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同契》的作者和成书年代──详解

《参同契》作者及成书年代考

《参同契》一书，在我国文化史中，今当属于科技史，有其特殊地位，且有现实的意义。而对其成书及流传的原委，尚未见全面的考核，对其内容的理解，尤多恍惚。因综合前人之说以考核之，要在能明辨全书之旨。然近二千年来变化情况殊复杂，此文仅考核《参同契》的作者及成书时间。

《周易参同契通真义》三卷，《四库提要》曰：“诸家注《参同契》者，以此本为最古。”此见已成定论，因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迄今，未能发现早于此本之《参同契》。故凡论《参同契》者，必以此本为主。今据明正统十年（1445）刊成的道藏本，注者自署为“朝散郎守尚书祠部员外郎赐紫金鱼袋昌利化飞鹤山真一子彭晓注”。晓字秀川，永康人，任后蜀孟昶。宋正一道士陈葆光撰集《三洞群仙录》，引成都景焕所撰《野人闲话》云：“祠部员外郎彭晓，字秀川，自号真一子。常谓人曰：‘我彭篯之后，世有得道者。余虽披朱紫，食禄利，未尝懈怠于修炼。去作一代之高人，终不为下鬼矣。’宰金堂县，则恒骑一白牛于昌利山往来，有会真之所，往往有白鹤飞鸣前后。晓注《阴符经》、《参同契》。每符箓，谓之铁扇子，有疾病者，饵之则愈。”读此可略见彭晓之情况。自署中“化飞鹤”三字，亦知其所指。晓既事修炼，宜其详读《参同契》而注之。于全书分三卷为九十章，三卷当为原次，九十章晓所分。计上卷分四十章，中卷分三十八章，下卷分十二章，每章各取章首数字为章名。九十章外，尚有《鼎器歌》自为一章，末有赞序。晓注毕而总作《明镜图诀》，列八环明二象以喻全书之旨。自序于“孟蜀广政十年岁次丁未九月八日”（947）。此分章而注之，加《明镜图诀》以明之，皆属彭晓所理解之《参同契》，有其心得而不可认为是《参同契》之本义。自此本后，注《参同契》者甚多，不乏有发展其理论者，亦多考核其原委者。合而言之，须了解《参同契》的作者情况及其内容。于文献已无他本，不得不准此九十一章原文，然不必为分章所限。于个别文字的订正，他家采晓本时殊多出入，宜斟酌取用。且考核原委时，决不可舍此文献而空评前人观点之是非。

下录“会稽鄙夫章第八十八”、“务在顺理章第八十九”、“审用成物章第九十”。

会稽（郐国）鄙夫，幽谷朽生。挟怀朴素，不乐欢（落权）荣。栖迟僻陋，忽略利（令）名。执守恬淡，希时安平。晏然闲居（远客燕间），乃撰斯文。歌叙大易，三圣遗言。察其旨（所）趣，一统共伦。（八十八章）务在顺理，宣耀精神。神化流通，四海和平。表以为历，万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繁。引内养性，黄老自然。含德之厚，归根返元。近在我心，不离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长存。配以服食，雌雄（雄雌）设陈。挺除武都，八石弃捐。（八十九章）审用成物（功），世俗所珍。罗列三条，枝茎相连。同出异名，皆由一门。非徒累句，谐偶斯文。殆有其真，硌砾可观。使予敷伪，却被赘愆。命《参同契》，微览其端，辞寡意大，后嗣宜遵。委时去害，依托丘山，循游寥廓，与鬼为邻。化形而仙，沦寂无声，百世一下，遨游人间。陈敷羽翮，东西南倾，汤遭厄际，水旱隔并。柯叶萎黄，失其华荣。吉人相乘负，安稳可长生。（九十章）（按：文录自道藏本，括号中字录自朱熹考异本。）

