改变而削弱，反而更加增强了。只是他此时对立功的看法已不局限于单纯的武功，也开始包括立德和立言。他在著名的《与挚伯陵书》中就说道:“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这就是人生价值得以实现的三种形态，三者之间既相对独立又彼此融通，既因人而异又各有侧重。如陈涉功在“首难”，张良功在“运筹帷幄”，游侠功在“救人于厄”，货殖功在“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有些人以立言见长，如孔子、老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以哲学思想传也。司马迁放弃立功，转而修史，并不是要单纯地记录史实，而是要立言。所谓“立”，就是要有创新，要有自己的思想主张与政治观点。正是这强烈的立言意识，促使司马迁提出了自己的新学说。

2.强烈的叛逆精神、批判精神。司马迁所体现出的叛逆精神和批判精神，贯穿于他的言辞、行为及《史记》创作中。在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专政下，他敢于提出“成一家之言”，敢于还原被春秋公羊派神化的教主孔子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孔子，敢于声称要当“孔子第二”，敢于是非颇谬于圣人，敢于把继《春秋》改为括《春秋》。这都体现了他超乎常人的强烈的叛逆精神和批判精神。

在司马迁所处的时期，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文化专政下，孔子被宗教化了、神秘化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春秋公羊派全力推崇孔子儒学，把孔子神化为儒教的教主。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中说:“到了汉朝，真是闹得不成样子了。我们只要把纬书翻开一看，真是笑歪了嘴;他们说，孔子母征在游于大泽之陂，睡，梦黑帝使请己。往，梦交。语曰:汝乳必于空桑之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他们说他的头像屋宇之反，中低而四方高。身长九尺六寸，人皆称他为长人。他的胸前有‘制作定，世符运’六字之文。人坐如蹲龙，立如牵羊，海口牛唇，虎掌，龟脊，辅喉，骈齿，面如蒙倛。他们说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二神女擎赤雾于空中以沐征在。先是有五老列于庭，则五星之精。有麟吐玉书于阙里人家云:‘水精之子，继商周而素王出，故苍龙绕室，五星降庭。’征在知其为异，乃以绣绂系麟角而去。至鲁哀公十四年，鲁人跙商田于大泽，得麟以示夫子，夫人知命之终，乃抱麟解绂而去，涕泗焉。他们说孔子作《春秋》，制《孝经》，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罄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书》北向。孔子斋戒，簪缥笔，衣绛单衣，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曰:‘《孝经》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谨以备。’天乃洪郁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拿这种话和《论语》上的话一比，真要使人心痛，痛的是孔子受了委屈，他们把一个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浸入怪力乱神酱缸里去了。但是，我们要知道，孔子若不受他们的委屈，给他们作弄，孔教的一个名词是不会有的。经他们这样的造作了谣言，于是孔子便真成了黑帝之子，真成了孔教的教主。”^[18]我们从这段话可以看到当年怎样的火一般炽热的对孔子的虔信。然而，司马迁却非要撩起给孔子蒙上的那层神秘面纱，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还原了一个历史的、真实的孔子，并声称要当“孔子第二”。这在虔诚的儒教信徒们中是一个多么大的不恭和挑衅啊。

董仲舒的儒学学术，讲《春秋》一王大法的观念，迎合了武帝大一统的专制思想。所以说，武帝欣赏董仲舒的学术，是有政治目的的，要确立一种权威的思想。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中说:“汉武帝十七岁便做了皇帝，他幼年宫中老师就是一儒生，他对儒学言有儒染，所以易听董仲舒说。董仲舒劝武帝改制，是要改秦代的制度，又规劝武帝复古，是要复秦代以前的古，那就是三代夏商周的古。当时一般人的意见，认为秦不可学，二十几年就亡了，我们该学周，绵延八百多年。因此他们要改革秦代的博士制度来罢黜百家专讲五经……但究竟周公距汉代远了，汉代人要讲五经，其实更侧重的是讲孔子，讲《春秋》。他们说孔子《春秋》是一王大法，《春秋》有大法，乃是又是一个新王来了。古代的王就是夏商周三代，孔子那时，周之王业已经迹尽衰亡。我们又要讲到孟子的话: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孔子《春秋》正是要来一个新王。孔子自己也说:‘我其为东周乎?若孔子出来行道天下，已不能像周公那时的西周了，只得要来一个东周。’因此说《春秋》是一部一王大法。”^[19]然而司马迁仍旧不理会这朝堂上下执意推崇的一王大法，竟然要著一部括《春秋》的大作，而且是非颇谬于圣人，要“成一家之言”。儒学的卫道士班固就评价他“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20]。这种令统治者无法容忍的公开挑衅权威的行为不能说不是一种叛逆。

