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司马迁治学之道所见教育理念
司马迁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被近人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不仅是古代士人治学、治史的楷模，其治学之道也给今人教育有所启示。
1.重视游历的实践教学方式
大约二十岁，司马迁开始外出游历——“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1]回到长安以后，做了皇帝的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山，又奉使巴蜀，他到的最南边即是现今的昆明。
在他游历的过程中考察风俗、访问古迹、收集传说，为他撰写《史记》奠定了基础，也搜集到了很多第一手的、确切的资料，这也是《史记》不同于其他史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史记》中形象生动的描写也跟司马迁本人游学经历有关，丰富的游历体验以及真实的视觉冲击给史书的撰写带来鲜活的材料。司马迁的这种游历经历和我们今天学校教育中通过实习、观摩等方式来提高学生能力不谋而合。
2.倡导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自主精神
司马迁的生平历史一般人都比较清楚，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司马迁子承父职之后，逢李陵之祸，被汉武帝处以宫刑。《报任安书》中写道，“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之，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人生之境遇前后相较天壤之别，司马迁痛不欲生。但司马迁之所以没有羞愧自杀，《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种在困境面前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治学精神不仅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而且值得我们后人借鉴。孟子早有论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2]因而司马迁的事迹及其《史记》的一些篇章作为中国传统美德的体现被列入一些中学生教材中。这种锲而不舍、百折不挠的精神流芳百世。
3.不受主流教育思想的禁锢，教育理念多元化
司马迁幼年时代，西汉政府即已着手实行思想学术的统制。从董仲舒建策到田蚡为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独尊“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呼声渐高。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终于在全国大力推行。儒家学派所宣扬的“六艺之科”，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等被尊崇为“经”，经学成为当时教育的主要内容。建立起了“儒学独尊”的文教政策与相应的教育体制。
司马迁对于西汉教育制度所造成的弊端，在《太史公自序》中借其父司马谈之口，给予了批评:“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此外，在司马迁的笔下，汉儒大多对经书并不十分精通，只会铺排各种繁文缛节，为皇家张罗庆典，这一点在《史记·封禅书》以及《史记·武帝本纪》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些都充分反映出在“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下，司马迁并不是禁锢于主流思想。
司马迁对儒家有着深厚的感情，他既有尊儒的一面，又有不完全拘于儒的倾向，而是主张“兼容并包，兼采百家之长”。提倡统治者采用各有所长的多元化的人才，这则是其教育理念多元化的体现。
如在《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司马迁记述刘敬建策，敢直言秉正;叔孙通阿世取容，两人品格迥然不同。按照儒经来讲，两人中刘敬乃真君子也。但在司马迁的笔下他们都具有高人一等的睿智，能洞察时势变化，在巩固西汉政权建设中，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刘敬虽是拉车之徒，但献都关中之策，结匈奴和亲，又献豪强于京师之计，有着“建万世之安”之功。叔孙通制定礼仪，护持太子，在巩固汉政权中作出了贡献。在记述二人功绩后，司马迁说:“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3]是说，价值千金的皮裘衣，不是一只狐狸的腋皮;楼台亭榭的椽子，不是一棵树上的枝条;夏、商、周三代的当时业绩，也不是一个贤士的才智。“最正直的好似弯曲，事理本来就是曲折向前的”，大概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可见，在当时儒家定一尊的大背景下，司马迁不受主流教育思想的禁锢，不仅仅是以儒家的标准来评价人才的。由此亦可见教育的理念也应该是多元的。单一化、简单化，整齐划一的教育理念是需要调整的。今日亦然。
4.官学与私学兼修，拓宽受教育途径
两汉时期，太学、郡国学、私学三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太学设在京师，具有强烈的号召性;郡国学在地方郡治，贯彻太学的教育理念，并积极推广教育，具有有效的贯通性;私学以其普及性、根基性，为高级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太学的号召性、郡国学的贯通性及私学的普及性，带来了两汉教育和文化事业的繁荣。
官学缺乏蒙学这一类的基础教育机构，因此司马迁像当时大多数的儿童、青年一样就学于私学，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司马迁幼年主要从父学习，其间亦可能就闾里随师受教，从小就接受了私学教育。“年十岁则诵古文”，为进一步研习经学奠定了基础。私学的办学者成分很复杂，既可以是不求功名的儒家经师，也可以是离职或在职的知识官员，因此大体可分为官僚士大夫和民间士人两大类。有相当多仕途不得志的汉代经师大儒或罢官还家的官员就从事私人讲学，进行专经的传授，其教学方法、教学内容完全因教师的个人素质、兴趣爱好、学术风格而异，修私学有利于开阔思路。