此三章实为一文，乃魏伯阳的自序。彭晓为之三分，文旨混乱，精义晦涩，全文不可卒读。此证晓于《参同契》的原委，毫无所知，今依文义为之分段：

首至“乃撰斯文”十句为第一段，自述作此书之目的，“希时安平”，实为全书之旨。以下分三小节，明全书有三种内容。其一自“歌叙大易”至“行之不繁”十二句，所以明大易；其二自“引内养性”至“可以长存”八句，所以明黄老；其三自“配以服食”至“世俗所珍”六句，所以明服食。继以“罗列三条”至“皆由一门”四句，所以总结以上三小节，明三种内容之同出一门。计自“歌叙大易”至“皆由一门”共三十句为第二段，义明同此三种内容，庶几可望“安平”。以下“非徒累句”至“后嗣宜遵”十句为第三段，所以明命书名为《参同契》，且贵实践而切忌执文。最后自“委时去害”至“安稳可长生”十六句为隐语，实自署名字。宋末俞琰（1258—1324？）已猜得三字，凡四句射一字，委邻鬼为魏，百下一加人为伯，陈去东汤去水隔并为阳；最后四句或猜作歌字尚不切，好解字谜者可一思之。且最末二句为五字，似未是；以全文观之亦当为四字，或作“各相乘负，安稳长生”，可备一说。又“乘负”二字得自大易无疑，《解》：“六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象》曰：“负且乘，亦可丑也。自我致戎，又谁咎也。”《周易·系辞上》：“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此节文辞，魏氏必已熟读，宜用“乘负”二字。

由上原文，可确证《参同契》为魏伯阳撰，且用四字句“谐偶斯文”。继之当详考魏伯阳之一切，庶可了解《参同契》之内容。

考彭晓之序，既据葛洪《神仙传》，尚另有所据于旧闻。综合言之，谓魏氏之学：“不知师授谁氏，得古文《龙虎经》，尽获妙旨。乃约《周易》撰《参同契》三篇。未尽纤微，复作《补塞遗脱》一篇，继演丹经之玄奥。所述多以寓言借事，隐显异文。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于后汉孝桓帝时，公复授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此旧闻自桓帝（147—167在位）传至彭晓约已八百年，当知其是否属实，且非仅魏氏一人，宜并考徐从事与淳于叔通。

当彭晓前，唐玄宗（712—756在位）时《参同契》已流传于蜀，有绵州昌明县令刘知古著《日月玄枢篇》，所以论《参同契》之旨。其言曰：“抱朴子曰：‘魏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篇，假大易之爻象以论修丹之旨。’玄光先生曰：‘徐从事拟龙虎天文而作《参同契》上篇以传魏君，魏君为作中篇传于淳于叔通，叔通为制下篇以表三才之道。’《参同契》者，参考三才，取其符契者也。”（见《道枢》中录存的《日月玄枢篇》）此引抱朴子之言，本诸《神仙传》，若玄光先生之说未知所本，而彭晓之言与之略同，唯徐从事和魏伯阳的授受不同，可能在师友之间。以历代书目观之，《唐书·经籍志》始著录《周易参同契》二卷，《周易五相类》一卷，皆魏伯阳撰。若刘知古读时，当然未分九十章，极可能所谓三篇即《唐志》之三卷，似即彭晓本的三卷。卷上、卷中为《参同契》，卷下为《五相类》。然晓之注对此有不同的见解，其注曰：“晓按：诸道书或以真契三篇，是魏公与徐从事、淳于叔通三人各述一篇，斯言甚误。且公于此再述《五相类》一篇，云‘今更撰录《补塞遗脱》’，则公一人所撰明矣。况唐蜀有真人刘知古者，因述《日月玄枢论》进于玄宗，亦备言之，则从事笺注淳于传授之说，更复奚疑。今以四篇统分三卷，为九十章，以应阳九之数也。”考晓之分章皆以意而言，由魏氏之自序，已见其一斑。故晓之功，贵能保存旧文献，且所作《明镜图诀》尚有所得，若对于魏氏与徐从事、淳于叔通之情况及成书之始末，可云一无所知。然于诸道书所保存之古义，竟以意否定之，实不足为训。且亦提及刘知古，然又未用《日月玄枢篇》所引及之说，可证诸道书当属唐以前，三篇各为一人所撰，必有所据。自晓起认为凡《参同契》之言皆出魏氏，未免武断。且晓亦信徐从事有笺注，唯淳于叔通是否有注，所见始不同。晓据《五相类》认为亦属魏氏之言，尚合文义。然下卷中非仅《五相类》一篇，故晓之断言仍未可信。

