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道经》的执今之道与《他想要的全部》

论《德道经》的“执今之道”

1973年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两种帛书《老子》，出土后以甲、乙本名之。在今日所存的各种《老子》版本中，这两种抄本时间最早，故成为研究《老子》的重要文献。此墓下葬时，在汉文帝十二年（前168），抄成甲、乙本，当然在其前。曾以避讳考其抄写的年份，乙本不避惠帝名“盈”、文帝名“恒”，而避高祖名“邦”。可见抄写时在高祖称帝（前206）后，惠帝接位（前194）前。甲本更不避“邦”字，且乙本作隶书，甲本书法在篆隶之间，则很可能在乙本前。然当时避讳尚不严格，书体正在篆隶兼用，故亦可能同在高祖称帝时。概而言之，皆在秦汉之际。今能见2100余年前的古文献，虽多残阙，仍可卒读，确属珍贵的资料。

以甲、乙本互校，基本相似，可见当时所临抄的先秦本，虽有出入而变化不大。又以甲、乙本校诸今存的各种版本，则与唐初太史令傅奕所校定的《道德经古本》较接近⁽¹⁾。考傅本的来源，本于北齐武平五年（574）掘得的项羽妾冢中本。然已与寇谦之所传安丘望之本、仇岳所传河上丈人本参校而此成古本。唯参校当时的世传本，故已非项羽妾冢中抄本的原貌。不期一千四百年后，又得此甲、乙本，以意推之，甲、乙本与项羽妾冢本时代既近，文当相似，惜傅奕未能一变世传本的传误，有关《老子》的微言大义，基本仍与世传本同，惟字句详略稍有不同而已。幸今复得甲、乙本，乃可进一步以正世传本之误，而更见《老子》之精微处。

先论其道德两篇的编次。甲、乙本同为《德篇》在前，《道篇》在后。此与世传本的道德编次不同，似未影响内容，然有影响于对道德概念的认识。曰道德者，由本而言；曰德道者，可见入手处，谓当以德而归于道。不然，由德而仁义礼则失道，如能由德而得一即道。更见道之消息而弗居，即上德不德，则道与德犹妙与所噭。然未知以德入手，难免认道为玄虚而不可捉摸，是即世传本称道德之失。若能识二者之同出，则道德以穷理为主，德道以尽性为主，固可相通。然空谈义理，非《老子》之旨，当以实践为本，能由实践，方可证其理，此德道之次所以优于道德之次。

更证诸古籍，如《庄子·缮性篇》曰：“夫德和也，道理也。德无不容，仁也，道无不理，义也。”此文含义，与《老子》不甚同，其序德道之次，则同甲、乙本。又《韩非子》中《解老》、《喻老》所论述之次，亦德在道前。唯二千年来道德之次，已深入人心，由此而改名德道，似觉不习惯，然俗名体道有得为得道，正合当时德道编次的意义。

又于甲本中，有分章的符号，惜什九残阙，已未能复见其章次，以今本的分章校之，不同处示如下：

今本德篇38—81章 道篇1—37章

甲、乙本 38—39，41，40，42—66，80—81，67—79

　　　　 1—21，24，22—23，25—37

于《德篇》的38—81章中，不同处有二。其一，40与41章互易；其二，80—81两章在66与67章之间。于《道篇》的1—37章中，仅一处不同，即24章在21与22章之间。此见全文的章次，两千余年来，变化尚不大。主要研究《老子》的哲理，宜深入以观一章一句一字的大义。此文仅论《道篇·第十四章》中的一字之差。

傅奕本于《道篇·第十四章》最后数句为：“执古之道，可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而甲、乙本皆为：“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以知古始，是谓道纪。”

考甲、乙本非同时所抄，所临抄者亦非同一本《老子》。虽亦有误抄，然二本同一误抄的可能性不大，似可不加考虑，宜从甲、乙本为准。校以傅奕本多“可”字，“以”作“能”，未影响大义。而“执今之道”作“执古之道”，且两千余年来的各种版本，莫不如此。此对《老子》之主旨，有极大的误解。以理推之，“今”字改成“古”字似在武帝时，由尚黄老而尊儒术，乃有趋时者，改此以适应当时的儒家思想。(www.xing528.com)

观《老子》的思想，非常明朗，于古今的时间概念，更有正确的理解，故必须“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此之谓“现在”。有此“现在”的概念，乃能理解“古代的现在”。古代更有古代，时时上推以知古始。以知古始者，所以知“古始的现在”。由“古始的现在”发展成“古代的现在”，由“古代的现在”发展成“近代的现在”，由“近代的现在”发展成“今日的现在”。此“现在”的发展，是谓道纪。其后有儒家的道统，佛教的传灯，皆此道纪之象。

