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评论：司马迁与史学三书

论史学三书对《史记》的评论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杨绪敏

梁启超曾指出:“千年以来研治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章实斋(学诚)三人而已。”^[1]又称他们是“中国史学史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三个人。可见刘知几《史通》、郑樵《通志总序》和章学诚《文史通义》三书在我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的重要地位。司马迁的《史记》首开纪传体史书的先河，是一部享誉古今的史学巨著，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刘、郑、章三氏评论的重点。

一

刘知几对《史记》评论的着眼点是将其作为史学的一个流派的始祖来加以剖析并评论其得失的。在《史通》首篇《六家篇》中，刘知几把唐以前的史书分为六大流派，即《尚书》家(记言)、《春秋》家(记事)、《左传》家(编年史)、《国语》家(国别史)、《史记》家(纪传体通史)、《汉书》家(纪传体断代史)。在《史通·二体篇》中，他又把唐以前的史体归结为编年、纪传二体。认为:“丘明传《春秋》、子长著《史记》，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更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史通通释·二体》)由于这两种史体中，纪传体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而编年体居其次，因此刘知几把讨论的重点放在纪传体史书上，而作为纪传体史书祖鼻的《史记》首当其冲地成为评论的重点。

后人在分析《史通》对《史记》、《汉书》的评论时，往往指责刘知几带着某种偏见故意褒扬、推崇班固的《汉书》，而歪曲和贬抑司马迁的《史记》。如南宋郑樵说:“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2]明朝郭延年称《史通》是:“司马迁而没其长。”(郭延年:《史通评释序》，引自《史通通释》“别本序三首”)近人金毓黻认为:“刘知几持论，每抑《史记》而扬《汉书》”。^[3]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实际上，这是在尚未明了刘知几作《史通》旨意的情况下，仅凭表面现象而得出的结论。

由于刘知几力图对唐以前的史学作一系统的总结和批评，分析各种史书的优劣得失，为“当时载笔之士”及后代作史者提供一个鉴戒，因此他一改“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4]的旧习，以“不掩恶，不虚美”(《史通通释·杂说下》)的科学态度，对各种史书做了认真的分析和直言不讳的批评。他自称:“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戒焉，有讽刺焉。”^[5]

他首先肯定司马迁的《史记》是“君子之史”(《史通通释·杂说下》)，称:“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子长，晋、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之名山。”(《史通通释·忤时》)又称:“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史通通释·辨职》)赞扬《史记》“夫载笔立言，名流今古……能成一家。”(《史通通释·杂说下》)但他认为:“盖明月之珠不能无瑕，夜光之璧不能无颣，故作者著书，或有病累。”(《史通通释·探赜》)因此他在对《史记》评论时，能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史通通释·惑经》)

在《史通·二体》篇中，他充分肯定司马迁创立的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在《史记》中能互为补充，很好地发挥了立言记事的功用，称:“《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但同时也指出:“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于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事，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也。”(《史通通释·六家》)又批评《史记》记事“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史通通释·二体》)等弊病。应该说这种批评是实事求是的。纪传体通史和编年体史书同样都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正如后人所总结的那样:“自汉以来不过纪传、编年两法，乘除互用。然纪传之法，或一事而复见数篇，宾主莫辨。编年之法，或一事而隔越数卷，首尾难稽。”^[6]由于《史记》首开纪传体史书的先河，弊端由此而来，故刘知几专就《史记》而论，并无贬抑之意。清浦起龙是深明刘氏此用意的，他说:“凡此诸病，皆由世代悬隔，载记庞杂所致。盖是诫辞，非贬辞也。”(《史通通释·六家》)后代仿效《史记》作史者，如梁武帝时主编《通史》的吴均、北魏撰写《科录》的元晖，由于无司马迁那样的史才、史识，又贪其博远，故使其著作“芜累尤深”，“撰次无几，而残缺遽多”，所以刘知几称其“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以深诫也”(《史通通释·六家》)。针对这种情况，刘知几认为像《汉书》这样“包举一代”的断代史，“学者寻讨，易为其功。”(《史通通释·六家》)这里所说的“易”是对撰写“疆宇辽阔，年月遐长”的通史著作之“难”而言，也无贬马褒班之意。浦起龙说:“《史通》盖为《通史》、《科录》芜编纷出，滥觞实由司马，故重诫之。其别家于班，正复为此。评者不察，认是诋迁史，误矣。”(《史通通释·六家》)又说:“刘氏以时近者易为功，代远者难为力，有鉴于《通史》、《科录》之芜累，故特标举‘断限’，借《史》、《汉》二家以示适从云尔。夹漈(指郑樵)持论，有意矫枉，其言既悖，至评者认此为乙马甲班，直不晓文义矣。”(《史通通释·六家》)浦起龙的这种理解是很有道理的。

