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商於之争及商於地域范围

论秦楚商於之争

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系　梁中效

战国时期的“商於”地处汉江最大支流丹江流域，大体在秦岭之南、伏牛山——方城一线以西，汉江以北，金钱河以东，以今天陕西商州市的商县、丹凤、商南和河南南阳市的西峡、淅川、内乡六县区为核心。这里是先秦时期华夏、苗蛮、东夷三大族团的交错过渡地带，是夏、商、周三代经略南国的战略通道，是战国时期秦、楚争夺的战略焦点，是秦国扭转乾坤、一统天下的战略支点。

一、商於与楚国

古商於之地是楚国的发祥地。楚人在此吸收了中原华夏文化与苗蛮文化的精华，携南北方多种文化杂合的优势，在丹江流域崛起，由丹江地区走向江汉、江淮大地。《史记·楚世家》说:“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楚人的信史时代，是从这位鬻熊开始的。鬻熊的事迹，文献记载不多，但可以肯定他是周文王礼敬的“贤者”之一。《史记·周本纪》说，“西伯曰文王”，“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太颠、闳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归之。”《集解》引刘向《别录》曰:“鬻子名熊，封于楚。”由此看来楚人的先祖鬻熊是一位有文化、有思想、有地位的贵族，因此才得到了周文王的敬重，他也诚心归服周文王。《史记·楚世家》说:“鬻熊子事文王，蚤卒。”正因为鬻熊在周初这段不寻常的经历，后来的楚武王熊通不无骄傲地说:“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蚤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鬻熊为文王师，“封于楚”，不会距周人的统治中心太远，主要在陕南、豫西一带活动，核心就是丹江古商於之地。《左传》桓公二年疏引《世本》说:“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由于丹水之阳是楚国的发祥地，因此到周成王时就将鬻熊的孙子熊绎封为诸侯，定都丹阳。《史记·楚世家》说:“当成周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裔，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熊绎应该是楚国始封为诸侯之君，其受封的时间约在周成王中期。从鬻熊到熊绎，作为蛮夷首领的楚国，其国都“丹阳”应该在三苗疆界的边缘，约当今丹、淅二水交汇处。清人宋翔凤在《过庭录》中有《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首倡“丹阳”即“丹淅”说，后来童书业先生《中国古代地理考证论文集·春秋楚都辨疑》也主张楚国初都丹阳在丹淅二水之间。当代许多著名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大都沿袭了这一观点。已故的荆楚历史地理名家石泉先生指出，楚人最早活动在“今陕西丹江上游的商县附近，这是西周初期楚熊绎曾于此活动的最早的荆山所在”，“在今河南淅川县东、湍河以西的邓县与内乡县交界处，这是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初期楚都丹阳迁至丹、淅地区后的荆山所在。”^[1]考古学家安金槐先生指出:“从河南淅川县境内丹江沿岸的考古发掘资料来看，从很早的古代起，这里就是楚族的活动范围，在丹江沿岸不仅发现有屈家岭文化遗存和类似‘湖北龙山文化’遗存，而且也发现有和湖北境内商代文化类同的遗址。所以，商代楚人的统治中心，也可能一度是在河南淅川县境的丹江沿岸。”^[2]古商於是楚国发展壮大的摇篮，是楚国最早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