随后司马迁至京师长安，向今文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向古文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由于汉代的今古文之争，没有被立为博士的古文经学家们也是以私学来传授古文经学。私学不仅在数量上而且从质量上也可以与官学相媲美。司马迁跟随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当时未被列入官学，可谓今古文同修，兼容并蓄。
司马迁亦参加了官学，且“学而优则仕”，出任太史令。他拜董仲舒为师，学习经学，被举为博士弟子，经过“受业”之后，参加了岁试，因成绩优秀而成为高第，在太常的奏请下，汉武帝将他仕为郎中，后为郎中将。司马谈“卒三岁”后，出任太史令。
这种官学、私学并存，官私兼修的现象很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尤其现在学龄前儿童教育即早教阶段全部清一色属于私人办学，以致良莠不齐，鱼龙混杂，亟待改观。而其他各阶段的民办学校和形形色色的兴趣爱好小班亦有待进一步改善。
二、《史记》所见古代教育智慧
熟悉《史记》的人都非常清楚，其中并没有以教育为主题的篇章。但是在《史记》中记录和保存了许多古代的教育思想资料，记载了大量的教育史料和教育论著，记述了一些教育家特别是儒家教育人物的思想和言论，这些都为研究古代教育提供了依据。此外，司马迁在对历史记载和教育人物记述及评论中，直接或间接地发表了他的教育观点，寄寓了自己的教育思想。这些都是我国古代教育的宝贵财富。可以说，司马迁不仅仅是一名历史学家，还是一个伟大的教育思想家，一个教育史专家。所以，在我国教育史学界搜集的古代教育文献中，大都会选编《史记》有关教育的论述。这些论述中包含大量的古代教育智慧。
1.教育的阶段性特征
(1)胎教
《史记》载:“太妊之性，端一诚庄，惟德能行。及其妊娠，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圣，太妊教之，以一识百。”[4]意思是周文王的母亲怀了周文王以后就特别注意，她眼睛不看不好的东西，耳朵不听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嘴里也不说一些不好听的话，她良好的情绪和良好的孕育环境给胎儿发育造成了非常大的好处。传说中周文王生下来以后就非常出色，对任何一件事情都可以举一反三，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胎教意识。
(2)启蒙教育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说，“汉人就学，首学书法。”“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当然，一般都属于私学。启蒙教育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识字教育即“学书”，也传授一些数学常识;第二阶段是儿童学书之后，学习《论语》、《孝经》，是专经前的准备阶段。
《史记》中就记载了项羽接受启蒙教育时的情况。“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5]“学书”是最基本的识字过程，项羽“书足以记名姓而已”的消极态度，使得他无法进入“小学”的阶段。至于蒙童的入学年龄，据王子今先生考证，两汉最早的则是四岁[6]。但是目前为止，两汉时期从出生至入蒙之间的教育资料相对比较欠缺。
(3)学校教育
《儒林列传》中记载汉儒公孙弘上书所说:“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这就是有关夏、商、周三代的学校教育。当然，史记中对于上古及三代的学校教育，只是在叙史的过程中，做了零星的记载。三代的校、序和庠只是学校教育的雏形，直到孔子创儒学，私学兴起，学校教育才开始政教分离，才使教育成为社会中的独立现象。《儒林列传》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把春秋衰、汉武兴这一历史时期的学校教育发展和演变脉络，勾画得异常清晰，具体生动。(www.xing528.com)
《史记》所载反映出古代学校很早就有“扑刑”。《五帝本纪》，帝尧时，舜曾经“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所谓“扑”就是打学生的戒尺。意思是学校管理用扑刑。说明当时已经用“扑刑”来教育后代，对教育实施独特的刑罚。以适当的体罚来教育学生应该是可行的。
(4)成人教育
司马迁重视教育，主要从教化的角度来考虑，主张以君子为目标，以德来修身养性。《太史公自序》云:“夫不通礼仪之旨，至于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则犯，臣不臣则诛，父不父则无道，子不子则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过也。以天下之大过予之，则受而弗敢辞。故《春秋》者，礼仪之大家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这种思想乃是修身养性的部分，在司马迁及《史记》所反映出来的则是学校教育之后，甚至在教育的整个环节中都一直存在的以教化为核心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则体现为成人教育以及终身教育思想。
从胎教到蒙童、学校教育，再到成人教育，体现出我们古人分阶段教育的思想，针对孩子不同年龄的阶段性特征，给予不同的教育。终身教育的思想也体现得淋漓尽致。
2.慈母败子
《史记·李斯列传》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意思是，慈爱的母亲有败家的孩子，严格的家庭里没有刁滑而凶悍的奴仆。这是李斯在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后，为迎合秦二世的残暴和贪欲献计献策的一份奏章。他借用“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这句话，劝秦二世厉行苛政。他认为，贤明的君主所以贤明，就在于能够严格追究和查处轻微的罪过，这样臣民就不敢犯法了。这是李斯的本意，但我们足以从中提炼出古代的教育智慧。