刘知几还重点批评了《史记》体例不纯等问题。他认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史通通释·序例》)于是他在总结前人史学成就的同时，从中抽绎出一些史法，又以这种史法去衡量前人史书的得失。比如他以《汉书》为标准，抽绎出“本纪唯叙帝王”的理论，批评《史记·周本纪》不仅记载了武王以后历朝“天子”的事迹，而且追记周之始祖后稷至西伯的事迹。批评《秦本纪》专记秦之先祖伯翳至庄襄王等先秦诸王的事迹是“疆理不分”，认为周从西伯、秦从庄襄王以上诸王“爵乃诸侯，而名隶本纪”(《史通通释·本纪》)，名不副实。他主张将西伯、庄襄王以上诸王别作《周世家》和《秦世家》，“持殷纣以对武王，拔秦始以承周赧，使帝王传授，昭然有别。”(《史通通释·本纪》)出于这样的认识，他不赞成《史记》把项羽列入本纪，认为项羽号称西楚霸王，实为当时诸侯，“诸侯而称本纪，求名责实，再三乖谬。”(《史通通释·本纪》)同时他认为世家含有“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之义，而陈涉“称王六月而死，子孙不嗣，社稷靡闻，无世可传，无家可宅”，而编入世家，是“名实无准”(《史通通释·世家》)。从政治角度来看，刘知几无疑是站在维护封建正统的立场上来说话的。他认为本纪必记正统帝王，世家定载世宦之家，方算名副其实。而司马迁《史记》的进步性恰恰体现在他敢于厘革传统观念，敢于“尊革命之首功，不以成败论人”^[7]。司马迁认为“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8]又说:“陈涉虽已死，其所置遣侯王将相，竟亡秦，由涉首事也。”(《史记·陈涉世家》)司马迁这种进步的历史观，是刘知几所不理解和不赞成的。由此，刘知几颇为赞赏班固“厘革前非”，将项羽、陈涉放入列传，取消世家的做法。他认为这样做才能使体例不杂，名实相符。此处也并无褒班抑马之意，刘知几只是认为《史记》“朴略犹存，区分未尽”(《史通通释·列传》)，《汉书》的改革是“事势当然，非矫枉也”(《史通通释·世家》)。

刘知几在批评《史记》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自相矛盾的说法。比如，在《史通·二体》篇中，他批评《史记》“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楚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在此，他认为司马迁在作合传时应按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先后来分类而不应当把不同时代的人合入同一传中。然而《品藻》篇却说:“盖闻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薰莸不同器，枭鸾不比翼，若乃商臣(楚成王太子，逼成王自缢而死后自立)、冒顿(匈奴头曼太子，后杀头曼而自立)，南蛮、北狄，万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汉日，千载之隔也，而世之称悖逆则云商、冒，论忠顺则曰伊、霍者，何哉?盖厥迹相符，则虽隔越为隅，奚必差肩接武，方称连类者乎?”在此他认为只要事迹相同，虽年月隔越，国籍有别，也可并列一传。前后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刘知几又说:“史氏自迁、固作传，始以品汇相从。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鲜，求其具体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韩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绍，无闻二录。岂非韩、老俱称述者，书有子名，袁、董并曰英雄，生当汉末，用此为断，粗得其伦。”(《史通通释·品藻》)在此，刘知几又完全否定了《二体》篇的批评和指责。又如《表历》篇在批评《史记》表体时说:“天子有本纪，诸侯有世家，公卿以下有列传，至于祖孙昭穆，年月职官，各在其篇，具有其说，用相考核，居然可知。而重列之以表，成其烦费，岂不谬乎?且表次在篇第，编诸卷轴，得之不为益，失之不为损。”在此刘知几把“表”看做是《史记》中多余的赘物，大有删去表体之势。然《杂说上篇》却说:“观太史公之创表也，于帝王则叙其子孙，于公侯则记其年月……虽燕越万里，而于径寸之内，犬牙可接，虽昭穆九代，而于方尺之中，雁行有叙，使其读者因文便睹，举目可详。此其所以为快也。”在此又大赞表体之优越，显而易见，前后两说是自相矛盾的。再如关于《伯夷列传》放在列传之首，刘知几也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人物》篇说:“至如皋陶、伊尹、傅说、仲山甫之流，并列经诰，名存子史，功烈犹显，事迹居多。盍各采而编之，以为列传之始，而断以夷、齐居首，何龌龊之甚乎?”而《探赜》篇却说:“案史之于书也，有其事则记，无其事则阙。寻迁之驰骛今古，上下数千载，春秋已往，得其遗事者，盖惟首阳之二子而已。……今者考其先后，随而编次，斯则理之恒也，乌可怪乎?”