古商於之地也是楚文化的发祥地。这里是中原华夏文化与南方苗蛮文化的过渡交汇地带，是南北与东西方文化荟萃交流的走廊，是融合华夏与苗蛮文化的大熔炉。古商於是中原夏、商、周三代与苗蛮交战的地方，是华夷交界之处。“丹淅之会”是南蛮和三苗势力范围的北缘，中原文化实体(从尧、舜、禹到夏、商、周)要经略南方首先要控制这个要害地区。《吕氏春秋·召类篇》:“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高注:“丹水在南阳。”《竹书纪年》帝尧五十八年，“帝使后稷放帝子丹朱于丹水”。《括地志》说丹朱城在邓州内乡西南百三十里。这一切都说明商於之地是华夷等多种文化的交汇融合地带，又是南北文化的边缘地带，楚人正是利用了这一边缘地带多种文化冲突融合的优势，沿袭夏、商、周三代征苗故智，控制丹阳，取道汉水，在丹汉之间的丹阳——荆山崛起，“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开拓进取，发展壮大，最终脱离中原王朝的控制，成为南国的主宰。对此，当代楚学名家也多精彩之论。萧兵先生在《楚辞文化》中指出:“丹阳较可能在三苗疆界的边缘，约当今丹淅二水交汇处，即尧战丹水以服南蛮的地域，为苗蛮最初根据地之一。”“所谓熊绎辟在荆山，以启山林，这荆山如果确在沮漳河地区，那就是向三苗腹地进军的冲锋发起地。这荆山，这丹阳，是楚进入汉江腹地，扩张势力，征服苗黎，建立霸权，创造新文化的‘革命圣地’，是楚国运、楚文化命脉之关键。”^[3]张正明先生在《楚史》中指出:“鬻熊的部众聚居丹阳。这个丹阳应即公元前321年秦楚大战之地的丹阳，在豫西南，因位于丹水之阳而得名。由丹阳西北行入陕东南，过武关，越蓝关，到当时还是西伯的周文王那里去，交通尚称便利。丹阳一带是商朝和周朝鞭长莫及之处，宜耕宜牧的膏腴之乡，使楚人得以苟全于乱世。”^[4]因此，古商於之地是楚国在江汉地区繁荣兴旺的根据地，是楚文化竞相怒放于南国的发祥地。

古商於之地留存有楚文化的遗迹。《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一《山南道》内乡县:“本楚之析邑，后属于秦。”“析水，北自卢氏县界流入，于丹水合，古今谓之析口。”“县城，即楚析县也。”南漳县条记载，“荆山，在县西北八十里。三面险绝，惟东南一隅，才通人径。”荆山在汉水南，虽不在古商於范围之内，但却是楚人早期活动的一个地理标志。在今商州市境内有“楚山”、“楚水”。清毕沅的《关中胜迹图志》卷二十五记载，“商山”，在商州东八十里。《帝王世纪》:“南山曰商山，又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州志》:“自乳山之南，皆曰楚山;自刘谷口以下，丹山之南，山亦皆曰楚山。”楚水，“在商州之南五里。一名南秦川，今名乳水。”《水经注》:“楚水出上络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州志》:“楚水源出秦望山，其色如乳，自黄龙庙口至土门，其渡凡七，名七渡河。又东，经南秦岭下，名南秦川。又东北至三台山东，入于丹水。”明末清初的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一《内乡县》中指出:“自内乡至商州凡六百里，皆古商於地矣。”古商於地的楚文化遗存，印证着楚国当年在此开拓的历史风云。

二、商於与秦国

古商於之地是秦国发展壮大的战略要地。大约在秦孝公之前，商於之地仍是楚国的势力范围。因为此前，秦国刚刚越过秦岭山地，占据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史记·秦本纪》记载，“躁公二年，南郑反。”躁公二年，是公元前441年。秦惠公十三年(前387)，“伐蜀，取南郑。”由此可见，秦国用了五十四年的时间才巩固了在汉水上游汉中盆地的统治，使“南郑”成为秦国跨越秦岭山地挺进汉水中下游和四川盆地的前沿基地和秦岭南部最可靠的政治、军事堡垒。秦献公二十四年(前361)，献公卒，二十一岁的孝公即位。历史呼唤秦国结束内乱，奋发向上，成为能与关东六国抗衡的西部强国。《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面对这样一个落后于关东六国、毫无地位可言的严峻形势，年轻的秦孝公顺应历史潮流，勇敢地担当起了振兴秦国的重任，他决心继承秦穆公的文化遗产和秦献公的强国之策，首先下令求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孝公求贤，商鞅入秦，君臣二人的结合，成为战国历史乃至中华文明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成为秦国由弱到强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在此基础上，置三十一县，迁都咸阳，废井田，开阡陌，统一度量衡，公平赋税，“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完全改变了秦国被边缘化、被夷狄化的不利处境，走入战国列强的核心阵列，登上了历史的前台。接着，商鞅设计出了秦国更加宏伟的发展蓝图，击败魏国，据有山河之险，打开东出的大门，实现穆公的梦想，称霸中原，建立帝王之业。“今君之贤圣，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山河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于是，孝公派商鞅将兵多次击败魏国，魏国被迫割河西之地给秦。秦国终于实现了几代人的梦想，打开了通向中原的大门。在这一过程中，秦国也越过秦岭山地，兵向西南，争夺商於之地。此时的商洛山地险隘被韩国控制，《史记·苏秦列传》记载，苏秦对韩宣王说，“韩北有巩、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商阪之塞”就在商洛境内。《索隐》:“刘氏云‘盖在商洛之间，是秦楚之险塞’是也。”《正义》:“宜阳在洛州福昌县东十四里。商阪即商山也。在商洛县南一里，亦曰楚山，武关在焉。”夺取“商塞”，控制商於之地，就成为秦用兵西南的战略目标。《史记·六国年表》:秦孝公十一年(前352)，“城商塞”。说明此时秦国已控制了商於之地北部的商洛山地，随后也夺取了“丹、淅之会”，即商於南部地区，打通了通向江、汉地区的西南大通道。这样，秦国控制了东进中原的函谷关和南进江汉地区的武关，既可以从两关进兵包围中原，又可以对楚国发起钳形攻势。正因为如此，当商鞅统兵击败魏国，迫使魏国由安邑(山西夏县)迁都大梁(河南开封)后，封商鞅为列侯，“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5]《索隐》:“於、商，二县名，在弘农。”《正义》:“於、商在邓州内乡县东七里，古於邑也。商洛县在商州东八十九里。本商邑，周之商国。”总之，秦国将商鞅封在商於之地，不仅标志着秦国变法成功，由弱变强，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而且标志着秦国完全控制了由关中东进南下的战略要塞函谷关和武关，奠定了统一天下的军事地理基础。

