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汉书·艺文志》的目录学之见解

详论《汉书·艺文志》，以见中国的“目录学”犹今日的“系统学”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在中国的文献上虽无宗教之名，却有宗教之实。方仙道深信人能长生不死而成为神仙，故绝对不能认为在战国时尚无宗教。长生不死的愿望由来极久，属于中国地域各民族的原始宗教早有此目的，如《山海经》等文献中皆已提及。今从《汉书·艺文志》而论，所包含的宗教信仰已非原始宗教可比，于文献分类有规模宏伟、纲领鲜明的整体结构，宗教的概念皆安排在适当的类别中。今详论这部最早的中国目录学，对道教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班固（32—92）成《汉书》于建初七年（82），其中《艺文志》抄录刘向（前77—前6）、刘歆（？—23）所编的《七略》。有关编《七略》情况，始于成帝时（前32—前7在位）。《汉书·艺文志》有序言，分段录于下而详加说明：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纵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殽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

孔子死于鲁哀公十七年（前479），至秦始皇焚书于三十四年（前213），其间凡二百六十余年。此时期中国文化大发展，且自孔子生前起，早已是有璀璨文化的文明古国。孔子所钦佩的古今学者极多，后世亦何可仅知孔子一人。此决非孔子之失，失在汉武帝之独尊儒术。在孔子去世后，所谓《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正见六艺的内容日在发展，此当求其故而何可否定之。所谓“战国纵横，真伪分争”，因相同或相似的一种学术思想，当某国的不同时空条件，自然可结合成不同的内容。韩非子（前298—前233）于《显学》中论及：“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这就是真伪分争的情况，然仍可深入研究其发展的史实，韩非之言失于粗疏。至于秦患“诸子殽乱”而“燔灭文章”，实有其基本原因，此可推至孔子生前。《论语·雍也》：“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二句话的内容非常复杂，亦可认为是孔子对世事的愿望。然而于身后事实完全相反，且虽相反而仍有其正确处，宜详为说明。因当时的齐，孔子尚敬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惜一切礼仪齐未及鲁，故希望有齐之国力增入鲁之文化，可为诸侯取法，最后则恢复西周文王之道。然于孔子身后，全部事与愿违。先以齐鲁言，齐之田氏将改姜齐之政，孔子年七十有余，尚沐浴以朝，然鲁之国力何能攻齐，空留孔子的愿望而已。及此愿不成，孔子绝笔《春秋》于“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实不愿继续记载“夏四月，齐陈恒执其君，置于舒州”及“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其后孔子对子贡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阳货》）此节之义精邃之至，似可悲，亦豁达，更可认为孔子始得老子之旨。子贡独旅墓六年，似在化此无言之言。其后子贡之事业和学说基本在齐，齐成《周礼》之六官，不得不思及属孔子、子贡之所传亹。天地四时以当吏户礼兵刑工，可云易简而得天下之理。由是“齐一变至于鲁”竟成“鲁一变至于齐”，然仍能相应于恢复文周之德。其后齐与秦相对，直至战国末年。秦灭六国以统一天下，仍有大批齐人为秦博士，此见齐秦关系的密切。然齐之稷下派不期有二大派，一属鲁学，主张郁郁乎文哉以从周，上则及尧舜孔子，是谓儒士；一属齐燕之学，有邹衍总结为黄老，信仰方仙道，是谓方士。秦始皇封禅泰山时，不论儒士与方士，同时参加并叙述封禅仪式。然儒士好执古，方士贵执今，造成秦始皇疯狂行为的“焚书坑儒”实为古今之争（另见专文）。至于焚坑之事，绝无可取之处，而其古今之争的原则，又有不可全部否定的地方。凡秦之建国全准方仙道的理论，及身止而崩溃随之，又未可与其建国理论并为一谈。凡李斯的思想，决不可不认识与荀子的观点有明显联系。荀子不见容于齐之稷下，即在从另一角度理解方仙道的内容。荀子属子弓之儒而为赵国文化，能继三晋的易学，即由尧舜前推至黄帝，又从黄帝前推至伏羲。今日古文献中，于《荀子》能见到伏羲文王并言。引用《道经》“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其实已有执今之义。后为梅赜引入《古文尚书》，作为舜授禹的十六字心传，是有意识的引用，今可证明其为战国时方仙道等所发展的思想。凡此等古今的变化，李斯继之而开秦国的天下，惜其心术未正而自食其果，亦未可与其理论并言，于是造成“齐一变至于秦”。虽然如此，秦国的地势仍占有西周开国的本土，此所以能统一天下。

