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返鲁后实现心所欲，不逾矩

七、孔子返鲁后以达“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情况

自孔子返鲁后，除教学外，基本以整理文献为主。且哀公与季康子对六十八岁的孔子颇能尊重，尤其重视所培养的弟子，宜同有“弟子孰为好学”之问。孔子对哀公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雍也》）对季康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先进》）此两段答话可能是同一次，哀公季康子同在，而弟子记之有详略之异。又孔子弟子有若，与哀公有关。《论语·颜渊》：“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若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此见有若的思想以爱民为主，与孔子晚年的思想能相应。然具体执鲁国之政者为季康子，亦屡屡问政于孔子。其一：“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其二：“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而不窃。’”其三：“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皆在《颜渊》）其四：“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为政》）以上四答，可见孔子于季康子处处勉以自反，因孔子的思想以“泛爱众”为基础。至于季康子之治国，早已重用孔子的弟子。《论语·雍也》：“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然所问之弟子，“果”之子路已仕卫，“达”之子贡尚近侍孔子不愿仕，直至孔子卒后犹居墓侧六年，始为齐所用，故传孔子之道者，子贡起相当重要之作用。而于季康子，仅能用“艺”之冉求。《乡党》记有“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乃见孔子对季康子尚有戒心，然冉求为季氏宰殊能称职，而孔子不甚是之。《论语·子路》：“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又《先进》：“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此当指《春秋》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赋”之事，此事孔子自然不赞同，奈客观形势为季氏不用田赋，则财政不足，何以治鲁。且田赋之收与生产力有关，田之产量能增加，方能使季氏决定用田赋，宜事后孔子对“仁”的概念似有所变化。《卫灵公》：“子贡问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历代对前二句不甚重视，实为改革工具，利器以善事，正属增加产值的基本原理。孔子能视利器善事为仁，与许管仲为仁同义，仁“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宪问》）。更进而观之，利器善事之言，系对子贡言。孔子晚年对子贡每语以极深邃之言，似有意一心培养之，子贡独居墓六年，决非偶然。至于整理“六经”，宜分两部分。若《诗》、《书》、《礼》、《乐》为五十岁前后早已重视者，而《春秋》与《易》，必待周游列国后始深入研究，且使汇合于《诗》、《书》、《礼》、《乐》之中以成“六艺”，此为孔子最后之成就。以下详论孔子编辑成“六艺”之情况。

《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此为完成编辑《诗经》之记录。《诗》必配乐，凡《风》、《雅》、《颂》之配乐，当有不同，惜今已未能知其详。《风》见各国之民情，孔子早已删辑，要以“二南”为正风。《论语·八佾》：“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即指《周南》、《召南》言，民风安逸，婚姻以正，方属王者之气象。“钟鼓乐之”，“宜其室家”，是谓文德。且更以诗教子，《论语·阳货》：“子谓伯鱼曰：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此见儒家重视夫妇，作为文德之本。《诗序》以为“后妃之德”何其迂，民歌发自本身之情，其情乃真。虽然，或以生物观人，“在洽之阳，在渭之涘。文王嘉之，大邦有子”（《大雅·大明》），与“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关雎》）其有以辨乎，必以《诗序》为非，民之恋歌为是，慎莫为毛公所笑。宜孔子于晚年更使《雅》、《颂》得所，正以明《风》、《雅》同源，以见君民之所同。更以《颂》言，所以由西周之《颂》上及《商颂》而下及东周之《鲁颂》，实因平王东迁，雅声已变。《小雅》而未闻“鹿鸣”，何能“无保定尔”，“青莪”难见，宜有“白驹”之“遐心”。《大雅》而“大声以色”，有损于“生民”之“绵绵”，“有卷者阿，飘风自南”，惜继之以变雅，“关雎”安得不变为“柏舟”。此所以宜由《周颂》而上下求之。若僖公有《颂》，略见由齐变鲁之旨，有以平“大东”、“小东”之怨。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前659—前627），卒后七十余年，孔子始生。而僖公之治鲁，犹能深明时代之大势。由齐桓（前685—前642）而晋文（前686—前677），益以有志无力之宋襄（前650—前636），且霸主渐由山东至山西，而僖公仍能以周礼、易象屹立于东方，宜孔子有以取之。诗人颂鲁之情，确难与文王相比，然为东周以传道，何可忽其治鲁之功绩。同时之周天子若惠王与襄王何德而能有颂声，时代如是，孔子决无不切实际之空想，《论语·卫灵公》“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是其义，故正未可小视僖公之《颂》。又《鲁颂·四章》有“思无疆”、“思无期”、“思无斁”、“思无邪”之言，此疆、期、斁、邪四字，恰为吟诗之原则。“无疆”应尽量不为空间所限，“无期”应尽量不为时间所限，“无斁”应尽量不厌于疆、期之变，“无邪”应准疆、期而尽量表达性情之正。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正当孔子使《雅》、《颂》得所，亦为准疆、期以删《诗》的标准。所谓“无邪”者，诗贵有真情之流露。凡无病呻吟或强作欢笑者，皆属有邪之思，决不应辑入。当辑成《诗经》后，始能通读“得所”之《风》、《雅》、《颂》，自然有“无邪”之旨。至于《商颂》“渊渊作金石声”，若桓魋何能知之，合诸“微服过宋”之传说，是之谓“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