古商於之地是秦国进攻楚国的前进基地。秦国将商鞅封在商於十五邑之地，号商君，完全占据了由关中和中原通向江汉地区的战略要道，使秦国在汉水上游的汉中盆地之外找到了一个钳制楚国汉中郡的前进基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四《商州》条中指出:商州，“《禹贡》梁州地，古商国也。春秋时属晋，战国属秦。州扼秦、楚之交，据山川之险，道南阳东方动，入蓝田而关右危，武关巨防，一举足而轻重分焉矣。《周礼·职方氏》分九州，为商、密之地。《史记》:秦孝公十一年城商塞。曰峣关(见蓝田县，去今州百六十里)，曰武关，曰白羽城(今河南内乡县)，曰苍野聚(在州南)，州为秦东南险塞也。孔颖达曰:四渎江、河为大，商州乃江、河之交也。”由此也证明战国时期秦国控制商洛山区，设“商塞”，对护卫关中、挺进南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商於南部今河南内乡等县历史上归南阳或邓州管辖。邓州，春秋时邓侯国，战国时属楚，秦为南阳郡地。《读史方舆纪要·邓州》记载，“州古所称邓林之险，荀子曰:‘限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今其地西控商洛，南当荆楚，山高水深，舟车辏泊，号为‘陆海’云。秦之末叶，沛公自南阳入武关。后之有事关中者，往往图武关，图武关而州为孔道矣。又自州而南径指襄阳，两驿而近，南北有事，襄、邓为之腰臀”。宋代虞允有言:“邓州襄、汉之藩篱，而实秦、楚之喉嗌也。”由此证明，历史上的商於之地是南北交通要道，又有武关要隘，秦控制商於，楚遂不复振。

古商於之地是秦楚文化交汇之地。商於大地既有楚文化的遗迹，又有秦文化的残存。楚文化的浪漫与秦文化的质实在此有完美的结合。《读史方舆纪要·商州》记载，“上洛废县(即州治)”。春秋时晋地，《左传哀四年》:“楚司马起丰、析以临上洛。”《竹书》:“晋列公三年楚人伐南鄙，至于上洛。”即此。“商洛废县(州东九十里)。古商邑，契所封也。战国时为商於地，盖近南阳之界。秦商君封此，张仪以绐楚怀王也。”相距不到九十里的两座古城，秦、楚文化的遗痕斑斑，宛若天成，更有趣的是发源于商山的同一条河，既名“楚水”，又称“南秦川”，这“楚水”、“秦川”的一河两名，恰好是秦、楚文化交汇的生动写照。《读史方舆纪要·邓州》记载，内乡县境内有淅阳城，在县治西。春楚白羽地，亦曰析。战国时期秦昭王发兵出武关，攻楚取析是也。又有“商於城”，在县西。本秦地，秦孝公封商鞅以商於十五邑是也。又张仪以商於六百里之地诳楚。这两座古城在同一地域，但都有秦、楚文化的岁月留痕。以上四座古城的历史文脉，清晰地显示出，在自古迄今的漫长岁月中，古商於之地不仅是秦、楚之咽喉，是所谓的“秦头楚尾”，更是秦、楚、豫文化的汇融之地，是多元文化荟萃之地。