造成这种前后自相矛盾的原因何在呢?学术界较为普遍的意见认为:《史通》外篇成书在前，是刘知几的读书札记，是随触随书的，而内篇则是在外篇的基础上“撷其精华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88史评类“《史通》提要”。)既然内外篇非成书于一时，那么作者的史学观点就有可能存在前后不一的现象。实际上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外篇成书在先，内篇成书在后。事实上内外篇成书是互有先后的。比如《六家》篇说:“自古帝王编述文籍，外篇言之备矣。”所谓外篇，实指外篇的《史官建置》与《古今正史》两篇而言，说明这两篇成书于内篇的首篇《六家》之前。又《史官建置》篇论及陈寿所云“蜀不置史官”时，称:“别有《曲笔篇》，言之详矣。”可知排在内篇第二十五的《曲笔》篇又成书于排在外篇第一的《史官建置》之前。因此，武断地说先有外篇，后撷其精华以成内篇是失当的。依笔者之见，出现自相矛盾的原因首先在于刘知几论述问题的角度不同，篇与篇之间缺乏必要的照应，以至于出现顾此失彼的现象;其次是他对问题的认识在不同时期内存在着差异，在编次成书时，没有以新的认识去取代以前的观点。

二

郑樵的《通志总序》是一篇著名的史学评论文献。在这篇文章中，郑樵集中阐述了史学的“会通”之义，他认为:“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通志总序》)由此出发，他力主编写通史，竭力反对断代为书，认为历史犹如长江、黄河延绵不断，如果断代为史，将造成“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通志总序》)因此他对纪传体通史的鼻祖《史记》推崇备至，称:“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又称:“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

然而郑樵同时也对《史记》提出了批评。一是批评《史记》取材不广。他说:“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跔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二是批评《史记》多聚旧记、语言不雅。他说:“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据实而论，这两条批评都失之轻率。

郑樵批评《史记》“博不足”，显然是依据了班彪之说。班彪说:“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后汉书班彪传》)在此班彪只是粗略地列举了几部司马迁作《史记》的参考书，绝不能据此断言司马迁之时参考了这几本书，否则对班彪所说“迁之著作，采获古今，贯彻经传，至广博也”(《后汉书班彪传》)又作何理解呢?事实上，司马迁作《史记》的史料来源远远不止七八种书。今见于《史记》记载的尚有《牒记》、《历术》、《甲子篇》、《禹本纪》、《秦纪》之类。据金建德先生《司马迁所见书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云，司马迁参考书目多达八十余种。又据张大可先生《史记文献研究》(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称，《史记》取材达一百○四种。早在惠帝四年(前191)就明令废除“挟书律”，至武帝初年已经历时五十余年，其间散失于民间的典籍相继出现。武帝又“广开献书之路”，乃至“百年之间，出积如山”(《文选》注引《七略》文)。司马迁也自称:“天下遗闻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史记·太史公自序》)绝不像郑樵想当然地认为:“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除依据大量先秦典籍外，司马迁还充分利用了皇家收藏的文献档案，《太史公自序》所云:“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就包含这一类的史料。此外司马迁还依据大量实地采访、调查得来的材料。今见于司马迁自述的，如“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史记春申君列传》)，“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史记淮阴侯列传》)，“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樊哙灌婴列传》)。《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言曰”，《郦生陆贾列传》:“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由此可见郑樵批评《史记》“博不足”是站不住脚的。