《国语·鲁语下》：“闵马父……对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毛诗序》云：“微子至于戴公，其间礼乐废坏，有正考父得《商颂》十二篇于周之太师，以《那》为首。”正据《国语》之记载。孔子更辑五篇入《诗》，其他七篇，或亡或删，阙疑为是。然以《商颂》为例，孔子有删《诗》之可能性。以今存之《商颂》论，正以明《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嗟嗟烈祖，有秩斯祜”（《列祖》），“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茫茫，禹敷土下方”（《长发》）。宜有《周颂》而上及《商颂》，庶能见三代之损益，是属孔子删《诗》之大义。至于学《诗》的作用，《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虫鱼之名。”所谓“兴于《诗》”，贵能得《诗》外之义，《论语》中记有二事，殊可了解学《诗》之大用。

其一，《论语·学而》：“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其二，《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熟玩此二例，乃喻《诗》之所以可兴。断章取义，固为学《诗》者所当了然于心者。切磋琢磨，贵有其象，何事不可深入。素以为绚而绘事后素，自然可合乐先礼后之旨。否则正墙而立，何贵乎学《诗》。《诗》无达诂，固无达诂乎，全在善读诗者。既了解诗义后，要在悟其情之所钟。故一句一字莫不有其情，且情可反身，乃有“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之理，《诗》之时义岂不大矣哉。《左传》屡记诸侯集会上之咏《诗》，全属言外之音，故《论语·子路》曰：“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此始见孔子教弟子学《诗》之目的。贵能得诗旨之象，此诗象实与易象可通，然孔子所深入了解者，什九属诗象。于易象之大义，《论语》中极少提及（详下），若子贡、子夏，可云善于学《诗》。

继之宜论孔子辑成《书经》之情况。

《论语·尧曰》：“尧曰：‘谘，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此见编辑完成《书经》后之记录。最可贵者，能归诸天之历数。由尧舜以及夏商周三代，其史迹本为讲学时议论所及。故编辑《论语》者，最后一篇记此节为主，用意显然。

《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此所谓“唯天为大”，即知“天之历数”。《论语·为政》：“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实亦指天之历数。至于是否可免“四海困穷”，亦极困难，宜《论语·雍也》记有孔子与子贡的对言：“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又对子路曰：“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论语·宪问》）此见孔子据好古所得之尧舜，能掌握天之历数为主要成就，既病博施济众，当然亦难“以安百姓”，可见早已进入阶级社会。且子贡已能于百姓中辨民与众之不同，此之谓“爱有等次”，则尧舜之治固非理想国，故君子不可不存“泛爱众”之志，然事实上仅能由近及远，“王天下”之理，何可空论。迨孟子而过分美化尧舜时代，言必称之，实与孔子“《书》始《尧典》”之旨不同。