三、秦楚商於之争

古商於之地位于今陕、豫、鄂三省交界的“金三角”的几何中心，不仅自古以来是黄河文化板块与长江文化板块之间的文化走廊，而且是关中、中原、川蜀、荆楚四大核心地域之间的咽喉要地。战国中后期，强大起来的秦国控制了商於的绝大部分，并且以汉中盆地连接起关中盆地和四川盆地，形成统一全国的战略基地，以商於之地为插入楚国心脏的尖刀，对楚国形成了高屋建瓴、居高临下的战略攻势，秦、楚商於之争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战国中后期，统一天下的天平逐渐偏向秦国一边，秦国在地缘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逐步拥有了完成统一的必备条件。例如苏秦对秦惠王说:“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6]这是商鞅刚刚被车裂后的秦国，已经具有了“天府之国”的称谓和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的条件。秦王嬴政即位后，秦统一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关东诸侯备感压力，燕国太子丹问计于其师傅鞠武，武对曰:“秦地遍天下，威胁韩、魏、赵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殽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余。”^[7]秦国统一进程中曾提出“远交近攻”策略的著名政治家范雎曾对秦昭王说:“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这三位不同时期、不同国籍，不同场合的杰出政治家，对战国中后期秦国日益增强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地理优势的评价则是一致的，证明此时秦强楚弱的局面已经形成，而楚国进一步衰弱的转折点则是完全退出商於之地。

战国中前期，楚国仍然保持着大国的地位，其综合国力一定程度上超过秦国，秦国上下对楚国的实力也不敢小觑。出自商鞅和秦人之手的《商君书》第二十《弱民》记载，“楚国之民，齐疾而均，速若飘风，宛钜铁，利若蜂虿。胁蛟犀兜，坚若金石。江、汉以为池，汝、颍以为限。隐以邓林，缘以方城。”^[8]在秦人的客观认识和主观世界中，楚国是最强劲的对手。《商君书》中的上述描写，似乎来源于荀子的观点。荀子受知于战国最著名的“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曾担任过楚国的兰陵令，是战国诸子中对楚国最了解的思想家。他在《荀子·议兵》中指出:“楚人革、犀兜以为甲，坚如金石;宛钜铁，惨如蜂虿;轻利僄速，卒如飘风;然而兵殆于垂沙，唐蔑死;庄起，楚分而为三四，是岂无坚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汝、颍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限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然而秦师至而鄢、郢举，若振槁然，是岂无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9]荀子的这段话，既全面评价了楚国的综合实力，又明确指出了楚国在强秦进攻下节节失利的主要原因，即“统之者非其道故也”。在秦楚商於之争中，导致楚国战略性失误的关键人物，恰好是最高“统之者”楚怀王。楚怀王客死秦国，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楚国的悲剧。

秦楚商於之争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楚宣王、威王时期(前369－前329)，相当于秦国的孝公时期，是秦、楚在商於的相持阶段;二是楚怀王时期(前328－前299)，大体是秦国的惠文王、武王和昭襄王初期，是楚国完全丧失商於、由盛转衰的阶段;三是楚顷襄王时期(前298－前263)，是秦国昭襄王统治的主要时期，是楚国丧失汉北与上庸重地，走向灭亡的阶段。

楚宣王刚即位时，秦国还是“僻在雍州”，被排除在国际大家庭之外的落后小国，即所谓“诸侯卑秦，丑莫大焉”，而楚国已是有声有色的南方大国。宣王十四年，秦以卫鞅为左庶长，厉行变法，逐步走上了快速崛起之路。宣王三十年，“秦封卫鞅于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10]经过十多年的变法图强，迅速发展起来的秦国军队在卫鞅的统领下，对商於发起了凌厉的攻势，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拉开了南侵楚国的序幕。楚宣王之死，似乎也昭示着楚强秦弱形势的变化。