至于郑樵所批评的“雅不足”，要具体分析。司马迁“罔罗”的“天下放失旧闻”及“天下遗闻古事”，其中包括很大一部分稗官野史的成分在内。因此《史记》中记载的诸如秦始皇使者逢山鬼、刘邦泽中斩蛇、李广射石浚羽、李少翁为汉武帝致李夫人魂魄等事明显含有虚构、夸饰的成分，自然应该算在“不雅”的范围。但是我们不能据此来否定司马迁在处理史料过程中，做了大量甄别、剔除糟粕的工作。事实上司马迁是以极其审慎的眼光来看待和分析史料的。比如他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五帝本纪》)这里所说的《百家》似指春秋战国时代的一部小说汇编。《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中录有《百家》39卷。其中关于黄帝传闻的记载，司马迁认为不尽可信，连学者也很难说清楚，因此摒弃不用。他主要依据的是《尚书》、《左传》、《国语》、《世本》等典籍，从中“择其言尤雅者”编辑成书。对那些奇异不雅的传说，他持非常审慎的态度。比如针对《风俗通》等书所载:燕太子丹为质于秦，向秦王请求归国，秦王称待乌鸦头变白，天上降下粟米，马头上生角，才准许你回国。燕太子丹仰天长叹而得如愿，秦王不得已，只好让其回国。对此，司马迁指出:“世言荆轲，其称太子丹之命，‘天雨粟’，‘马生角’也，太过。”故弃而不用。又如《刺客列传》记豫让刺杀赵襄子之事，基本采用《战国策·赵策》的成文。《战国策·赵策》在豫让刺杀赵襄子未遂反被兵包围后有这样的记载:“豫让曰:‘……今日之事，臣故伏诛，然愿请君之衣而击之，虽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于是襄子义之，乃使使者持衣与豫让。豫收拔剑三跃呼天击之，衣尽出血;襄子回车，车轮未周而亡。”其中“衣尽出血”三句，为旧本《战国策》语，司马迁在引用时将三句荒诞不经的传说断然删除。(今本《战国策》无此三句)(www.xing528.com)

郑樵认为《史记》的“雅不足”还表现在文字语言的表述上。他批评《史记》“全用旧文，间以俚语。”实际上《史记》在采用《尚书》、《左传》、《礼记》、《论语》等典籍时，无不进行了剪裁熔铸，并将其翻译成浅显易懂的文字。正如张舜徽先生所言:“莫不伐奇辞以浅语，易古文为今字”，“使来自不同时间与空间之材料，一变而为汉代语言文字撰成的新书”(张舜徽《史学三书平议·通志总序平议》)。至于《史记》采用“俚语”(即方言、俗语、谚语、民谣等)，正说明司马迁善于运用民间口头语言来反映时代特点，增强人物形象和历史事件的真实感，这恰恰是《史记》语言表达的一个特色。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引儿歌“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来反映老百姓对于横行乡里的豪族的极端愤恨;《李将军列传》中引谚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来反映人民群众对李广的敬仰之情;《佞幸列传》引谚语“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来表现人民群众对佞幸“柔媚取宠”的憎恶;《陈涉世家》记陈涉故人进入宫内，见殿屋帷帐，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用楚人口语来表示古人的震惊和赞叹，较之用文饰过的语言来表述显得更形象、更生动。