至于魏氏、徐从事、淳于叔通三人之关系，可取唐以前古文献《真诰》为证。《真诰》卷十二中言及徐与淳于：“定录府有典柄执法郎是淳于斟，字叔显（《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作字叔4），主试有道者。斟会稽上虞人，汉桓帝时作徐州县令。灵帝时，大将军辟掾。少好道，明术数，服食胡麻黄精饵，后入吴乌目山隐居，遇仙人慧车子，授以虹景丹经，修行得道，今在洞中为典柄执法郎。”陶弘景（456—536）自注云：“《易参同契》云，桓帝时，上虞淳于叔通受术于青州徐从事，仰观乾象，以处灾异，数有效验。以知术，故郡举方正，迁洛阳市长，如此亦为小异。”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推之而曰“乃知彭晓之说，源出于此”，且认为：“晓谓伯阳以示青州徐从事，至桓帝时复以授同郡淳于叔通。……是叔通之术为伯阳所亲授，而弘景所引《参同契》谓叔通受术于徐从事，二说不同，疑晓误也。弘景既未言徐从事作注，则彭晓所谓徐乃隐名而注之者，事之有无，亦在疑似间矣。”余氏能以《真诰》及弘景之说以证《参同契》之情况，极有见地，可证《参同契》与徐从事有关。然未及刘知古及所引玄光先生之说，且叔通之术既受于徐从事，未尝不可再受术于魏伯阳。合诸知古与晓之说，极可能徐与魏为同辈，而魏且略小于徐，二人既相知，宜叔通能兼受二人之术。至于徐从事是否有注，不可妄猜，应于《参同契》原文观之。据彭晓本，宜录《鼎器歌》后《赞序》一文：

《参同契》者，辞陋而道大，言微而旨深，列五帝以建业，配三皇而立政。若君臣差殊，上下无准，序以为政，不至大平；服食奇（其）法，未能长生；学以养性，又不延年。至于剖析阴阳，合其铢两，日月弦望，八卦成象。男女施化，刚柔动静，米盐分判，以经为证，用意健矣。故为立法，以传后贤，惟晓大象，必得长生（按《考异》本此句后多“强己益身”四字），为吾（此）道者，重加意焉。

今以文义观之，此文殊非魏氏自言。对《参同契》之三者，皆有所抑，更有所扬，且愿为之立法，正合徐从事之口气。故晓据旧说认为“徐乃隐名而注之”，知古据玄光先生而谓“徐从事拟龙虎天文而作《参同契》上篇以传魏君”，其义可通，实即徐从事读魏氏《参同契》后，为之提纲立法，总以此《赞序》。此义朱子已见及，于《周易参同契考异》曰：“此似注序，后人所作，今注亡而序存耳。立法即立注，字转写误耳。”又曰：“或云后序，或云魏君赞词，其文意乃是注之后序。彭晓序云：‘魏君密示青州徐从事令笺注，徐隐名而注之。’恐此是徐君语也，其注则不复存矣。”此“立法”与“立注”，或确为写误，或亦可视为应于“服食奇（其）法，未能长生”之“法”字。

幸有此文在，合诸陶弘景之说，可确证《参同契》一书，原作者虽为魏伯阳，内已有徐从事为之立法（注）而晓其大象，总以“健”字为评，可云已道出魏氏“希时安平”之情。至于徐氏之立法（注）是否尚在，以下更将深入考核之。