楚威王二年(前338)，秦孝公去世，秦惠文王即位，商鞅车裂。商鞅之死并不意味着秦国对商於十五邑控制的放松，日益强大的秦国已发展成为与楚国势均力敌的“世界大国”，进一步加强了对商於的攻势和南侵的压力。楚国是关东六国中对秦的强大感受最深、对秦的侵略感受最切的国家，因此，当苏秦合纵抗秦之时，最先说动的是楚国。《战国策》卷十四《楚策》记载，苏秦说楚威王曰:“楚，天下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王也。楚地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汾陉之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秦之所害于天下，莫如楚。楚强则秦弱，楚弱则秦强，此其势不两立。故为王至计，莫如从亲以孤秦。大王不从亲，秦必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若此，则鄢、郢动矣!”苏秦此番说辞的要害，就在最后一句话，秦军出武关，正是凭借商於走廊威慑楚都鄢、郢，使楚国犹如芒刺在背、刀剑在心。因此，楚威王说:“寡人之国，西与秦接境。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秦，虎狼之国，不可亲也。”“寡人自料，以楚当秦，未见胜焉;内与群臣谋，不足恃也。寡人卧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摇摇如悬旌而无所终薄。今君欲一天下，安诸侯，存危国，寡人谨奉社稷以从。”^[11]楚威王强烈的忧患意识，使他认识到必须采取果断的对秦战略，防止强秦占领商於和汉水之北战略要地，下令宛公“昭鼠以十万军汉中”。^[12]十万大军驻扎在楚国汉中郡，说明了楚国上下对商於和汉中军事战略地位的重视。楚国的汉中郡地处汉水中游丹江与汉江交汇处，其郡治是丹阳(地当古均州附近，被淹没在今天的丹江口水库中)，这里既可沿丹江北上增援商於，防范出武关的秦军，控制汉北要地，又可沿汉江西上支持上庸，防范由汉中盆地东下的秦军。^[13]因此，楚国的汉中郡地当鄂西北、陕东南的水陆交通要冲，楚国北面重要关隘“郇阳”就在汉中郡旬阳境内。汉中郡是楚国抗秦的第一道屏障，是汉江中上游的军事要塞。楚威王的果敢行动，使楚在秦楚商於之争中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在丹、汉流域建立起了可靠的国防体系。