又于乙本《老子》前，同处出土的尚有《黄帝四经》。其一名《经法》凡九篇，于《四度》一篇中，有说明道纪的意义，其文曰：“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理也。逆顺同道而异理，审知逆顺，是谓道纪。”此所谓“极而反”，犹《老子》之“逝曰反”。“盛而衰”，犹《老子》之“祸，福之所倚，福，祸之所伏”。由阴阳消息而弗居，乃天地之道人之理。能弗居而弗去，即为“现在”。故顺逆者，就是由今日的现在，知过去的现在为顺。由今日的现在，知未来的现在为逆。而道纪者，就在审知逆顺的现在。故唯知道纪者，方可与语古今之变。《周易·说卦》有曰：“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此顺逆之理，与道纪之义相同，故不知数往之顺，《易》何能逆数知来。凡能知来，必已数往，此审知逆顺的道纪，犹知史鉴之作用。故不知古今，何以知逆顺的道纪；不知现在，又何以知古今；不知执今御今，又何以知现在。而现在何可得自执古御今。故唯得执今以御今的现在，始可与语执古以御古的史迹。知史迹之现在，然后以知古始。古始与执古，其何可混同之。此黄老之言，所以不同于董仲舒所尊之儒。

至于何谓“今之道”？则曰能御今之所有者，是谓今之道。故唯得今之道者，乃能御今之有。且永远有不同的“今之有”，则“今之道”亦永远不同。执永不相同的“今之道”，庶可御永不相同的“今之有”。然则所执者何？曰时间。以知古始者何？所以划时代。

曰唯物论者，所以划时代于生命起源之前。然不可不知机械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的不同。唯执机械唯物论者，乃不知分辨有生命的自然界与无生命的自然界。由是等视生物与无生物，以致人同机器，是犹执古之失。至于辩证唯物论，则既知无生命时代的物质第一性，亦知有生命后的物质第一性，于有生命后，已不可不知物质与生物的相互作用。且生物进化至人，各有其相对的现在，是犹以知古始。于人类社会的进化，更有相对的古始。故由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方能掌握发展的唯物史观。即执先秦之道以御先秦之有，执秦汉之道以御秦汉之有，执唐宋之道以御唐宋之有，执近代之道以御近代之有。凡读先秦古籍中，每有所托始，是犹划时代。据《论语·尧曰》，知孔子划时代于尧舜，亦即删《书》起于《尧典》。孟子继之，故“言必称尧舜”。其时“今之有”发展，御之的“今之道”亦发展，乃所知的古始，不可不上推。故天文医理的古始，上推至黄帝；农业商业的古始，上推至神农；以致人类理解整体知识的古始，上推至伏羲。实即东周时的生产力大发展，其知已可由人类社会的研究，逐步扩大到对自然界以及生物界的研究。惜对古始的概念，每混同于执古的概念。凡执古与古始的不同，就在能否执“现在”以御今之有。能则审知逆顺而知道纪，虽穷远古而未失现在，是谓古始。不能则虽凝昨日而已非今日，仍属执古而失现在。《中庸章句》第二十八章有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亦以执古为非。今从甲、乙本《老子》中，以一字之差，能重见认识现在的精微处，此实为《老子》的基本概念之一。

进而更宜略论历代对现在的认识，因《老子》之旨虽晦，其理早已世世相传。《山海经》有夸父逐日的寓言，理犹追现在。孔子有感于逝水之不舍昼夜，庄子赞叹于坐驰而坐忘。此现在的形象，就是“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的“葆光”，“葆光”与俗名光阴之义相似。晋王羲之言“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与唐杜牧言“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其象全同。而唐陈子昂《登幽州台歌》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尤能吟出体味现在后的感情。若由达摩以开禅宗，迨六祖而一花五叶，于茂盛的花枝中参其本，莫不贵当下之悟，是犹现在。且哲理虽达其境，妙能御今之有，此《华严》“四无碍”，宜始于“理无碍”而以“事事无碍”为终。然则“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是否有碍于现在之情。碍则仍同夸父，故李白《将进酒》之“以消万古愁”，可拭子昂之涕，何必于凝眸处添愁。此文人情思的实质，仍在格现在之物而有以御今之有。朱熹曰：“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朱之格物而及王阳明之格竹，正徘徊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际。知行合一者，理当合认识与实践为一，方能无碍于现在。以时代言，王阳明（1472—1528）在西方哥白尼（1473—1543）之时，伽利略（1564—1642）且未生，遑论牛顿（1642—1727），故西方其时亦未全面认识自然科学。可见格竹的意义，未可等闲视之，惜继之者乏人。

