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陵原
五陵原从自然地理的视角看，不是一个独立的地理单元，它位于渭北高原与渭河谷地的过渡地带。然而，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五陵原却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它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的卫星城市群而引起世人的广泛关注。西汉王朝定都长安，就把长安西北的五陵原作为帝王陵墓区进行规划布局和建设，并按照“事死如生”的原则，修建高大的覆斗形陵冢，规模宏伟的陵园、寝殿、便殿等各种礼制建筑，对历代祖先进行供奉祭祀。同时，每个帝陵周围都有皇亲国戚以及文臣武将的陪葬墓，少则十多座，多则数十座，因此形成了气势磅礴的帝王陵墓群。1957年咸阳地区文物普查时，保存在咸阳原地面的古陵墓封土堆就有八百余座。[1]目前，从西向东存在于地面的帝陵及陪葬墓仍有二百六十余座，丘冢垒垒，蔚为壮观，被中外游人称誉为中国式金字塔群和天然的历史博物馆。五陵原从西向东，依次分布有九座西汉帝陵，其中武帝茂陵、昭帝平陵、惠帝安陵、高祖长陵、景帝阳陵设置陵邑，建立县治，进行供奉祭祀和管理，这就是五陵原名称的由来。
五陵原在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称谓。曾经有毕原、咸阳原、咸阳北阪、始平原、石安原、洪窦原、五陵原等。《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三·陕西二·咸阳县条注云:毕原在县北五里。亦谓之咸阳原。《诗》注:毕，终南山之道名也。《书》注:周公葬于毕原。南北数十里，东西二三百里，亦谓之毕陌。《通典》曰:文王葬毕。初王季都之，后毕公高封焉。又武王及成康亦皆葬此。《县志》云:渭水经城南、九嵕、甘泉诸山控城北。毕原即九嵕诸山之麓也，亦谓之咸阳北阪。汉武又更名为渭城北阪。王氏曰:毕原无山川陂湖，井深五十丈。秦谓之池阳原。汉曰长平陂。石勒建县于此，又名石安原。《志》云:今长安县西南二十八里有毕原。又云:毕原，在泾阳县南十里。
五陵原作为专用地理名称，最早出现于唐代。僧皎然在《和裴少府怀京兄弟》中写道:“宦游三楚外，家在五陵原。凉夜多归梦，秋风满故园。北书无远信，西候独伤魂。空念青门别，殷勤歧路言。”[2]其实，五陵原作为一个人文地理概念在东汉时期已经非常响亮，如班固在《西都赋》里写道，“若乃观其四郊，浮游近县，则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黼冕所兴，冠盖如云，七相五公。”[3]李贤注云:“杜、霸谓杜陵、霸陵，在城南，故南望也。五陵谓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在渭北，故北眺也。并徙人以置县邑，故云名都对郭。”张衡在《西京赋》中也提到，“若其五县游丽辩论之士，街谈巷议，弹射臧否，剖析毫厘，擘肌分理。”李善注曰:五县谓五陵也。长陵、安陵、阳陵、茂陵、平陵，谓五陵也。[4]唐代及其以后的历史时期，有关五陵人物及其五陵原状物写景的诗句不绝于耳。如唐崔颢的“五陵花柳满秦州”，白居易的“五陵少年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杜甫的“五陵裘马自轻肥”;北宋刘筠的“百尺青楼大道边，五陵游骑骁翩翩”;南宋苏籀的“五陵少年铜乳臭”;元赵雍的“五陵衣马恣轻肥”;明唐寅的“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清张大森的“秦宫粉黛假，五陵尽荒渺”;近代外交使者符浩也做诗吟咏道，“五陵少年游侠地，六国台轩化九畴”。可见五陵原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人文区域，其中的历史人物和人文景观千百年来一直被人们所关注。除此之外，五陵原上还有唐李炳的兴宁陵、武则天之母杨氏的顺陵、秦咸阳宫殿建筑基址等，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二、司马迁的祖籍是五陵原
