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古称上洛、商州，新中国成立后设商洛地区行政公署，2002年撤地设市。数千年来，地处秦岭东段腹地、陕西东南形胜的商洛，是先民繁衍生息、历史风云演义之舞台，自然与人文成果蔚为壮观。数千年之演变创造和积淀，自然也就形成了属于这块土地的文化。且不说这个文化本身的文化学要素是否齐全，文化体系是否完整，文化形态是否清晰，文化成果是否丰硕，文化影响力是否强大，单就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形成而言，商洛有文化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么，从学理的角度而言，什么是商洛文化?商洛文化的构成是什么?商洛文化的特色是什么?商洛的特色文化又是什么?这些问题虽然可能一时说不清，但我们不能不说，它始终是要解决的。为此，笔者不揣浅陋，试对这些问题予以探讨。
一、关于商洛文化的学理定义
要对商洛文化下定义，先要对什么是文化做个了解。文化的定义很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综观对文化的解释，有一个共同的内涵，即文治教化及其所包括的思想、主张、文物典籍、礼乐制度等一切人文成果。从定义上说，文化就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乃至人类自身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
根据文化的定义，我们可以先对商洛文化下个定义:商洛文化就是自古以来由先民创造的，在商洛及泛商洛地区形成的地域性文化成果。它包括商洛先民对自然的利用、开发，因地因材的创造而形成的一切物质文化;包括商洛先民的社会发展进程和在国家制度下从事的一切社会活动及其人文文化成果。
在商洛地域内，自古以来就有先民活动、生存。据考古发掘，在丹江上游地区，先后有属于距今7000－5000年的仰韶文化遗迹，包括商南县的梁家湾遗址，丹凤县的两岭遗址、北岭遗址，商南县的金花湾遗址、过风楼遗址，商州的赵塬遗址、庾家塬遗址、代涧遗址;有距今4000年左右的龙山文化遗址，包括商州的赵塬遗址、紫荆遗址等。这些遗址所反映的龙山文化，“有来自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的，也有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湖北屈家岭文化相似的遗物出现，结合到丹江上游所处的地理位置看，它的东面隔一道分水岭即南洛河，下通河南洛阳地区，也就是庙底沟二期文化活动的范围;丹江下游即河南南阳地区和湖北襄樊地区，也就是屈家岭文化活动的区域，很可能在龙山文化时期这几种文化在相邻地区互相交汇，互相影响。”[1]在南洛河上游地区，即今洛南县境内，有属于仰韶文化的曹洼遗址，龙山文化的薛湾遗址、杨河遗址(西周)、沟滩遗址、焦村遗址，属于仰韶至战国文化的石坡遗址等。从这些遗址和文化遗存来看，“陕西南洛河流域的古文化类型及面貌……对于进一步验证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之间的关系，可能是具有一定价值的。”[2]此外，在商洛境内还有丰富的商、周遗址，如商南县的疙瘩滩、陈家村、梳洗楼、老湘河街等文化堆积层，商州陈塬的西周村落遗址等。在丹凤还有战国、汉代时期的古城遗址，商鞅邑城遗存也叠压其中。
在先秦文化之后，历朝历代在商洛都有地方行政建制。加之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宋金的对峙，晚清时期的流民及移民，农民起义等等，商洛境内历史斗争丰富多彩，经济活动往来频繁，文化成就硕果累累，因而形成了属于商洛的地域文化。同时，这一文化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事业、人口迁徙等活动和渠道，尤其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经由多种途径不断地向外传播，形成了泛商洛文化。如商洛市委市政府的经济文化推介活动、贾平凹及商洛作家群的文学作品、民间的交流等，让全省乃至全国都了解了商洛，因而推动了商洛文化的发散和弘扬。
二、商洛文化的构成
商洛文化是中华文化三级构成体系的一个缩影。通过对商洛文化的研究，可以揭示中华文化体系的一级构成，即中原文化、荆楚文化和西北文化之间的关系;揭示其二级构成，即秦、楚、豫文化之间的关系;揭示其三级构成，即文化在县级区域交流、交汇、交融等方面的具体表现形态，媒介渠道的因变、自变和机制等。贯穿这个三级构成体系的一条地理和人文主线，就是商於古道。从宏观到微观，从内视到旁观等多角度，多层面进行分析、研究。这在学科层面是非常有意义的，因而是非常有必要的。
在大秦岭山脉中，商洛市是唯一完整的建制市，境内山川河流众多，其中既有黄河流域的洛河及其文化，是著名的河洛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有长江流域的丹江及其文化，是荆楚文化的组成部分。从文化地理学角度讲，境内一区六县按其文化特征可分为2、2、2、1，即黄河流域及秦文化地区交汇点有两个县(区)——商州、洛南;黄河和长江流域豫文化和楚文化地区交汇点有两个县——商南、丹凤;长江流域楚文化地区交汇点有两个县——山阳、镇安;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楚文化和秦文化交会点一个县——柞水县。