再者，划时代的古始，其时间间隔有巨大差别，今日的自然科学，从宏观微观以见其两端。《中庸章句》十二章曰：“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唯有大小之异，故贯通时间间隔的单位，尤难一致。然既有大小，已属“今之有”，何可不执“今之道”以御之。此又当详究董仲舒之执。当董既尊儒，即准孔子“行夏之时”之古始，司马迁于太初元年（前104）五月改历，以正月建寅为岁首。其不从汉初承秦之建亥，未可谓非。若夏时之仍可行者，尚合执太初元年之“今之道”，以御太初元年之“今之有”，以知夏禹建寅之古始。且建寅的岁首，迄今仍在“欢度春节”，可见吾国对宏观的日月星辰，当时已得现在之旨。且历代的改历，就在加密岁实与朔策，以利御“今之有”，凡经颁用者，自秦颛顼历起至雍正历共有48历，成而未经颁用或虽用不久即废者，自魏黄初历起至顺治历共有46历。历代学者所以致力于治历而不倦者，莫不欲明现在之时。所求的历元，即有以定划时代的古始。《周易·革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而《革·大象》又曰：“泽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历明时。”以今而言，生产力发展以见时代的不同，而旧制度有碍于生产力发展，乃必须革命以正其生产关系。吾国之重视治历，就有促进生产力的作用，然仅从宏观考虑。而《老子》之言，已在说明对微观的认识，故此章之言为：“视之而弗见名之曰(（从甲本，乙本作微，傅本作夷），听之而弗闻名之曰希，)（甲、乙本同，傅本作搏）之而弗得名之曰夷（甲、乙本同，傅本作微）。三者不可至计（甲、乙本同，傅本作致诘），故*（从甲本，乙本作+，傅本作混）而为一。一者，其上不,（从甲本，乙本作谬，傅本作皦），其下不-（甲、乙本同，傅本作昧），寻寻呵（甲、乙本同，傅作绳绳兮），不可名也，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乙本傅本同，甲本阙），是谓沕望（乙本、傅本作.芒，甲本阙）。随而不见其后，迎而不见其首（甲、乙本同，傅本作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以下即为“执今之道”云云。此即《老子》所理解的微观的现在，必当达此/望之象，庶能“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可见黄老之旨，本以天文宏观的时间，究及物质微观的时间，而合成今之道。若董仲舒所尊的儒术，合以方士之说，此微观的认识，即以占星术的天人感应当之。其视天象之变，必应于某一人事现象，当然是迷信。唯其间所观察到的各种天文现象，及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各种客观存在的微观关系，决不可忽视。且宜执汉武帝时代的“今之道”，以御汉武帝时代的“今之有”，方能明辨汉武帝时代的利弊得失。

至于宏观微观的彻底统一，非但董仲舒时代不可能，即爱因斯坦（1879—1955）一生所致力的统一场论，亦未成功。其后于微观感应的电磁相互作用外，又发现了强相互作用与弱相互作用，且两端又有发现超引力、超强弱相互作用的趋势，故建立统一场论，更觉困难重重。然总结今日所得，已达原子时代，且于1972年1月1日起，国际上采用原子时变率，作为所有计时之用，乃宏观的日月运行，须相应于微观的原子铯（CS）。其比率如下：

原子秒＝9192631770铯周期

此当原子层次的时间，执之以为“今之道”，方可以御人类足迹已达月球的“今之有”。此属今日人类的基本知识，生产力已跨入原子时代的标识。观计时的标准，自人类有知识起，莫不本诸天文，今初次变成微观计时于1972年，而《老子》以微观角度认识现在的理论又重明于1973年。合而论之，恰可根本澄清董仲舒时代的迷信成分，且可逐步展开，以顺逆的道纪，阐明吾国历代早有累积，惜尚郁而未发的现在思想。亦即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实事求是地深入认识每一时代，乃可整理研究吾国浩如烟海的十万种古籍，以发挥其继往开来的作用。有关宗教的古籍，主要在“道藏”、“佛藏”中，尤多当下的妙悟，莫不有与于“执今之道”，殊可进一步加以重视。

【注释】

(1)《道德经古本》有《道藏》本。见《道藏》幕上，涵芬楼影印本第34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