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政局统一未久，八王之乱与龙虎山张盛的故事

二、西　晋

佛教思想直接影响吾国思想家，当始于晋。此与朱士行、竺法护二人有重要关系。

于汉末所译的佛经，仅侨民及个别汉人重视之。“正始之风”既起，乃有尚虚的玄学家，开始注意佛教的般若类。故佛教思想之能浸长于吾国思想家，主要始交于玄学。当时了解所译般若类典籍的思想，远远不敌老庄思想的完备与精深，唯佛教思想未能自圆其说，所以引起朱士行、竺法护二人于魏末西出求经。当竺法护回国译经（时在公元266—308年），朱士行求得《放光般若》译出（时在公元291年），般若思想方初步有比较正确的概念，始可与玄学交流。其时政局魏已归晋，然西晋统一未久，即有八王之乱。于思想中，正当玄学与佛教般若的交流。

凡正始玄学尚老崇无，西晋由元康而永嘉，其玄放狂而终于尚庄崇有。然崇有当自养生始，故玄学之所谓有，宜以确信有长生不死的神仙。故同时的王弼（226—249）与嵇康（223—262），已具玄学之有无。若竺法护（231—308）的年龄，虽略小于王、嵇，幸有七十八岁的高寿，故能因时而任译经宏法之愿。其回国译经，始于泰始二年（266），其时王、嵇皆死，在政治上刚演完再次禅让的残酷闹剧，表面暂呈平静局面，恰好能大量译出大乘佛典。凡属方等类的般若、宝积、华严、法华、大集等，皆能初具规模，特别宣传《法华经》，最重要的概念在以大摄小。

至于朱土行命弟子弗如檀带回的《放光般若》，辗转由无罗叉和竺叔兰译出于永平元年（291）。是时晋武帝已死，晋室内乱的条件已成，而民间信佛的情绪与日俱增。且不论是经的内容，因其来之非易，即能令人尊信之。道安记此经译出后，中山（今河北定县）支和尚遣人到仓垣断绢写之，持还时，中山王及众僧城南四十里幢幡迎经。此热烈的情况，犹百年前笮融时的继续，亦为后代迎佛骨的雏形。而佛教的信徒至西晋而盛，此与道教的分裂有关。(www.xing528.com)

初因黄巾的失败，黄老道的幸存者，自然归诸五斗米道。张鲁卒于魏，尚能保存其信徒，然由魏而晋，当受政局的影响。犍为民陈瑞自称天神，于咸宁三年被刺史王浚诛，犍为属二十四治中，可见其为五斗米道。更由鲁之后代迁出阳平治而移居江西龙虎山，或亦不得不迁。且张盛初至龙虎山，时在西晋末永嘉间，与鲁是否父子尚有可疑，况盛在当时已非道教主流。其主流上下二分，其上逐步结合神仙家，重视医药、修炼。以所存的道经言，由《参同契》而《黄庭经》，结合外丹形成葛洪（283—363）的思想。此支发展初则独立自炼而不卷入农民革命，继则且仇视农民革命，故魏夫人《上清经》与葛洪的道，教义又不同。其下仍坚持《太平经》辨证君臣的思想而为农民革命所利用，此见五斗米教实与黄巾同源。若与佛教思想相互影响者，主要属于其上一支。此支在东晋百年间，因佛教结合大小乘而道教亦与玄学相结合，方能正式形成三洞四辅的道教教义。唯西晋时的道教分裂，促使佛教信徒激增而足与道教相对抗。

若晋武帝之死，其后杨氏之父骏，被惠帝后贾氏所杀，此造成元康之清谈，不能不变正始之风为放狂。若裴"斥王衍、乐广而崇有，是之谓“需于泥，致寇至”。儒家礼法，不可不破，此时尚不宜论儒家之有。迨元康而永康，赵王司马伦又杀贾后而引起连续十一年的八王之乱。其间东瀛公司马腾招收鲜卑人与乌桓人，成都王司马颖反求匈奴左贤王刘渊起兵，此所以成五胡乱华的形势。凡渊自据离石称汉王六年（304—309）而死，翌年子聪继位，即攻陷洛阳掳晋怀帝。晋军更立愍帝于长安，又为渊族子曜攻陷长安而掳之，西晋遂亡。

更考竺法护译出大量大乘佛典后的影响，就是与老庄思想的概念日在交流，名僧名士之不断往来，正有此共同语言。故玄学由元康之狂妄而成永嘉之尚庄崇有，实受佛教般若思想之刺激，且玄学之整个变化，已尽于老庄之有无，故晋而东，名士之思想已不敌名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