在这些交会点上，有一处标志性的实物及建筑——商南县白浪街上的三省石及亭楼。在这个点上，有一脚踏三省之说:石的三面分别朝向三个省。这是大陆四十二个三省交会点中唯一呈规模性有人居住生活的一个点。
就商洛文化而言，它和所有的文化体系一样，其构成的因素在体系中或多或少都有所表现，只是因各地域不同，文化因素的侧重有所不同。根据现有的文献和地下考古发掘，可知商洛文化大致由以下内容构成。
一是农耕文化。商洛因地处秦岭东段腹地，在气候上兼具南北特点，在地貌上是多山多沟地带。此外，在农耕方面是山地农业，南北的五谷杂粮几乎都能种植，但产量都不高，所以就形成了山地农耕的农具、务作方式，利用河流的落差而修建渠道的灌溉方式，五谷杂粮的加工方式，饮食中的粮蔬搭配方式、烹制方式、储存方式，农业节俗等一系列文化特色。
二是商贾文化。商洛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我国南北分界线，是我国东南通西北的交通要冲，是农耕时代的水路、陆路交通的主要通道之一。不同地域的物产及消费的需要，促进了商贾的贸易。在商洛境内，自古就有商於道、洛华道、山阳漫川通湖北商道等商业通道。因商品流通而兴起的会馆，如丹凤龙驹寨的船帮会馆、马帮会馆、盐帮会馆、青器帮会馆等，其中的船帮会馆是“商洛建筑工程之巨观”[3]。还有因商务活动而兴起的集镇如竹林关镇、山阳漫川镇、柞水凤凰镇等，都与商贾的活动及其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三是历史文化。商洛的文明史悠久丰富。以历史的建制而言，有秦楚争战、商鞅封邑、宋金分界、上洛郡、商州等历史的发展演变;以官师的地缘结构而言，千百年来有无数商洛以外的人士来商洛为官做师，给商洛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异地文化，“对商洛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民情都有重大而积极的影响”[4];以民间传说而言，有尧舜传说、汉高祖避难、李闯王征战(在历史事实而外的传说)、神仙传说等文化;以革命斗争而言，有革命战争时期的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五军的征战等历史，构成了红色文化。“红二十六军活动的区域虽只在商县西北角铁炉子乡和洛南西北角东西80里、南北40里的两岔河乡12个村的范围内，但它的影响却大大超出了这个范围。”[5]红二十五军在商洛的斗争更是轰轰烈烈，影响深远。
四是民俗文化。明清以来，商洛境内的居民构成成分众多。有明朝成化年间荆襄流民起义中被左副都御史原杰安置下来的各地流民，有明清时期的移民等等。移民们在“生活安定且家境逐渐富裕后，他们固有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也随之在生活中，在当地社区里表现出来。”[6]原杰于明朝成化年间，在安抚了荆襄流民起义后，“按新的行政区划，将流民附籍。按照他们的籍贯、住址、人口、从事的生产职业和财产一一登记造册，纳入当地的编户，并颁给政府统一印制的户帖。”[7]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先来后到的移民和世代祖居的当地民众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形成了秦地风俗、楚地风俗、豫地风俗和秦楚豫等特点兼具的风俗，甚至还有江西风俗、广东风俗、安徽风俗等。这些民俗表现在婚、丧、嫁、娶、节、庆、祀、祭等不同的社会生活中，是民众生活的重要内容。如在山阳、镇安、柞水等地广泛流行的孝歌，从口碑史的角度充分反映了丧葬礼在民间的不同表现。“孝歌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结晶，闪烁着集体智慧的光华。融现实生活、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奇闻轶事和民谣谚语于一体，有较强的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和实用性，语言生动、幽默、诙谐，合辙押韵朗朗上口，易懂易记。”[8]
五是文学艺术。这其中包括诗歌、戏剧等。诗歌包括官府倡导的、做仕途工具而推动的诗歌;包括反映民风、民俗、民情、民愿的民歌;包括外来人士咏商的言情明志的诗歌，也包括本地诗人抒发乡情赞美家乡的诗歌。外来的如李白、王禹偁，本地的如王时叙等。王禹偁“写商州的诗文共170题，234首(篇)，举凡商州的山山水水、风俗人情、旱涝丰歉、农家生活无一不注入他的生花笔端”[9]。戏剧包括商洛花鼓、秦腔、汉调二黄、道情、曲子、豫剧等，每种戏剧都有其流传、演变、交融、改造的发展轨迹。
六是民间工艺。如竹编、草编、泥塑、衣饰刺绣、生活用品的制作等，构成了非物质文化系列。这些民间工艺至今在商洛各县区仍然有旺盛的生命力，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较多的传承人队伍。