三

与《史通》不同的是，《文史通义》在对《史记》评论时，更多的是着眼于从宏观上去分析和评论司马迁作《史记》的旨意。章学诚认为，自司马迁创立纪传体史书体例后，“行之千有余年，学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饮饥食，无更易也。”(《文史通义新编》内篇1“书教下”)然而后人习惯袭用成法而不知变通，对此他批评说:“然无别识心裁，可以传世行远之具，而守科举之程式，不敢稍变，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以云方智，则冗复疏舛，难为典据;以云圆神，则芜滥浩瀚，不可通识。盖族史但求全于纪、表、志、传之成规，而书为体例所拘。”(《文史通义新编》内篇1“书教下”)比如司马迁创立的《史记》“太史公曰”这种论赞形式原本是“变化不拘，或综本篇大纲，或出遗闻轶事，或自标其义理，或杂引《诗》、《书》，其文利钝杂陈，华朴互见，所以尽文章之能事，为著述之标准也”(《文史通义新编》外篇1“论课蒙学文法”)，而后代作史者违背了司马迁的旨意。他说:“自班固作赞，范史撰论，亦已少靡。南朝诸史，则于传志之末，散文作论，又用韵语，仿孟坚自叙体作赞，以缀论文之后，屋下架屋，斯为多文。”(《文史通义新编》外篇4“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因此他主张，不要僵化地去套用古代的史体，应当效法司马迁“圆而神”的作史旨意。所谓“圆而神”，就是要做到融会贯通，富有创见，体例上要灵活变化，能充分反映史家的历史意识。例如针对刘知几“本纪唯叙帝王”的观点，他认为:“纪之与传，古人所以分别经纬，初非区辨崇卑。是以迁史中有无年之纪，刘知几首以为讥;班书自叙，称十二纪为春秋考纪，意可知矣。自班马而后，列史相仍，皆以纪为尊称，而传乃专属臣下，则无以解于《穆天子传》与《高祖》、《孝文》诸传也。”(《文史通义新编》外篇5“永清县志恩泽纪序例”)他认为本纪只不过是按时间顺序编排国家大事的一种史体，是“一史之纲维”(《文史通义新编》外篇1“淮南予洪保辨”)它与列传等体例没有区分尊卑之意。因而指出“史部要义，本纪为经，而诸体为纬。”(《文史通义新编》外篇5“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再如他针对刘知几所云:“寻子长之列传也，其所编者唯人而已矣。至于龟策异物，不类肖形，而辄与黔首同科，俱谓之传，不其怪乎?”(《史通通释·编次》)而认为《史记》的篇名标题“往往不拘义例”，如“《仓公》录其医案，《货殖》兼书物产，《龟策》但言卜筮，亦有因事明篇之意，初不沾沾为一人具始末也。”(《文史通义新编》内篇1“书教下”)他批评刘知几是“不知古人著书之旨，而转以后世拘守之成法，反訾古人之变通。”(《文史通义新编》内篇1“书教下”)他认为“绳墨之所不可得而拘，类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后微茫杪忽之际，有以独断于一心。及其书之成也，自然可以参天地而质鬼神，契前修而俟后圣。”(《文史通义新编》内篇4“答客问上”)

章学诚对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通史是给予充分肯定的，他说:“司马迁著百三十篇，自语绍名世而继《春秋》，信哉三代以后之绝作矣。”(《文史通义新编》内篇3“匡谬”)并认为通史之修有“免重复”、“均类例”、“便铨配”、“平是非”、“去牴牾”、“详邻事”凡六便;有“具剪裁”、“立家法”二长。(《文史通义新编》内篇4“释通”)但他认为司马迁“创始之初，不能无失。”(《文史通义新编》内篇3“繁称”)比如，关于《史记》的篇目名称，他认为“或爵(淮阴侯之类)或官(李将军之类)，或直书其名，虽非左氏之错出，究为义例不纯也。”(《文史通义新编》内篇3“繁称”)但这必定瑕不掩瑜。同时他认为司马迁创造的纪传体史书尚有需要改造和完善的地方。因此他建议仿效《史记》、《汉书》、《儒林传》的做法，增设《史官传》，“以六艺为纲，师儒传授，绳贯珠联，自成经纬，所以明师法之相承，溯渊源于不替者也。”(《文史通义新编》外篇4“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他认为《史官传》的具体内容应该包括:一是所谓的“先借之资”，即撰写史书所依据前史的情况，如司马迁据《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等以作《史记》。借此以明“史学渊源，作述家法”(《文史通义新编》外篇4“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上”)。二是所谓的“后衍其传”，即该书传布的情况。如杨恽传播《史记》等，借此以明该书流传的线索。三是所谓“别治疏注”，即后人为之注疏的情况。如徐广作《史记音义》、裴骃作《史记集解》等。他还针对司马迁在《史记》中创设的“互见法”指出:“一篇之中，文辞自相委属，其体乃清，忽著事详某传，忽标互见某篇，于事虽曰求全，于文实为隔阂。”又说:“一朝大事，不过数端，纪传名篇，动逾百十，不特传文互涉，抑且表志载记，无不牵连，逐篇散注，不过便人随事依检，至于大纲要领，观者茫然。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富，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因此他建议在纪传体史书中仿效刘向《别录》的书名，设立“别录”以“标举事目，大书为纲，而于纪表志传，与事连者，各于其类附注篇目于下……冠于全书之首，俾览者如振衣之得领，张纲之挈纲。”(《文史通义新编》外篇1“史篇别录例议”)即在全书之首，标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有关的纪表志传篇目注明。这样做“详略可以互纠，而繁复可以检省”(《文史通义新编》外篇1“史篇别录例议”)，更便于读者检索。此外，他还主张在史书中增设《阙访列传》，以便对那些姓名可知而事迹难详或众说难断的人物保留一定的材料，以待后人进一步去考察。