此外淳于叔通尚多事迹可考，余嘉锡于《四库提要辨证》基本已为收集，然不信叔通亦受术于魏氏，亦未用玄光先生之言，故考得之事实，未合《参同契》原文之义。今特重为考核淳于叔通之事迹，以见其确与魏氏有关。

《搜神记》今本卷六：

汉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洛阳市令淳于翼曰：蛇有鳞，甲兵之象也。见于省中，将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诛也。乃弃官遁去。至延熹二年，诛大将军梁冀，捕治家属，扬兵京师也。

《后汉纪》卷二十二：

尚字博平，初为上虞长。县民故洛阳市长淳于翼，学问渊深，大儒旧名，常隐于田里，希见长吏。尚往候之，晨到其门，翼不即相见。主簿曰还，不听，停车待之。翼晡乃见，尚宗其道德，极谈而还。

《后汉书·孝女曹娥传》：

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为立碑。

《御览》卷三百八十五引吴谢承所撰《会稽先贤传》：

淳于长通年十七，说《宓氏易经》，贯洞内事万言，兼《春秋》，乡党称曰圣童。(www.xing528.com)

《开元占经》卷百二十引《会稽典录》：

淳于翼字叔通，除洛阳市长。桓帝即位，有大蛇见德阳殿上，翼占曰：以蛇有鳞，甲兵之应也。

《元和姓纂》卷三：

会稽上虞《列仙传》有淳于斟，字叔孙。

据上资料，可概见淳于氏之情况。据《会稽典录》，可知淳于叔通名翼。若《元和姓纂》作斟字叔孙，《会稽先贤传》作长通，皆传写之误，所指为同一人。年十七有圣童之称，因已得《易》《春秋》二端之学，《史记·司马相如传赞》“《春秋》推见之隐，《易》本隐之以显”是其义。所学之《易》为《宓氏易经》，《隋志》：“《周易集林》十二卷，京房撰。又引《七录》云：伏万寿撰。”此因伏氏易传京氏易，所撰之《周易集林》，有题为京房撰，乃以《七录》证之，此书实为伏氏撰。伏万寿为伏恭（前6—84）之子，琅玡东广武人，官至东郡太守（见《后汉书·儒林列传·伏恭》）。父恭于青州举为尤异，太常试经第一，拜博士，迁常山太守。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恭治《诗》，寿治《易》，恭九十多岁卒，故其子寿之《周易集林》约成于其父卒年前后，系继京氏易以兴起，京氏易于东汉初可包括在伏氏学中。四五十年后翼既习当时盛行于北州之伏氏易学，乃能复从青州徐从事以受术。以时考之，徐从事极可能为寿之弟子。当翼于会稽本地郡举为方正而迁洛阳市长，其时当在桓帝前，乃有桓帝即位（147）以占大蛇之异，且有圣童之称，翼之年龄可能在三十至四十岁间。从徐从事受术，时当在回会稽前。核实大蛇之占，似已见及梁冀专权之事，故必须离洛阳以避祸。冀被刺于延熹二年（159），翼当早在会稽。度尚于元嘉元年（151）为曹娥立碑，可证在桓帝初确为上虞长，常往翼门候之，正当其时。以《参同契》论，魏伯阳亦可能于是时以授翼，翼既有名于会稽，更有度尚之愿受教，宜徐从事、魏伯阳的《参同契》可赖翼之力以行于世。至于翼与《参同契》之关系，应重视其所学之伏氏易及其他诸术。凡魏氏之取诸大易基本用京氏易，然其间略有不同，极可能已本诸伏氏易。今虽未能详考，合诸翼与徐从事的情况，可得间接的证明。可见魏氏与徐从事、淳于翼三人所学皆相似，故最具体的考核，当从原文观之。晓本“补塞遗脱章第八十四”更宜录之：

《参同契》者，敷陈梗概，不能纯一。泛滥而说，纤微未备，缺略仿佛。今更撰录《补塞遗脱》，润色幽深，钩援相逮，旨意等齐，所趣不悖。故复作此，命《五相类》，则大易之情性备矣。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甲　　　　　丙　　　　戊　　　　　庚　　　　　壬