七是宗教和多神崇拜文化。商洛多山，交通不便，信息闭塞，社会发展落后于周边地区。长期以来，这种环境和社会发展的水平，决定了商洛民众的宗教信仰和多神崇拜的多元化表现。根据商洛地方志的记载，商洛境内建有众多的寺庙、道观，对山神、水神、树神、谷神、人神等都有敬拜的习俗。[10]商洛至今还保留有一些寺庙，香火依然旺盛。
三、商洛文化的特色
特色即本质。它是指事物的内在构成和外在表现。从商洛文化的生成空间和生成机制来讲，商洛文化无论内涵还是外延都具有以下特色。
一是多元特色。商洛文化是多元文化的集合体。它既有北方秦文化的粗犷、刚直，又有南方文化的细腻、柔媚，还有中原文化的豁达、豪放。再细分细述的话，还有粤文化、徽文化、赣文化、晋文化等。这些文化或独立或相融，但都不是原属地文化。严格地讲，其中有许多文化保留了原属地文化的古风。如江西沟(商南县)、广东坪(商州区)等地所表现出的文化已经与今天的原属地文化有较大的区别。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飞地”或“文化孤岛”。
二是和谐特色。和谐表现为多元文化之间的和谐相融，异地移民之间与当地住民之间的和谐相处，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共存，人对自然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等。“商洛在明清时期是一个移民聚居区。明代中期荆襄流民起义后，政府在此安置了大量流民。此后，移民不断。这些移民大多来自湖北、安徽和河南等省。这就造成了同一社区内，往往同时共聚着不同省区来的人。在公共事务中，如果不对公众行为进行规范、约束、引导，就会出现损害公众利益的事。于是，社区之德高望重者、乡绅或乡村小吏等便成为当然的民间非公权力代表，出面定规立制，维护秩序。”[11]在这些方面，商洛各地民众多有作为。丹凤县博物馆藏《合社条规碑》对赌博、“不公不法之人、强买强卖之人”等进行公议处罚[12]。商南县山林茂密，常有林果木类被毁、被偷的事情发生。为此，地方民众合议订立了《保护山林禾稼禁约》，强调“严为防范，深相戒谕。设有犯者，轻则同众议罚，重则送官究治”。[13]
三是乡土特色。商洛至今还是一块未被全面开发利用的土地。它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持着较为原始的面貌。无论在农耕方式、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的个体与族群关系、饮食结构、乡风民俗或其他方面，都呈相对自然的状态，乡土气息浓重，具有文化活化石的特征。在商洛市政协编辑的《商洛文史》第三辑中，有孙中振的《民居屋脊“福”文化》[14]、宁有志的《商州民俗风情》[15]、陈远映的《商南酒文化》[16]等反映商洛风俗民情的文章，对此都有不同角度的印证。
四是闲逸特色。由于千百年来的地域和地理环境限制阻隔，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限制阻隔，商洛民众普遍形成了闲适安逸的生活观念及生活方式、处事方式:出门就爬坡，慢慢爬;抬脚就过河，慢慢过;背篓去割草，慢慢割;吃粮要推磨，慢慢推;翻山去赶集，慢慢翻。这一切长久以来铸就了对外界的向往但漠然的观念和行为。民众的生活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得悠然自得、无拘无束，似乎与这个时刻都在飞速变化着的世界了无关联。
五是守旧特色。这个话题似乎是不为商洛人愿意接受的。但无论是从辩证的观点还是从改革开放三十一年来的实际情况来看，这都是不争的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许多人都表现出不同程度的，一切都按照祖先的传统方式生活着、劳作着的传统习惯，即便与外界在各个方面发生着一些交往和交流，但是，他们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处理着一切事务。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不良的旧传统文化观念在作怪。正所谓到哪山就唱哪山歌，到我门前听我说。
四、商洛的特色文化
特色文化是在文化存在和表现中可以提炼、挖掘、整合、开发和利用的，在民众中有传承和传播基础的独特文化。商洛的文化丰富多样，可以称道和开发利用的文化也很多。
一是戏剧文化。商洛的戏剧剧种多样，但最著名的当属商洛花鼓。商洛有戏剧之乡的美誉，商洛花鼓已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应该重点开发的文化项目之一。此外，既然是戏剧之乡，还应在花鼓之外，选择有基础、有活力的剧种予以着力扶持，从而形成戏剧文化体系和机制。(www.xing528.com)
二是诗歌文化。商洛境内的诗歌，从古至今，诗人众多，作品众多，题材众多，内容广泛，艺术水平高，影响深远。这一文化成果可以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挖掘、研究、整理、开发和利用，使诗歌文化成为商洛文化的现代特色。
三是古镇文化。商洛境内的古镇众多，其建筑、布局、风格、形成史、故事、风俗民情都是文化的体现。据《商洛文史》(第三辑)所列，商洛境内由于地域和历史的缘故，可以称道的古镇达三十二处之多。其中大部分至今仍然有开发利用的价值。