3.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以及自信心。司马迁强烈的立功思想与他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以及自信心是分不开的。据《后汉书·百官志》载，“太史令”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并无著述的责任。然而，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拾遗补蓺”。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21]甚多，身为太史令，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22]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他自视甚高，豪气满怀，自以为:“‘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经，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23]这种当仁不让的自信心与历史使命感，正是促使司马迁写成《史记》的重要动力。在《报任安书》中，他写到自己写作《史记》的目的:“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记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24]这就是说，《史记》是要通过记载和考察上起黄帝下至武帝三千余年间的历史，来研究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总结历代成功、兴盛的经验和衰败、灭亡的教训，探讨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且还要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以及改良现实政治的某些主张。

“司马迁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目标，这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自孔子以后，天下大乱，战争频仍，秦始皇虽然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大业，但很快就被农民起义军推翻了。西汉统一之初，最主要的任务又是采取各项措施巩固统治，还来不及全面系统地总结历史的经验。到了武帝时期，汉王朝进入了鼎盛时期，同时又是由盛转衰的时期，这时的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事业兴盛，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外战争、民生凋敝，经济崩溃、思想禁锢，又都为《史记》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25]。司马迁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全面系统地总结历史经验，以自己过人的才识与自信，评判史事，借史事阐发对现实政治的建议，提出自己的施政主张，来为现时的统治作借鉴的责任。司马迁认为孔子作《春秋》并不是作史，而是借点评历史来阐发自己的主张，孔子那爱憎分明的政治倾向在《春秋》中通过一种简洁、晦涩、矛盾的方式曲折而又含蓄地暗示出来，逐渐形成一种尖锐有力的文化道德规范，从而在整个社会上产生一种政治上和心理上的恐惧感和威慑感。借批评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事实，确立是非标准，而并非是为建立一门史学。这是与司马迁在心理上产生强烈共鸣的地方。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与壶遂有段对话:

壶遂曰:“孔子之时，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职，万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论，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尧舜之盛，尚书载之，礼乐作焉。汤武之隆，诗人歌之。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汉兴已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见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宣尽其意。且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史记·太史公自序》(www.xing528.com)

从中可以看到，司马迁认识到了孔子作《春秋》的意义，而迫于政治压力，他不能明言当朝之失。然而，史记中多有贬损当世的情况，司马迁已经认识到了汉武之世盛世荣光下所隐藏的衰败端倪，以他所拥有的强烈的立功意识及叛逆性格，他断然不肯替所谓明主贤臣撰述功绩谱，他要借修史来阐发自己的主张，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挑起历史所赋予的重任。

司马迁性格上所具有的强烈的立功思想、叛逆精神以及历史使命感使得他向往创立自己的学说，不屑充当某家思想的卫道士，敢于并勇于创立新说，并以此为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

总之，司马迁对儒道等家深入的认识，使他认识到这些学说已经不能适应现时的需要和时代的发展，而他所具有的强烈的立功意识使他不可能只满足于做一名普通的史实记录者。他要立言，要创立新时代的新说。这在文化专制之下的汉武帝时代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但是司马迁性格上强烈的叛逆精神和批判精神，促使他能冒险著新说。之所以能够成功，与他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是分不开的，孔子第二的信念始终支撑着他，让他历经艰辛屈辱而没有放弃，奏出了自成体系的新时代的新学说。

【注释】

[1]雷戈:《论司马迁的家学传统》，《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1卷第6期。

[2]《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2485页。

[3]《史记》卷4《周本纪》，第97页。

[4]《史记》卷30《平准书》，第1205页。

[5]《史记》卷103《万石张叔列传》，第2132页。

[6]《史记》卷120《汲郑列传》，第2362页。

[7]《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2461页。

[8]《史记》卷47《孔子世家》，第1566页。

[9]《诸子集成》第四册《墨子间估》卷9《非命上》第三十五，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64页。

[10]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9页。

[11]《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2463页。

[12]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53页。

[13]《史记》卷2《夏本纪》，第63页。

[14]陈桐生:《史记名篇论述稿》，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2页。

[15]杨燕起等:《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6页。

[16]杨燕起等:《历代名家评史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26页。

[17]《汉书》卷62《司马迁传》，第2066页。

[18]顾颉刚:《春秋时代的孔子与汉代的孔子》，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页。

[19]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6－28页。

[20]《汉书》卷62《司马迁传》，第2066页。

[21]《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2490、2493、2491页。

[22]《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2490、2493、2491页。

[23]《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第2490、2493、2491页。

[24]《汉书》卷62《司马迁传》，第2068页。

[25]韩兆琦:《史记讲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