沈石　　　 武火　　　药物　　　　 世金　　　　真汞一

　　　　　　二　　　　三　　　　　四　　　　　五木

　　　　　　火　　　　土　　　　　金　　　　　水

乙　　　　　丁　　　　己　　　　　辛　　　　　癸

浮石　　　 文火　　　　物　　　　 世银　　　　真铅

此章之义本极明白，至少是成《参同契》后更为撰录，与《参同契》为另篇。《唐志》分为二书，皆认为魏伯阳撰。更求《唐志》之源，则《神仙传·魏伯阳传》已分为二，原文为：“……伯阳作《参同契》、《五相类》凡二卷，其说似解说《周易》，其实假借爻象以论作丹之意。而儒者不知神仙之事，多作阴阳注之，殊失其奥旨矣。”可见读《参同契》后，亦当读此《五相类》。所谓《五相类》者，明《周易·系辞上》“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句之义，准此可尽大易之情性。下记十天干与《洪范》五行数的关系，汉世早已盛行，配以金银铅汞、沈浮石药、文武火候，方属《参同契》的纲领，亦为更撰《五相类》之旨。惜朱熹作《考异》时未予收入，或误认为是晓之注，由是朱熹注《五相类》曰“此篇五章，一参同、二大易、三象彼、四郐国、五委时”，可云大误。乃《参同契》之文字，既误于彭晓之分章，更误于朱熹之解五相，故使原文进一步晦涩。今核实以言，凡《五相类》仅指晓本之第八十四章，所以准“五位相得”之理，“以类万物之情”，乃取名为《五相类》，同类相合，庶能尽大易之情性。情性云者，说明《参同契》之“推情合性”。此本属魏氏之主旨，亦属《赞序》中以“健”字称之之象。故此《五相类》既可视为魏氏晚年更撰，亦未尝不可视为与精通易学之叔通有关。凡此《五相类》，当属于《参同契》之外，而有以深入阐明《参同契》有关大易之义。或忽视此与叔通极有关系之《五相类》，决不能全面了解魏氏之志。惜此《五相类》之旧文，为朱子妄为删削而以意解五相。继之有宋末俞琰又肯定朱本之删削，而即以《参同契》之参字为准，进而妄改《五相类》为《三相类》，变本加厉，正解全失，何能更见大易之情性。然俞氏固为深究《参同契》者，对作者问题深思久之，仍未能解决。有言曰：

愚尝(绎是说，窃叹世代寥远，无从审定，是邪非邪，皆不可知。忽一夕于静定中，若有附耳者云：魏伯阳作《参同契》，徐从事作笺注，简编错乱，故有四言、五言、散文之不同。既而惊寤，寻省其说，盖上篇有乾坤坎离屯蒙，中篇复有乾坤坎离屯蒙；上篇有七八、九六，中篇复有七八、九六；上篇曰“日辰为期度”，中篇则曰“谨候日辰”；上篇曰“震受庚西方”，中篇则曰“昴毕之上，震出为征”；其间言戊己与浑沌者三，言三五与晦朔者四。文义重复如此，窃意三人各述一篇之说，未必不然。而《经》《注》相杂，则又不知孰为《经》，孰为《注》也。愚欲以四言、五言、散文各从其类，分而为三，庶《经》《注》不相混淆，以便后学参究。然书既成，不复改作，姑诵所闻于卷末，以俟后之明者。

考自宋末元初至东汉中晚期，实仅一千一百余年，然从事道学者每多忽视史迹，以致难于考核。今已由《真诰》证之，殊可深信徐从事、淳于翼皆与《参同契》有关。然有关之情况，必须合诸具体的文献，俞氏既已注毕《参同契》，则熟谙全书已不待言，且思之不已，始可于静定中似闻耳语，实仍为俞氏脑中起判断作用的脑细胞在判断。可信者《参同契》确应属三人之作品，且总上徐从事与淳于翼之事迹，方可较正确地见及魏伯阳之生平及著成《参同契》之始末。