《论语·泰伯》：“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焉。”又：“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卫灵公》）“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泰伯》）此论舜禹之德，归诸“舜禹之有天下而不与”，方能继承尧之“唯天为大”。此大兼时空宇宙言，何可与于一人有天下之宇而忽乎古往今来之宙，幸舜禹不与而虽或逸或劳，同能“允执其中”，庶能为三代损益之本。其间由宇而宙，合诸社会结构，因于历史长流中，人之生命有限，一生之寿命，何可相应于社会变化的时间数量级，故不能不推究人生的遗传及社会组织的继承问题。自禹起为“家天下”，然合诸考古学，“家天下”实非始于禹。基本由群婚制而母系社会，进而为父系社会，发生在各地区的各民族，时间的先后差距甚大，迄今边陲地区的少数民族，犹有母系社会存在。今以黄河流域论，如半坡文化犹有母系社会性质，若郑州大河村的风俗，已见父系社会的情况（另详）。且当时尚属范围不大的部族社会，族长的继承，不期而产生“家天下”的制度。部族的集合，由小而大，当能统治若干部族，自然有“天下”之概念。“家天下”者，父子兄弟相继而为天下之主，然经若干代的继承，于天下之主，势必有所变化。孔子特取尧舜禹者，有以正社会组织的继承问题，若尧传舜为传婿，此于父系社会已属不应有者，舜传禹为传贤，更属彻底破除“家天下”之风，庶能扩大家族遗传的局限而有益于人类社会的进化。今合诸考古所得的史迹言，孔子生当春秋末（前551—前479），上至平王东迁（前771）仅二百数十年，至殷周之际（前11世纪）亦仅六百年许。今已得殷墟周原的大批文物，史迹已信而有征。更由殷墟甲骨文以究殷商之史迹，亦大半有据。孔子上距夏商之际（前16世纪），亦仅一千年许。禹夏约四五百年，禹迹虽尚无确证，然新石器晚期的文物，已遍及全国各地。故孔子一生之信而好古，上推史迹仅一千七八百年。这在当时定有较可信的文献和古老的传说，并与孔子问礼于老聃以观周天子之史籍有关，且东方各民族之史迹，又非仅限于周室文化。生于约四百年后之司马迁，尚知夏商历世之继承情况。今已有甲骨文为证，商之世系基本可信，夏虽无大批古文物出土，然世系的传说绝不可能全部虚构。孔子之时，更当有所知，故知杞、宋不足为征。且准所知者认定尧已明天之历数，完全可能。以天象二十八宿论，部分或全部在南北赤纬10°间带形区域中的宿数，于公元前4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间最多，计有十八至二十宿。竺可桢教授推算得此，对研究我国古代文化大有裨益。孔子以认识天象始于尧，尚极保守。更以社会组织言，鲧以仕尧，经舜一代，鲧子禹又继舜即位。据古之传说，唐尧都平阳（今临汾附近），虞舜处于沩汭（今商丘附近），夏禹都阳城（今密县附近）或安邑（今绛县附近），其时正当三部族之间的自然兴衰。又舜之殛鲧于羽山（今徐州附近），鲧子禹能痛定思痛，以完成治水之功，宜能传舜而为天下主。故尧舜禹之事迹，正以见王天下者当以天下事为主，不当以本部族的继承为主。孔子删《书》取以为始，实有以见“家天下”之弊。然父系社会之代代继承，又为生物之本能，唯家之与国不可不加分辨。此实为《书》始尧舜禹之微言大义。至于“家天下”之情况，孔子已有总结。《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按三十年为一世，犹人生一代遗传之平均时间。子张有志于干禄，且见春秋时各国于继位时，每有争夺之乱，似每世不同，故问能否预知十世之情况。且孔子本有“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季氏》），此义上已引及，然于编《书经》时似有更深的认识。凡可知十世者，实兼夏商与西周言。合诸史迹，基本经十余世而变，详见下表：

表一　夏之十四世

表二 商之十八世(www.xing528.com)

表三　西周十一世

表四　东周十三世

表五　鲁公九世

由上表五，所以明东周之《春秋》。当平王四十九年（前722）而进入《春秋》，孔子辑鲁史而始于鲁隐公元年。由隐公至哀公已九世，周天子安得不失势。故孔子所谓“十世希不失矣”者，指《春秋》之微言大义。然回答子张之问，重在由《春秋》而《书经》，由东周（表四）更上推西周（表三）、而商（表二）、而夏（表一），亦莫不经十余世而有变。故若尧舜禹之“允执其中”，斯为平天下之至道，奈禹经十余世之传，必将有偏于中，乃自然而有三代之变，如尚质尚文而难得彬彬之文质。究其失中而偏离于正道者，正渐起于数代之遗传，凡能得其中者，岂可限于一姓之遗传，由是经纠偏而归于中，是即三代损益之礼。唯孔子之“为东周”而为“文德”，为“文德”而为究三代之损益。更以尧舜禹三部落之迭主天下为执中之天数，所以能可知继周之百世。凡以生物进化论，人类经百世之遗传，时间约为三千年，而生命的结构变化甚微。孔子能重视夫妇为人伦根本的原则，庶见《诗》始二南、《书》始尧舜之旨，由夫妇而家，由家而国，由国而天下，此实为孔子以《诗》、《书》诲人之纲领。唯其有见于生物之本能，故所理解之时空数量级极长，二千五百年后读之，尚有现实意义。正由于孔子已能视人为生物，故其思想已及人类的本能，决非仅对社会结构言，此为编辑《诗》、《书》之旨，亦为孔子之伟大处。故除《诗》、《书》外，应重视具体的行动和思想，此所以必须以礼乐作为内圣外王的指南。以下总论孔子定礼乐之原则。