司马迁虽然出生于今陕西省韩城市，但是根据史书记载，他的祖籍应是五陵原上的程邑，即程伯国的封地。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多次提到他的祖上是有悠久历史的史官世家，可能是为了追溯其史官世家渊源的缘故。《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卷七十云，“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后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索隐:今总称程伯休甫是重黎之后者，凡言地即举天，称黎则兼重，自是相对之文，其实二官亦通职。然休甫则黎之后也，亦是太史公欲以史为己任，言先代天官，所以兼称重耳。正义引《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阳东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索隐案:司马，夏官卿，不掌国史，自是先代兼为史。
《太史公自序》中继续写道，“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集解:张晏曰:“周惠王、襄王有子颓、叔带之难，故司马氏奔晋。”晋中军随会奔秦。索隐:案左氏，随会自晋奔秦，后乃奔魏，自魏还晋，故《汉书》云会奔秦魏也。实际上，司马迁一族正是司马氏奔秦的一支。如司马错、司马靳、司马昌、司马无泽、司马喜等。这是司马迁在自序中第一次提到自己的史家渊源。
自序中第二次是这样说明自己史家渊源的。“……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孔子脩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
从以上自序及其索隐、正义等文字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出:
(一)司马迁为了追溯自己的史学世家渊源，认为五帝时代的重黎就是自己的远祖，而且世代职典天地历时之事。
(二)到西周时期，程伯休甫是有史记载的司马氏的先祖。宣王在位时，周公和召公辅政，整饬政务，诸侯来朝，史称“宣王中兴”。周宣王在国力有所恢复之后，曾亲自领兵征伐东南方的淮夷，程国的国君程伯休甫也参加了这次战争。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大雅·常武》篇记载了这场战争，写道:“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甫。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处，三事就绪。”诗句的意思是，周宣王亲自领兵征伐时叛时服的淮夷，派遣大臣尹吉甫为使者任命程伯休甫为大司马。让他在左右摆布阵势，监戒军队。程伯休甫随周宣王出征，在对淮夷的战争中建立了显著的功勋。后来程伯休甫到达都城镐京，在朝廷中担任大司马，封地改在咸阳原的程邑，位于今天咸阳市渭城区窑店镇白庙村。
(三)从《括地志》、《太平寰宇记》、《陕西通志》等文献记载看，程邑就是西汉惠帝安陵邑所在地，而安陵邑就位于五陵原上。
(四)司马谈在临终之际，再次向司马迁证实自己的祖先是事典史记的世家，周室史官，并要求司马迁继承史家传统，以周公和孔子为典范，续写孔子以后五百年左右的历史，不辜负自己的期望，以显功名于后世。司马迁明确表示要继承先父的遗志，完成“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五)《元和姓纂》载:“司马，重黎之后，唐虞夏商，代掌天地。周宣王时，裔孙程伯休甫为司马，克平徐方，赐以官族。在赵者曰凯，以传剑论知名，蒯瞆其后也。在秦者司马错，孙靳，靳孙昌，生无泽，无泽生喜，喜生谈，太史公，生迁，汉中书令。”《新纂姓氏笺释》云:“司马，河内郡，支出程氏。周，程伯休甫为周司马，以官为氏。”这些资料都说明司马氏的远祖出自于咸阳五陵原的程邑。
三、司马迁著《史记》亦在五陵原
《太史公自序》云:“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索隐引《博物志》云:‘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历始改，建于明堂，诸神受纪。”(www.xing528.com)
从《太史公自序》及其索引可以看出，司马迁虽然在太初元年开始撰写《史记》，但其基本知识的积累，特别是古文的基础知识是在茂陵邑显武里读书打下的。近代学者王国维认为司马迁十岁前在家乡读书。他在《太史公行年考》中说:“五年乙巳，十岁。案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索隐引刘伯庄说，谓即左传，国语、世本等书是也。考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是时当已入官。公或随父在京师，故得诵古文，自是以前，必已就闾里书师受小学书，故十岁能诵古文。”