魏氏为会稽上虞人，与翼为同郡。因于自序中隐有“魏伯阳”三字，故当为《参同契》的主要作者。至于作书之情况，自序中云：“远客燕间，乃撰斯文。”经具体考核全书之内容，《道藏》本“晏然闲居”不及朱子《考异》本作“远客燕间”为宜。唯其在中年客居时所作，宜于晚年归故乡后须“今更撰录”，况魏氏有“健”意在，日在尽其情性，不仅“晏然闲居”。且因魏氏曾“远客燕间”，始可以撰于客地燕间之《参同契》密示于青州徐从事。至于“徐乃隐名而注之”，今以《赞序》观之，当有其事。然其注是否已佚，须重视俞氏所悟得者，更宜从原文中考之。上已提及《五相类》一篇出于《参同契》之外，进而于《参同契》中观之，是否尚有徐从事与淳于翼之言，是否徐从事之注尚在，是否有上中下三篇之辨。

今核诸文句，魏氏之自序为四字句，中篇确以四字句为主，而上篇中实多五字句，惜其间略有混淆。尤可注意者，于上中二篇之中，以四字句五字句并观，其内容相似，竟可视之为全同，故恰合徐从事作上篇，魏氏作中篇，亦即徐从事有以印证魏氏之说，基本肯定之，与《赞序》之内容全合。当魏氏“远客燕间”而作，特造徐从事之门而密示之，徐之德与齿似高于魏，宜魏氏得之，敬而置于上篇，自作之《参同契》置于中篇，合诸情理丝毫未悖。上已提及，徐从事与魏氏之关系可能在师友之间。日后魏氏归于乡里，又遇同郡之叔通，所以授以《参同契》者，魏氏之地位不外师叔或同门，若更撰《五相类》，当又受叔通之影响。叔通之于《参同契》，是否亦有所作，更未可武断，须合诸原文而观其文义。俞氏悟得四言五言极是，曰散文则未合。更读晓本第七十九章，实为乱辞之序。以下第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等四章为乱辞，殊有总结《参同契》之气势，然与魏氏自序有拘束之文风不类。昂首畅言，颇合使度尚久候而又能与之极谈之神情，圣童叔通，至老未改。“天道无适莫兮，常传与贤者”与“使余敷伪，却被赘愆”，决非一人之言。且读乱辞之序言，有曰：“……吾甚伤之，定录此文，字约易思，事省不烦。披列其条，核实可观，分两有数，因而相循。故为乱辞，孔窍其门，智者审思，用意参焉。”此“吾”字不似魏氏之口气。又曰“定录此文”，可肯定为他人录此《参同契》者所言。此人合诸古传之说，即淳于氏为《参同契》作乱辞，所以介绍其旨，以使其能通行于世。故旧说三人各述一篇者，或指下篇中之乱辞，包括乱辞之序，且《鼎器歌》之文气亦具乱辞之象，义与《五相类》可通。故此乱辞序、乱辞、《鼎器歌》宜属诸淳于氏，亦合“叔通为制下篇以表三才之道”之古义。此外于卷下，仅存第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等三章。先宜录其文而观其义：

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黄老用究，较而可御；炉火之事，真有所据。三道由一，俱出径路。（八十五章）枝茎华叶，果实垂布，正在根株，不失其素。诚心所言，审而不误。（八十六章）象彼仲冬节，竹木皆摧伤，佐阳诘贾旅，人君深自藏。象时顺节令，闭口不用谈。天道甚浩广，太玄无形容。虚寂不可睹，匡郭以消亡。谬误失事绪，言还自败伤。别序斯四象，以晓后生盲。（八十七章）