《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此记录殊可信，因孔子一生处处以礼乐为重。人各以礼乐节之，斯能维持社会组织之平稳。今推究礼乐之实质，有天子之礼乐，诸侯之礼乐，士大夫之礼乐，乡人之礼乐。礼乐之作用，所以维持人之间的和平关系。若孔子之以礼乐教弟子，所以勉弟子当自反，自反有得，庶可语以内圣外王之道。由熟悉俎豆等之礼容，方可逐步推广外王之道。故礼乐为具体的思想与行动标准，下准《论语》所提及有关礼制乐律之言论，择要以明之。

主要论自反之礼乐，当以“颜渊问仁”（《颜渊》）为主（原文已见上引），其目为视、听、言、动。凡视听为由外及内，言动为由内及外，于内外之际已经本人之思虑考察。此即人之作用，然决不可忽乎耳濡目染。以具体论，《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此已包括视色听声言论及行动的作用四者，然极宜深入研究孔子所重视之“克己复礼”。先以视色言，古人视蝃’（虹）间具七色，以紫朱为两端。孔子之是朱非紫，实未合自然之理。“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政》），仅重视一端而忽乎他端，实有误，必须兼及两端，礼当等视朱为紫。当时或稍后之天文学，已认北极中心为紫宫，名之曰紫微垣，其义可取。后因道家注意自然科学而特重紫色，识见超然。奈汉后之儒家，每有是朱非紫之礼，直至清末未变，乃有碍于“非礼弗视”之视礼，视红视紫，何必是非于其间。以听声言，本诸十二律吕的三分损益，此十二律吕确宜相应于每年十二个月的客观气象，故何月演奏用何律为主，易于引起人情之共鸣，此思想与月令之感应，于春秋时为我国早已理解的音乐原理。今由编钟等的出土，可证明并非从文献到文献的空论，而有其具体欣赏音乐的水平。孔子于音乐有特殊的认识：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要在能得尧之象；与点之情，深喜三月之春意；于卫之磐，心向人生之文德；绝粮之弦，庶见安贫不去之道；杀鸡而用牛刀，实叹子游之已能用乐。以乐辅礼，即二即一，唯思想之纯，庶有行动之正。且孔子早年于乐，已喜知翕纯皦绎之成，惜晚年有悲于鲁国乐队如大师挚、亚饭干、三饭缭、四饭缺、鼓方叔、播鼗武、少师阳、击磬襄之散（《微子》），则耳听之乐，难免有不入耳之郑声。虽然具体之乐谱已佚，故尽善尽美之《韶》与尽美未尽善之《武》，下及淫声之非，仅能神而明之，则历代未究乐理者的泛论，势必成为空言，宜耳闻之礼其标准尤难明确。汉后重庙堂之乐，何尝是韶乐，民间之新声，何可一以郑声斥之。孟子已知先王之乐犹世俗之乐，故于今日“非礼弗听”之乐，尤宜慎思而明辨之。若颜渊之闻此四目，当然亦及视人之行为和听人之语言，今推本而及声色，颜渊定有神会之妙义，然后人何可执之。故外入者既难有准，内出者势将有覆家邦之利口，“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诚令人感慨。故二千五百年来，固执所谓孔子之礼教，每桎梏人之性灵，其弊决不可忽视，今正宜彻底加以考察。再者禘之礼，八佾之舞，或以雍彻，或旅泰山，且三归与反坫，其礼之形成必已日久，且各有其位，奈知迹而未究其理，礼乐之实果何如哉？当民尚昏蒙而不知朔，宜有告朔之饩羊，然历法大明，羊亦可爱，况孔子所谓获罪于天，何必媚奥媚灶。种种礼制，何可舍本以求末，刻舟以求剑。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此于礼乐之立成，归诸《诗》之兴，兴属人内在的生气。不大声以色，尤见礼乐之现实意义，岂可固执于古礼而不知变化，“子入太庙每事问”者，所以问其理。历代研究孔子者，不乏能重视礼之迹者，而什九忽其实质。故今而后，非从认识礼乐之实质以观孔子，殊难深得孔子之象。治天下之理，必准礼乐之实，此诚百世不易。孔子之伟大，在能从周之文，不在重周之礼。未辨乎此，其何以认识孔子所梦之周公。今以考古所得安阳出土之坟墓，每有大批奴隶殉葬，而于周原之墓中，基本已无人殉。孔子之从周，决有尚文之可贵处。若秦穆公仍有三良之殉，宜诗人刺之（《诗·秦风·黄鸟》）。此一风俗，必为孔子所大力否定。由道德而依仁，生死事大，孟子尝引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之言，作俑者且然，况以生人为殉。此始可视为孔子依仁之总纲。由是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必使社会之安定者，方可许以仁，研究孔子之所谓仁，或可参考于此。