郑鹤声先生认为司马迁六岁后住茂陵诵读。他著的《司马迁年谱》写道，“武帝建元元年辛丑(前一四○)六岁时，(一)父谈仕为太史公。(二)迁随父至京，住茂陵，诵读。案:迁自父谈未仕以前，乡居龙门，以耕牧为业，至父谈为太史公，乃随至京师长安，住茂陵。”《年谱》在七岁至十九岁的十三年中，均书:“当随父至京，住茂陵诵读。”
《史记》研究专家吉春先生曾经专门到陕西省兴平市一带进行实地考查。他认为，司马迁的故居茂陵邑显武里位于今天兴平县西吴乡豆马村一带。尽管茂陵邑显武里的位置目前还不十分确定，但在兴平一带是没有疑问的。
《太史公自序》云:“于是论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司马迁是在担任太史令以后，是在父亲司马谈的基础上开始撰写《史记》的。天汉二年，即公元前99年，司马迁著《史记》约七年时间，却遭遇李陵之祸。进而接受宫刑，身心受到极大创伤。但是受历史上奋发作为的名人的影响，司马迁还是忍受屈辱，初步完成了《史记》的初稿，起于黄帝，止于汉武帝。
司马迁接着在自序中写道:“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司马迁在初稿的基础上，不断充实，并根据具体内容，进行条分缕析，这样，使得《史记》在体例上，创造了我国历史上纪传体的先例，改变了过去史书记言记行的不足。
索隐: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索隐:以俟后圣君子。此语出公羊传。言夫子制春秋以俟后圣君子，亦有乐乎此也。集解骃案卫宏汉书旧仪注曰: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迁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从自序及索隐、集解等记载看，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期间，先后担任朝廷的太史令及中书令。
太史令也称太史，官职名，传夏代末已有此职。西周、春秋时太史掌管起草文书，策命诸侯卿大夫，记载史事，编写史书，兼管国家典籍、天文历法、祭祀等，为朝廷大臣。秦汉设太史令，职位渐低，只有六百石俸禄。中书令，汉武帝时以宦官担任，掌传宣诏命，随皇帝出行等。司马迁被刑后，担任此职。西汉后期改为中谒者令。不管是太史令还是中书令，都是朝廷命官，国家历法的制定、颁布，史籍的记录整理，皇帝的出入巡行等等活动，太史令或者中书令都要参与其中。所以，司马迁不可能在朝廷官府专心潜志地去写《史记》，而是利用他的工作方便，大量搜集整理有关《史记》的材料，并将这些材料加以分类整理，粗略地形成文稿，只有在茂陵邑显武里的家里，才能够精心加工润色，甚至条分缕析，认真撰写。
再者，《史记》是一部私人撰写的史书，不是官修史书，司马迁只是完成父亲的遗愿和自己的使命。而且，《史记》完稿后，他也不能直接将自己的成果报告朝廷，只能是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以俟后世君子。
另外，从索引等资料看，司马迁有关景帝、武帝的过失在史记上有所披露，使得武帝大发雷霆，甚至将司马迁下狱致死。最后，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将自己家保存的副本公之于世。据《汉书·杨敞传》载:“敞子忠，忠弟恽，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侏儒。”王国维云:“《史记》一书，传播最早，《汉书》本转，迁既死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杨恽自幼勤学，喜欢阅读外祖的《史记》，并把它广为传播，在宣帝时，他揭发霍光子孙谋反有功，当上中郎将，被封为平通侯。杨恽说话像司马迁那样正直，得罪了太仆戴乐长，被免官，后来，他给孙会宗写信，发泄怨言，宣帝大怒，下诏将他腰斩。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司马迁的《史记》的写作主要是在五陵原的茂陵邑显武里，也就是在自己家里写作完成的。
【注释】
[1]《咸阳市文物志》，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500页。
[2]《杼山集》卷一，《全唐诗》卷816－30。
[3]《汉书·班固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
[4]萧统:《文选》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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