上述孔子所谓“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而于身后的事实，因子贡而能使“鲁一变至于齐”，又因荀子而能使“齐一变至于秦”。其间之微妙处，在于永远有古今之争。况能控制的空间在扩大，认识时间何能不延长，故孔子之《尚书》托始于尧舜未尝非，由邹衍推广之道由黄帝始亦未尝非。赵国有伏羲氏之认识，而荀子取之，仍属有见。要能“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由此黄老提出“道纪”，方能明辨古今之辩，而何必偏执于古今。凡纠缠于法先王、法后王之是非者，同属义不及质，绝不足取。凡整个战国之变化，于黄河流域尽在其中。以地区分之，实不外上游之秦，中游之三晋，及下游之燕齐鲁，其间燕赵已偏北。而更重要的变化，是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由战国及秦之统一，其文化思想有极可贵的发展，决不可误认为孔子后的文化日在倒退中。继续研讨《汉书·艺文志》：

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按汉兴此指于汉高帝乙未（前206）起，可认为止于太初历寅正（前104），其间约一百年的情况。且上继秦始皇之焚书坑儒，尚有五六年之间隔。产生焚书坑儒之祸，决不可与古今之辨的是非混为一谈。秦始皇自陷于穷途末路，欲以一人之子孙传至万世，其愚且昧，令人悲叹。最终为心术不正的赵高、李斯所欺，扶苏死，秦安得不亡。此结果咎由自取，并不足惜。且当时有谣：“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盖除东西黄河流域上下游之相争外，又有南北长江、黄河之间的矛盾。事实上今已得先周有“伐蜀”的甲骨，故武王伐纣时有蜀人参与。且长江流域除上游巴蜀外，中游荆楚、下游吴越各有极早的文化，今知农业社会的开始尚早于黄河流域，当整个周代亦发展极快，足以与黄河流域的民族争牛耳。宜秦统一后楚汉皆起于江南，同为面向西北以亡秦，与秦起西北，面向东南以灭六国，方向相反。今研究道教文化，不可不注意长江流域各地区的民族情况。当刘邦受秦之降，旋即有楚汉之争。项羽卒于刘邦六年（前201），韩信被杀于十一年（前196），翌年刘邦即亡。故刘邦之世根本无暇顾及兴文，唯一之事就是于九年（前198）徙齐田何至关中授《易》。于是重在“彖”、“象”之齐易，始为天下所知，与秦楚及三晋易似有所不同。所谓“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已当文帝即位后（前179）。且汉初之尚黄老，决非汉初所改，在战国后期及秦治天下的时期中，基本就用黄老理论，唯执法有一猛一宽之变。大批属于方仙道的黄老文献，并不违秦禁而未焚。当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出土了大批黄老文献（下葬于公元前168年），庶可重睹方仙道在战国中后期及秦汉间盛行于荆楚间的情况，此类文献安得不以道教视之。而孔子之六艺，于《诗》、《书》、《春秋》部分确经秦始皇焚毁，幸未及十年即已恢复。然汉初尚未重视六艺，当武帝即位（前140）始加珍藏，上距汉兴已约六十年。且武帝虽独尊儒术，仍能“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斯为可贵。于元狩四年（前119）第二次遣张骞通西域以开丝绸之路前，先灭淮南王刘安以安东南。刘安不得已而自杀于元狩元年（前122），有关黄老道的文献大量损失，再一次消灭战国时的文风。黄老道有专业知识的资料失传更多，主要如冶炼技术、工艺方法、医学养生、音乐理论等等，实不小于秦始皇之焚书坑儒。及武帝（卒于公元前87年）卒后约五十年，当成帝（前32—前7在位）即位后，方才又有求书之事。继续抄录《汉书·艺文志》：(www.xing528.com)

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

此为当时大事，对保存古代文献有重要影响，似当成帝即位未久，陈农就外出求遗书。及河平三年（前26），刘向已校中秘书。其他任宏、尹咸、李柱国，当亦同时参加校书。然经二十年尚未完成，向卒于哀帝即位之年（前6），故又命其子歆继承父业。哀帝在位六年（前6—前1），歆奏《七略》正当其时。此为第一部有原则、有结构的目录学，莫不属于二千年前的古文献。今读其目录，书虽佚失过半，仍可见其纲领。东周文化之灿烂，确非秦汉以后可比。以下先叙述其结构，然后详评其思想。最重要的特点，已能明辨今所谓社会科学及有专业知识的自然科学。先为《七略》绘制总表，示如下（见下页）：

深入观此《七略》的总表，始信中国诚不愧为文明古国。向、歆父子为此花费毕生精力，惜二千年来什九仅注意其“六艺略”。清中叶后始知由治经而治子，仍未及质。其实全书结构的重要性，应注意有专业知识的后三略，进一步则必须了解专业知识与六艺诸子之关系。传统理解《易》有象数，故其理能包括各种知识，此决非空言。深入研究《易》何以能成为六艺之首，又与诸子各有何种关系，必须理解当时的文化水平，尤其有专业知识的三略。观此有专业知识的“兵书”、“数术”、“方技”三略，其共同点就是以数术为主。中国在二千余年前，已知利用数术作为专业知识的基础，这一原则迄今二十世纪仍同。凡任何科学必须利用数学语言，方可评定其作用及价值，至于所利用的数术形式，当然应根据时代进化而改进。故二千余年前的数术，自然仍有适用者，亦有不适用者，此何足为怪。然知用数术的原则绝对正确，何可加以否定。其间极多仍有作用者应珍视之，有不足取者当然应加以扬弃。惜时至今日，对这一问题仍多恍惚，以精华为糟粕，以糟粕为精华者，比比皆是。此所以造成对古代文化的认识，产生极大的分歧。总之，能保持有专业知识的三略，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大为有利。后世分成四部，凡有关专业知识者，全部纳入“子”类，其作用大为逊色。故《七略》去古未远，尚能见先秦遗风确与汉以后不同。以下更须说明，“六艺略”所以取《易》为之原，及《易》与儒道之关系。《汉书·艺文志》又言：