为了克服纪传体史书自身存在的弊病，他还以《史记》为例，提出了改造纪传体史书的具体建议和主张:“以《尚书》之义为史迁之传，则八书三十世家不必分类，皆可仿左氏而统名曰传。或考典章制度，或叙人事终始，或究一人之行(即纪传本体)。或合同类之事，或录一时之言(训诰之类)，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名篇，以纬本纪。……至于人名事类，合于本末之中，难于稽检，则别编为表，以经纬之;天象地形，舆服仪器，非可本末该之，且亦难以文字著者，别绘为图，以表明之。盖通《尚书》、《春秋》之本原，而拯马史、班书之流弊，其道莫过于此。”(《文史通义新编》内篇1“书教下”)由此可见，他所拟建的新史体保留了纪传体史书中“本纪”的体例，以编年体的形式记载国家大事。保留“表”的形式以记载“难以稽检”的“人名事类”。以“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的纪事本末体的形式来改造纪传体史书中原有的世家、列传、书志。不管是记典章制度、历史事件，还是记一人生平的事迹、一时之训诰，均“因事命篇”，写成专题，仿《左传》统一叫传。由此他把两种不同的史体融合在一部书中，既保留了纪传体的特点，又兼备了纪事本末体记事线索清楚、起讫自如的特点。此外他还建议增加“图”这种史体，以记载难以用文字说明的天象、地形、舆服、仪器等。他批评司马迁作《史记》“但知本周谱而作表，不知溯夏鼎而为图，遂使古人之世次年月，可以推求，而前世之形势名象，无能踪迹。”(《文史通义新编》外篇5“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他认为:“史不立图，而形状名象，必不可旁求于文字”，“图象之学又非口耳之所能授者，贵其目击而道存也”，“虽有好学深思之士，读史而不见其图，未免冥行而擿埴”。(《文史通义新编》外篇5“永清县志舆地图序例”)章学诚认为这种新史体的优点是“较之左氏翼经，可无局于年月后先之累，较之迁史之分列，可无歧出互见之烦，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简而义益加精。”(《文史通义新编》内篇1“书教下”)

总而言之，史学三书在充分肯定司马迁首创纪传体通史之功的同时，都主张撰写通史，反对断代为书。都本着“爱而知其丑”的精神，从《史记》的撰写体例、史料取舍、语言表述等方面提出批评。刘知几和章学诚还对纪传体史书体例提出了改造或革新的主张，对史书的编纂产生重要影响。

【注释】

[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三)》，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2]郑樵:《通志总序》，浙江书局刊本，光绪丙申(1896)

[3]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三章“司马迁与班固之史学”，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4]浦起龙:《史通通释·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5]浦起龙:《史通通释·自叙》，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6]《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49纪事本末类“《通鉴纪事本末》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

[7]梁启超:《饮冰室文集》卷1《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第四章“儒学统一时代”，大连图书供应社，1935年版。

[8]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