楚怀王元年(前328)，秦国惠文君以张仪为相，并开始称王，诸侯相效称王。张仪在秦、楚之间的政治活动，始终以“商於六百里之地”为话题，楚怀王为了魂牵梦绕的祖宗发祥地，轻信张仪，屡屡上当，一误再误，使楚国由盛转衰。一是怀王不如乃父威王那样重用人才。怀王十一年(前318)“苏秦约山东六国共攻秦，楚怀王为从长”。苏秦明显感受到楚国已丢掉了忧患意识，上下充斥着浮夸、虚骄和拖拉之风气。《战国策·楚策》记载，苏秦到郢都后，等了三天才见到怀王。“苏秦之楚，三日，乃得见乎王。谈卒，辞而行。”楚王曰:“寡人闻先生，若闻古人;今先生乃不远千里而临寡人，曾不肯留。愿闻其说。”对曰:“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见帝。”王曰:“先生就舍，寡人闻命矣。”这段话虽然有说客的讥讽刻薄之语，但也透露出楚国外强中干的衰败之兆，所以《战国策·魏策》记张仪对魏王说，“楚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二是怀王没有远大长久的强国战略，最大的失策是没有将巴蜀、汉中与商於之地连成一片，形成楚国坚不可摧的外围屏障。怀王十三年(前316)，巴、蜀两国相攻，各自求援于秦，在这关键时刻秦国内部意见分歧，秦惠王“犹豫未能决”，张仪主张先伐韩，司马错主张先伐蜀，君臣之间热烈讨论，而楚国对巴、蜀的动荡毫不关心，对秦国的战略意图置若罔闻，完全忘记了楚威王的警告:“秦有举巴蜀、并汉中之心。”后来，秦惠王采纳了司马错的意见，“卒起兵伐蜀”，“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矣。”^[14]灭蜀之后，秦又乘胜兼并了巴国。吞并巴蜀，不仅大大提升了秦国的综合国力，而且在河、渭与江、汉的上游，利用关中、汉中、蜀中三个盆地的二级阶梯居高临下的优势，建立起了虎视关东三级阶地诸侯的战略基地。正如《战国策·东周策》中所云:“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齐、楚、三晋之命。”最致命的是楚国，秦取巴蜀，其势如拊楚人之背，完成了自西四面包抄楚国的战略。秦王可以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积甲宛，东下随，智者不及谋，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持天下之攻幽谷，不亦远乎!”^[15]“楚人拒巴蜀而远之，秦人取巴蜀而有之，一失一得，已经预示了楚败秦胜的终局。”^[16]三是轻信张仪，因商於之地而改变了齐、楚联盟大战略，陷入内外交困之险境，成身死敌国之悲剧。秦并巴蜀之后，最大的政治就是拆散楚、齐联盟，各个击破。秦惠王将这一重任交给了对怀王君臣颇有研究的张仪。怀王十六年(前313)，《史记·楚世家》记载，“秦欲伐齐，而楚与齐从亲，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张仪免相，使张仪南见楚王。”目光短浅的怀王对张仪颇为欣赏，《史记·张仪列传》记载，楚怀王闻张仪来，虚上舍而自馆之。曰:“此僻陋之国，子何以教之?”仪说楚王曰:“大王诚能听臣，闭关绝约于齐，臣请献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为大王箕帚之妾，秦楚娶妇嫁女，长为兄弟之国。此北弱齐而西益秦也，计无便此者。”楚王大悦而许之。对于怀王与张仪之间不可思议的欺诳纠葛，《史记·楚世家》的记载，更能说明怀王甘愿上当受骗的心态。“王为仪闭关而绝齐，今使使者从仪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如是则齐弱矣。是北弱齐，西德于秦，私商於以为富，此一计而三利俱至也。怀王大悦，乃置相玺于张仪，日与置酒，宣言吾复得吾商於之地。”此时，“正道直行，竭忠尽智”的屈原被怀王流放在外，阿谀之徒充斥怀王左右，对于怀王的决策，“群臣皆贺，而陈轸独吊。怀王曰:‘何故?’陈轸对曰:‘秦之所为重王者，以王之有齐也。今地未可得而齐交先绝，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国哉，必轻楚矣。且先出地而后绝齐，则秦计不为。先绝齐而后责地，则必见欺于张仪。见欺于张仪，则王必怒之。怒之，是西起秦患，北绝齐交。则两国之兵必至。臣故吊。’楚王弗听，因使一将军西受封地。”骗局被陈轸戳穿，但怀王却执迷不悟，“贪而信张仪”。事情的发展正如陈轸所料，张仪带着怀王的相印、财宝和信任回到秦国后，假装醉酒坠车，称病不出三月，等到楚国彻底与齐绝交，齐、秦达成秘密协议之后，才上朝见楚使说:“臣有奉邑六里，愿以献大王左右。楚使者曰:臣受令于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闻六里。还报楚王，楚王大怒，发兵而攻秦。”^[17]怀王十七年(前312)春天，秦、楚战于丹阳。楚军主帅为大将军屈匄，副帅为裨将军逢侯丑。秦军主帅为庶长魏章，副帅为惠文王异母弟庶长樗里疾和大将甘茂。二位副帅皆足智多谋，樗里疾更是秦国著名的“智囊”，秦人谚曰:“力则任鄙，智则樗里。”由此可见，秦、楚双方都高度重视此次战争，秦国更胜一筹，志在必得。战场丹阳地当丹、淅之会，是楚国的边防前沿，是商於之地的核心地带。因此，这一战事关楚国西北边防的安全和商於的存亡。结果如《史记·楚世家》记载，“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虏我大将军屈匄、裨将军逢侯丑等七十余人，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史记·秦本记》则记载，“庶长章击楚于丹阳，虏其将屈匄，斩首八万，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置汉中郡。”实际上包括“丹阳”在内的商於之地，是楚国汉中郡管辖的范围。《史记·屈原传》记载，“怀王怒，大兴师伐秦。秦发兵击之，大破楚师于丹、淅，斩首八万，虏楚将屈匄，遂取楚之汉中地。”《史记·张仪列传》:“楚尝与秦构难，战于汉中，楚人不胜，列侯执珪死者七十余人，遂亡汉中。”《索隐》对汉中的注解颇具价值，“其地在秦南山之南，楚之西北，汉水之北，名曰汉中。”秦楚丹阳之战是楚国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楚国的北部精锐之师甲士十万，有八万被歼，七十余名高级将领战死。这是战国中后期除秦、赵长平大战之外，死伤最惨烈的一次大战，楚国从此节节败退，任人宰割。秦国在丹阳之战中获胜并非偶然，战前秦国已兼并巴蜀，试图通过这一战将巴蜀、汉中盆地和楚汉中郡连成一体，构成对楚西、北两面的半圆形包围圈;为了实现战争意图，除了调集精兵强将外，甚至还乞求神灵的力量，在战前勒石为《诅楚文》，历数楚怀王的罪状，痛斥其“无道”、“甚乱”、“暴虐”、弑孕妇、拘叔父，背盟发兵，欲伐我社稷，灭我百姓，央求大沈厥湫、巫咸、亚驼三位神灵帮助秦人“克剂楚师”。^[18]此后，从怀王十八年到二十九年，秦、楚围绕以商於为核心的汉中部分地域的归属问题还进行过多次较量，怀王再次受欺于张仪，更受骗于年轻的秦昭王，被挟持到咸阳，客死异国。张仪的狡诈，怀王的愚鲁，成为后人嘲弄嗟叹的题材。唐人崔道融《楚怀王》:“六里江山天下笑，张仪容易去还来。”唐人徐夤作《楚国史》诗云:“六国商於恨最多，良弓休绾剑休磨。君王不剪如簧舌，再得张仪欲奈何?”为了收回商於这块祖宗发祥之地，怀王的执著令人感佩!而将收回失地的希望寄托在大小骗子的谎言上，怀王的愚鲁让人憎恶!