四是关隘文化。商洛境内的关隘众多，如武关、蓝关、牧护关、漫川关、竹林关、黑龙口等。其中的武关“北依少习山之岩险，东、西、南临武关河谷之绝涧”[17]。武关在春秋时期便以“少习关”而闻名。与其相邻的秦楚分界墙，至今还有明代修建的约3500米长的遗存。[18]这些关隘，既有其险要之处又有人文遗迹、历史掌故、民间传说、人物故事，将其梳理，定型，复原，整合，是完全可行的。
五是历史文化。商洛境内的历史遗迹众多，可有选择、有重点地开发利用。如商邑、四皓墓及其相关地望、商山、崖墓、武关、仓颉造字、船帮会馆、洛南文庙、大云寺等。仅沿丹江走廊一线，就密集地分布着大量的历史文化遗存和自然景观:丹凤花庙，武关，龙山晓日，熊耳山，三台叠翠，四皓古墓，仙娥峰，商山雪霁，秦岭，龙潭瀑布，莲湖公园，东龙山遗址，大云寺，戴云山，丹江漂流，二郎神庙，二龙山水库，丹水环城，溪岸桃花，秀阁书声，灵岩松舞，昙花胜地，鸡冠插汉，丹凤船帮会馆，水月洞天，花石浪遗址，金丝峡等等。这份文化财富是非常丰厚的。
六是自然与人文遗产旅游文化。洛南境内的华山南麓，商州境内的秦王山，山阳境内的天竺山，柞水境内的牛背梁，镇安境内的木王森林公园，丹凤境内的商山，凤冠山，商南境内的金丝大峡谷、白浪街等，都可形成回归自然的旅游文化。
七是休闲文化。农家田园式休闲、山野野营式休闲、亲水度假式休闲等，在商洛文化中既有文化的依托，又有自然条件。在都市喧嚣的生活中和现代快节奏的工作之余，这是放松身心的最好方式，商洛文化的内涵中恰恰有这样的文化基因，所以，完全可以开发利用。
八是民俗文化。商洛的民俗南北兼具，地方志和有关的笔记、诗文中有详细的记载。这其中包括婚、丧、嫁、娶风俗，建筑风俗，节庆风俗，饮食风俗，交际风俗，人际关系风俗，祭祀风俗和信仰风俗等等。
五、结语
总之，商洛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历史悠久的。它既有学理层面的特征，又有生活层面的真实。我们在梳理商洛文化时，既要看到它的存在、优点，也要看到它的不足和可以改造提升之处。那种盲目地认为商洛文化了不得的观点是不可取的，同时，那种持商洛文化虚无主义的看法也是不对的。只有理性地看待商洛文化，才是正确的;只有理性地对待商洛文化，才能使商洛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和活力，为商洛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助一臂之力。
【注释】
[1]商洛地区考古调查组:《丹江上游考古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2]卫迪誉、王宜涛:《陕西南洛河流域古文化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3]丹凤县志编撰委员会:《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6－578页。
[4]杨增强:《论异地为官的文化意义》，《商洛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5]中共商洛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商洛历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杨增强:《碑志所见镇安移民的地缘结构及其他》，《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3期。
[7]杨增强:《明朝抚治商州都御史原杰事迹述论》，《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3期。
[8]陈文彦:《山阳孝歌》，商洛市政协《商洛文史》(第三辑)，2004年。
[9]唐庆华:《商洛文史第四辑序》，商洛市政协《商洛文史》(第四辑)，2005年。
[10]［清］王如玖:《直隶商州总志》，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清］王廷伊:《康熙续修商志》，商洛内印，1987年。［清］罗文思:《续商州志》，商洛内印，2007年。
[11]杨增强:《论文化传承的地方非公权力机制》，《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12]商洛市政协《商洛文史》(第二辑)，2003年。
[13]陈文彦:《山阳孝歌》，商洛市政协《商洛文史》(第三辑)，2004年。
[14]陈文彦:《山阳孝歌》，商洛市政协《商洛文史》(第三辑)，2004年。
[15]陈文彦:《山阳孝歌》，商洛市政协《商洛文史》(第三辑)，2004年。
[16]陈文彦:《山阳孝歌》，商洛市政协《商洛文史》(第三辑)，2004年。
[17]丹凤县志编撰委员会:《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6－578页。
[18]丹凤县志编撰委员会:《丹凤县志》，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76－5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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