凡八十五、八十六两章，正属魏伯阳自言著《参同契》之旨，较之自序更中肯有实。或更撰《五相类》后，再次叙述《参同契》之纲领。因《五相类》的确重要，然不可徒以《五相类》代替《参同契》。至于八十七章似当为徐从事之言，归诸乾坤坎离四象，不谈之谈，以待剥而复，正合当时之时代，亦合徐从事之地位。由此两小节一为四字句，一为五字句，恰可证明上篇为徐氏之言，中篇为魏氏之言。由是略为移动上中篇的四字五字句，此二节亦可分入上中篇，则晓所传之三卷方可文气通贯。此步整理工作，前人基本已完成。当俞氏悟得后二百余年，俞氏的同乡有云岩道人杜一诚字通复者，始为分四言者魏之经，五言者为徐之注，赋、乱辞及歌当《三相类》为淳于之补遗，乃其精思所得，其言曰：“经文三篇为一册，笺注三篇为一册，《三相类》二篇为一册。经文、笺注、《三相类》篇末，各自有序。经文多四言，间有散文。注虽五言，或有四字句。《三相类》文体，无待更订。而经注节次，或有差错，以待后贤。”自序于正德丁丑（1517）八月，其从父五存于正德己卯（1519）为之跋，十余年后有王围山人某捐俸以刻，时当嘉靖二十五年（1533）。此本大体可取，惜承俞氏妄改《三相类》之误，且以赋、乱辞、歌三者当之尤非。未久杜之抄本及刻本，皆为蜀杨慎（1488—1559）所得，乃为编成《古文参同契》，序于嘉靖丙午（1546），且称：“近晤洪雅杨邛崃宪副云：‘南方有掘地得石函，中有古文《参同契》。魏伯阳所著上中下三篇，叙一篇；徐景休《笺注》亦三篇，后叙一篇；淳于叔通补遗《三相类》上下二篇，后序一篇。合为十一篇，盖未经后人妄紊也。’亟借录之。未几，有人自吴中来，则有刻本，乃妄云苦思精索，一旦豁然，若有神悟，离章错简，雾释冰融。其说既以自欺，又以欺人，甚矣。及观其书之别序，又云有人自会稽来，贻以善本。古文一出，诸伪尽正，一叶半简之间，其情已见，亦可谓掩耳盗铃，藏头露足矣，诚可笑也。”读杨慎之序，令人啼笑皆非，凡事之以误传误是非颠倒一至于此。然所谓《古文参同契》，实有杜一诚完成俞玉吾之所悟，有功于古文献之整理，更有益于后人之学习《参同契》，其何可小视之。一诚或更受会稽某人之启发，亦可能有其事，然决非会稽尚有古本或有石函可得。且杨慎为徐从事定名景休，或有得于以休黄庭之内外景，庶得《参同契》之象，则其理可取。如确信汉代之徐从事名景休，未免唐突古人。继之蒋一彪得之而作《古文参同契集解》，自序于明万历甲寅（1614），且以古文之次，集彭晓（947）、陈显微（1234）、陈致虚（1329）、俞琰（1248）四家之注，为之“节集于各段之下，以显明其义”，则非但有功于原著，亦有以纠正四注之误，“且得彭陈诸人之所未睹，真一大快事也”。虽然，由明迄今，未察古文之原委者甚多，且杜本亦未必肯定无误，况蒙以“石函”之伪，故既为徐渭（1521—1593）非之于前，《四库提要》亦斥之于后。惟蒋一彪能确有所见，而其后似未闻更有用古本者。若余氏之《四库提要辨证》考核已精，惜未能合诸晓本以究之，结论仍误。故不得不详为叙述其原委，专为《古本参同契》张目。《参同契》一书，实为三人之言。主要作者为魏伯阳，内容为四字句的《参同契》。魏在燕间以《参同契》示徐从事，徐氏为之印证而更作五字句为主的《参同契》。当魏氏回乡里，更以示淳于翼，翼为之作乱辞与《鼎器歌》，宜魏氏又为之补作《五相类》。如是以观彭晓所保存的原本，始能文句通顺，与古传之说亦合，进而可考核三人之年龄及成书之时间。