六艺之文，《乐》以和神，仁之表也。《诗》以正言，义之用也。《礼》以明体，明者著见，故无训也。《书》以广听，知之术也。《春秋》以断事，信之符也。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故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言与天地为终始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焉。

此节之义，确有深刻的睿思，殊非泛泛之言。凡六艺者，犹阴阳五行之象数。《史记·司马相如传赞》“太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以之显”，恰当阴阳与五行的联系处。详以下图示之：

凡《乐》与《诗》当东西之旋转，以见人的心理变化，恰当精神情状的瞬息万变。达者固有其人，什九难免成为悲秋善感之诗人。《礼》与《书》当南北极之轴，“天之历数在尔躬”，由盖天而浑天，自然知“日月运行”而有“六位时成”之理。凡礼以定时空之变，乐以示人生之情，以礼乐治天下之原则，可云已得孔子之道。且纵横之际以《春秋》当中央土者，所以示孔子处世之准则。虽然，一人之思想，固足为万世师表乎？定《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是非，确只有孔子一人能当之乎？且武帝时董仲舒之对策，实以《春秋·公羊》为主。当刘向父子之定《七略》，不得不更重视《春秋·左传》史实。然则《公羊》之义例，固为孔子一生之思想行动乎？《左传》有意是非史实而大力宣扬之，固足为信史乎？然则孰能推见至隐，以见孔子之衷曲。奈自汉武帝至清末二千年的漫长岁月，基本消沉在恍惚迷离之中，以使先秦的高度文化消失殆尽，确极可惜。详察六艺的结构，何能不钦佩当时的睿思。况有阴阳五行的数学结构，尚任其浮沉于迷信中，而不知其本具之科学理论，尤足悲叹。以下由六艺而诸子，由儒而道，更能合诸道教论，则有据于自然科学，情况大不相同。凡由尧舜孔子与黄老思想，同为以人为主。以今日概念分辨之，儒重社会科学的人，道重生物学的人，宜儒以六艺为本，道当以专业知识“方技略”观之。方技者犹指方士之技术，这种技术就是医药。中国的医理出于道教，观此《七略》可信而有微。其间所用的象数，仍以阴阳五行为本，宜与易理有密切的关系。凡《易》与黄老医理之象，当以下图示之：

由上图庶知医重阴阳五行之理，即医理与易理结合。此理战国时已盛行，六艺以《易》为首，亦取此阴阳五行之义。凡阴阳五行之理由来极早，孔子是否重视之，无明确的文献可证。由是而谓易理无关于阴阳五行，则为绝大的错误。战国起所认识的易理，决无舍去五行者。亦见易理本通黄老，后合于六艺，似在汉代亦配以阴阳五行。凡春木之乐，于医理就是生气，也就是生命起源。人参天地而生，本具此理。故东西之旋转，西属“房中”，即生生之理，以见生物之传亹及其进化。至于南北之轴，礼贵自然，北即神仙。此黄老当中央之土，贵能扩大限于二百四十二年《春秋》的时空数量级。而道之生一生二生三，即天地人三才的易道。然则道归于数，所以由显而隐，三生万物，亦由隐以显。此即今日所谓“数学语言”的作用，较六艺以《易》与《春秋》互为隐现，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且易老贵反身的医理，方可切合人参天地的三才之道。而儒术亦有以始祖配天的概念，乃见儒道对宗教的认识未尝不可相通。事实上同为接受原始宗教的理论，而各自发展成儒道的哲理。推至殷周之际观之，早具阴阳五行卜筮之形式，于殷墟已得天干地支的六十甲子表，足可证明当时所认识的象数较阴阳五行复杂。观其哲理早已超过盲目的原始宗教，然何尝有儒道之分，而儒道皆由此出。故今日对道教的认识，如不本古史的史实，把方仙道与黄老道皆排斥在外，则自然会产生道教是不是道家，儒家是不是宗教等无答案的问题。因仅须对道教下一某种定义，其内容全部可变化。对儒家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亦全在对儒家的定义问题，是皆不可必之事，何必必之。今以文献推其本，道教实由方仙道的“方技略”而来，且战国时与儒术本可相通。更合诸殷周之际言，中国宗教实有其以人体为出发的基本点，亦就是道教的特色。今由《汉书·艺文志》所编的目录观之，虽无宗教之名，确有宗教之实。因有具体的文献，故决非无稽之空谈。易学象数合以黄老，方为道教的基本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