楚顷襄王元年(前298)，秦人胁迫怀王割让巫郡、黔中郡的阴谋未能实现，于是发兵击楚。《史记·楚世家》记载，“秦要怀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应秦，秦昭王怒，发兵出武关以攻楚，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而去。”《正义》引《括地志》云:“邓州内乡县城本楚析邑，因析水为名也。”这说明武关外的部分商於之地仍在楚国控制之下，所以秦国采取了不断蚕食的策略。顷襄王三年公元纪年，怀王死于秦国，秦不得已归怀王之丧于楚国，“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魂兮归来哀江南”。顷襄王七年公元纪年迎娶秦女为夫人，直到十四年公元纪年，秦、楚虽斗争不断，但维系和亲之谊。顷襄王十六年(283)，两次与秦昭襄王在汉水中游相会，第一次在汉水南的鄢邑(今湖北宜城县)，第二次在汉水北的穰邑(今河南邓县)，更靠近商於之地。此时楚国一位杰出的猎人对顷襄王说:“今秦破韩以为长忧，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无功，击赵而顾病，则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汉中、析、骊可得而复有也。”^[19]由此可知，楚国有着收复汉中、商於之地的民意基础，这也正是衰弱的楚国仍能与强秦周旋的社会力量。在这位猎人的鼓动下，顷襄王十八年，派使者到北方去，谋合纵以伐秦。顷襄王十九年(前280)，“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20]《正义》说:“谓割房、金、均三州及汉水之北与秦。”这一记载常被人们所忽视，实际上这是楚国全面退出汉水中上游的标志性事件，说明楚国世代经营的汉北与汉南基地全线崩溃，拱手将商於之地给了秦国，楚国西北边疆门户洞开，郢都沦陷将接踵而至。“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21]

如果说汉水中上游是东西横亘在秦巴腹地和荆山、丹阳之间的一张弓，那么以丹江为轴心的商於之地则是楚国射向秦国的利箭，二者相互借力，确保了楚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和鄢、郢等旧都、新京的安定。因此显示了楚国进取的活力和蓬勃向上的锐气。《战国策·楚策》记载，张仪相秦，谓昭雎曰:“楚无鄢、郢、汉中，有所更得乎?”曰:“无有!”因此，丹、汉防线是楚国的生命线，商於之地则是楚国的命门和国魂之所在。《史记·张仪列传》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秦要灭楚，关键在据商於之地，突破丹、汉防线。“秦举甲出武关，南面而代，则北地绝。”《正义》说:“楚之北境断绝”。楚顷襄王十九年，“割上庸，汉北地予秦。”楚之北境彻底断绝，“商、於、析、郦，宗胡之地，夏路以左，不足以备秦。”^[22]导致防御强秦的战略体系全面崩溃，在不到三年间，繁华的郢都和江、汉地区富饶的国土大片沦陷，楚国的政治中心被迫由江、江地区转移到江、淮地区，命悬一线，日薄西山!