“慈母”最早出现于《仪礼》，“慈母如母”[7]。“传曰:慈母者，何也?传曰:妾之无子者，妾子无母者，父命妾曰:女以为子，命子曰，女以为母。”由此可见，《仪礼》中的“慈母”乃是指养母而非亲生母亲，和我们今天对“慈母”的解释是有区别的。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仪礼》所严格定义的“慈母”，其词义的内涵也在慢慢演变。在唐代，“慈母”就已经不再是一个专称。李白的诗中就有“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及慈母惊”的句子，显然，这里的“慈母”就不是《仪礼》中的“慈母”。韩非子也谈到了慈母败子，原文是“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8]。我想韩非及李斯此处的“慈母”并不是《仪礼》所指的养母，而是忽略了其养母的古义，意指过分溺爱孩子的母亲。是说在家庭教育中不能对孩子过分溺爱，父母之爱需理智而有分寸，严胜于宽。今天的家庭教育方式五花八门，但大多以引进国外先进教育理念为标榜，一味地讲究表扬教育，和过分溺爱孩子异曲同工，反而忽视了我国古代许多优秀的教育理念。表扬教育确实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孩子培养自信，爱孩子确实能够给予孩子安全感、信赖感，但切不可忘记“慈母败子”的道理。
当然，司马迁及其《史记》也有一些欠缺的地方，比如对胎教重视不够。其中虽然记载了周文王之母对文王进行胎教的故事，但这个故事更多的是为了说明文王贤良乃是生而有之，主要目的在于说明文王的聪颖，塑造其圣君形象，记载古贤君典故而已。而在中国教育史上被普遍认可的贾谊的胎教理论在《贾生列传》中却是只字未提。司马迁作为汉武时期最高史官，涉猎广泛，不可能看不到贾谊的《新书》，但却对其中涉及的胎教理论未有提及。可见，司马迁对于胎儿教育并不是那么重视。另外，0岁至入蒙之前的教育资料比较欠缺，当然这也是受当时教育水平所限。
三、司马迁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中的地位
《韩非子·显学》在一些中国古代教育史的编撰过程中将司马迁录入其内，甚至也有的版本专门选录有司马迁的作品。比如孟宪承、陈学恂、张瑞璠、周子美编的《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9]中就选录有司马迁的作品，孟宪承主编的《中国古代教育文选》[10]就选录了《论六家要旨》和《儒林外传》。
但有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把司马迁及其《史记》的部分篇章选入教育史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1958年，陆定一在其《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1]一文中提出“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的观点。1958年8月毛泽东审阅和批改这篇文章时作出了批注，其中就谈到“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司马迁的颂扬反抗……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受此时代特征影响的并不仅止于司马迁，还有屈原、范缜乃至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等。比如毛礼锐、邵鹤亭、瞿菊农的《中国古代教育史》[12]中，有《范缜的教育思想》专目、《古代劳动人民的教育活动》专章。在一些学者看来这不仅泛化了教育史研究范围，模糊了教育史学科界限，也使教育史的发展线索变得复杂，造成了另一种认识误区。
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看这个问题，少了很多时代性的约束。如前文所述，司马迁及其《史记》中亦可剖析出他独特的教育理念以及古人教育智慧。《儒林列传》“是司马迁首创的教育史传”[13]，“因为在古代，教育是通过传播儒学来发展的”[14]，司马迁不仅实录了汉武之前的教育史，还对教育流派进行了评论，如《论六家要旨》，而在这个过程中体现出了司马迁的一些教育思想。所以我认为司马迁应该是我国教育学史研究的开山鼻祖。虽然他不一定从事过教育教学，但他的治学之道及其《史记》所承载的教育智慧，都能够给今天的教育以启示。这些被当代很多教育家所忽略。比如在孙培青主编的《中国教育史》[15]中，对司马迁避而不录，着实不敢苟同。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准确地认识司马迁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既不凭空夸大，也不有意忽略。
【注释】
[1]《史记·太史公自序》。
[2]《孟子·告子》。
[3]《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4]《史记·周本纪》。
[5]《史记·项羽本纪》。
[6]王子今:《两汉蒙童教育》，《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
[7]《仪礼·丧服》。
[8]《韩非子·显学》。
[9]孟宪承、陈学恂、张瑞璠、周子美编:《中国古代教育史资料》，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
[10]孟宪承:《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
[11]陆定一:《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红旗》，1958年7月。
[12]毛礼锐、邵鹤亭、瞿菊农:《中国古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13]杨生枝:《司马迁教育思想述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亦持此观点。
[14]张大可:《史记论赞辑释》，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5]孙培青主编:《中国教育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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