淳于翼之年龄基本可确定。魏氏授以《参同契》，当在梁冀被刺前后。即以梁冀被刺之年论（159），翼约五十岁左右，伯阳可能长十岁左右，徐从事可能更长于伯阳二十岁左右。而《参同契》之书，约当顺帝（126—144在位）末成于燕间，徐氏之上篇亦成。魏氏归会稽后，与翼相见而更撰《五相类》，即在梁冀被刺前后。经叔通之力，可于桓、灵之际（167）行于会稽。不先考得此作者及时间，不论如何注解《参同契》，决难确切理解其内容。因三人之学既有相通处，亦各有其重点，混而观之，自然其旨恍惚。历代传其说者，更因时而为之注，皆未能直探其原以明之。今以时代观之，则东汉中晚期之著作，比比皆是。故以时代思潮合诸徐、魏、淳于三人之所学，方能客观说明《参同契》之内容。贵能认识其在当时及历史上的影响，要在说明迄今犹有之现实意义。

当刘邦元年虽犹有楚汉之争，然秦已灭，故以是年起至汉武帝建元六年窦太后卒止（前206—前135），为汉初崇尚黄老的时期。汉初所以尚黄老者，要在否定秦之专制，有以休养生息，且重视人法自然之道。1973年既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大量文献，该墓下葬于前元十二年（前168），至少可确定在长沙地区崇尚黄老的情况。《周易》一书，本可与黄老并读。墓中尚多医药气功书，间接可证今仅存的中医理论书《内经》，至迟当在武帝前完成。该书旨在说明医学之理，必托名于黄帝与岐伯等的对言者，正有以发展《尚书》虞廷之对。考孔子的儒学发生于鲁，其主张托始于尧舜，要在以社会学为主。由春秋而战国，由鲁而齐，齐燕产生的方仙道，即以黄帝之理为主，所以发展尧舜之说。以《内经》论，由社会学为主已变成以生物学为主。且孔子所谓尧舜之历数，亦发展利用干支五行之说，能进一步说明历数之理，且以之反身作为治疗疾病的方法。故发展至汉初，凡干支术数、阴阳五行、医书天文等皆可总于大易与黄老，此一学风经武帝尊儒术斥百家而大变。然武帝本人仍信方仙道，故汉之尊儒，实已与方仙道合一，要在否定黄老崇尚自然之理。计自西汉武帝（前140—前87在位）至东汉顺帝（126—144在位）约二百七八十年间，学风正经历一次反复。由兴儒而又见兴黄老，当其压黄老，主要为武帝之灭淮南王安（自杀于元狩元年），明帝之灭楚王英（自杀于永平十四年）。然武帝后黄老道之理日在民间发展，于易学中重视孟喜、焦、京之《易》，东南沿海尤盛行，及两汉之际谶纬盛行，总结合成楚王英所奉祀的黄老与浮屠。而徐从事、魏伯阳、淳于翼三人所继承之学术，正属汉初的大易黄老思想，益以方仙道及淮南王安、楚王英等兼及易学思想的黄老道，故自然与律历医学术数相合，成为黄老道的理论基础。魏氏好之而一生专研之，然徐从事既属青州刺史之副，其何可直斥儒家经学而为奉行黄老道的著作作注，而心实好之，故不得不隐名。而淳于翼已弃官，故能“定录此文”以使行于世。且唯其在桓、灵之际尚可流传，十余年后即有太平道取法于黄老道理论以掀起大规模的黄巾起义（184），却惨遭镇压，而黄老道理论亦受致命的打击，大量文献损失殆尽，而《参同契》属仅存的一种，尚可考核黄老道的思想。要而言之，取大《易》的律历为天，黄老的道德为人，用炉火以格物为地，三才同契，以自然之理正东汉末年世法的失道。其间音乐原理、天文历算、黄老养生、炉火炼丹、生理医药，今皆可属于自然科学，且能重视自然科学之理，作为治国平天下之标准，斯为黄老道之可贵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