四、小结

战国时期的“商於之地”位于陕、豫、鄂三省交界处的“金三角”几何中心，在陕西东南部近河南西南部，“自内乡到商州凡六百里，皆古商於地矣”(顾祖禹语)，这里是黄河文化板块与长江文化板块的接合部;是南北文化交流的走廊;这里是秦国与楚国争夺的战略焦点，是秦统一全国的战略支点;秦、楚商於之争，从楚宣王三十年(前340)“秦封卫鞅于商，南侵楚”开始，到楚顷襄王十九年(前280)，“割汉北、上庸地予秦”结束，前后大约六十年时间。

(一)古商於之地是楚族、楚国、楚文化的发祥地。楚人在此吸收了中原华夏文化与苗蛮文化的精华，携南方多种文化杂合的优势，在丹江流域崛起，由丹汉地区走向江汉、江淮大地。因此，商於之地是楚国创造新文化的“革命圣地”。“则知丹、淅一带，实为古代形胜之地。”^[23]

(二)古商於之地是秦国的战略要地、前进基地。秦国由“僻在雍州”的西陲小国发展成为“乡邑大治”核心强国，其转折点就是秦孝公与商鞅的变法，秦国将商鞅封在商於之地，不仅标志着秦国变法成功，而且标志着秦国南下武关、统一天下的新时代的开始。

(三)古商於之地是秦、楚文化交汇之地。商於大地既有楚文化的遗留，又有秦文化的残存。楚文化的浪漫与秦文化的质实在此有完美的结合，发源于商山的同一条河，既名“楚水”又称“南秦川”，这“楚水”、“秦川”的一河两名，恰好是秦、楚文化交汇的生动写照。

(四)古商於之地是秦、楚两国统一战略的焦点。秦、楚对商於之地的争夺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阶段:楚宣王、威王时期是相持阶段;楚怀王时期双方争夺最为激烈，是楚国由盛转衰的阶段;楚顷襄王时期，是楚完全丧失上庸、汉北地，走上衰败灭亡的阶段。(www.xing528.com)

(五)古商於之地争夺中最大的战争是丹阳之战。楚怀王被张仪欺骗，轻易放弃了齐楚联盟的大战略，将楚国引入了孤立无援的险境，不仅未能得到商於六百里地，而且贸然发动丹阳之战，导致八万多甲士丧生，使楚国一蹶不振，“六国商於恨最多”。

(六)古商於之地争夺中楚国是最终失败者。秦、楚商於之争中楚国的失败，不仅丧失了商於之地，而且丹、汉防御体系的崩溃，导致了楚国的大片国土沦丧和快速衰败;秦国在商於之争中取胜，将巴蜀、汉中连为一体，进一步巩固了统一全国的战略基地，“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因此，商於之争是秦、楚盛衰的重要转折点。

【注释】

[1]石泉:《齐梁以前古沮、漳河源流新探》，《武汉大学学报》，1982年第1、2期。

[2]安金槐:《商代的楚文化遗存及其有关问题》，河南省考古学会《楚文化研究论文集》，中州书画社，1983年版。

[3]萧兵:《楚辞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2页。

[4]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5]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767页。

[6]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772页。

[7]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68页。

[8]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61页。

[9]孙安邦:《白话荀子》，三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9页。

[10]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08页。

[11]刘向:《战国策·楚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225、235页。

[12]刘向:《战国策·楚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225、235页。

[13]梁中效:《楚国汉中郡杂考》，《陕西理工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14]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00页。

[15]司马迁:《史记·苏秦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792页。

[16]张正明:《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17]司马迁:《史记·张仪列传》，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803页。

[18]姜亮夫:《秦诅楚文考释》，见《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19]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14页。

[20]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99年版，均见第1417页。

[21]司马迁:《史记·楚世家》，中华书局，1999年版，均见第1417页。

[22]司马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427页。

[23]吕思勉:《中国民族史两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