更究孔子晚年最后所关心的世事，亦就是最后所重视之礼乐，是为齐国之事。《论语·宪问》：“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也。’”考此事发生在哀公十四年（前481），其事当与《春秋》同观。

《春秋》：“（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小邾射以句绎来奔。夏四月，齐陈恒执其君寘于舒州。庚戌，叔还卒。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陈宗竖出奔楚。宋向魋入于曹以叛。莒子狂卒。六月，宋向魋自曹出奔卫，宋向巢来奔。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

考孔子一生，基本以好古之史迹（《书》）及记述由古以来人之思想感情（《诗》）学于先哲，并加以整理而授于门弟子。于东周事特取鲁史《春秋》作为近现代史讲义，其间不论古今，皆有所评论。且能面对当代之事实，既有理想，又有实用意义，于行动以礼自制，于思想以乐自谐，乃能“君子坦荡荡”而非“小人常戚戚”。以上概述整理《诗》、《书》礼乐之旨，《论语》中确已屡屡提及，故孔子一生之信而好古，绝对有文献可据，不应致疑。编辑成《诗》、《书》礼乐者，非孔子莫属。

进而更宜研究孔子之于《春秋》。《春秋》为鲁史，实属古文献，王安石视为“断烂朝报”，未尝不可。然属鲁隐公至哀公（前722—前481）之朝报，其时代既早，故虽断烂而仍不可不重视之。或谓《论语》中并未提及《春秋》，及《孟子》书中始大力宣传孔子作《春秋》之事。今以理核实之，《论语》虽未提及《春秋》，然对东周事颇多议论，犹在对门弟子讲解《春秋》。上已论及，孔子决无作《春秋》之事，然对《春秋》事实极为关心。传说公羊高为子夏弟子，谓孔子取鲁史，始于隐公元年，止于哀公十四年春西狩获麟，间及十二公，共计242年。且分隐、桓、庄、湣、僖三代五公共96年，为春秋所传闻世；文、宣、成、襄四代四公共85年，为春秋所闻世；昭、定、哀二代三公共61年，为春秋所见世。此《春秋》之起迄及三世之分，实有孔子认识东周之大义在其中。子夏性格殊拘，仅能知之，及公羊高而发挥之，未可谓与孔子思想无关。《春秋》初当平王避犬戎之乱而东迁，以当时情况观之，周天子之名分犹在，且在位长及五十一年，如有作为者，宜有以恢复西周之局面。然事实上平王已无其能力，幸西周初早有周公经营东都，平王方能居之以维持残局，周天子号令天下之权早已失却。孔子乃取鲁隐公元年作为周公之德，以代平王四十九年，因是时平王已老，中年尚未能，况当老年，决不可能再次恢复周天子之盛德，宜孔子取鲁隐公元年起作为东周史以授门弟子。若周平王元年至四十八年，似可以《春秋》序幕视之。当《春秋》所传闻世中，最重要之事，东方诸侯尚知尊王攘夷之理，贵有齐桓公依赖管仲之佐而行之，宜孔子虽对管仲有微辞，然仍以“如其仁、如其仁”许之，因实能担负维持当时天下和平之责任。然一代后之晋文公，虽有正谲之辨，尚能尊王。而鲁僖公周旋其间，在位长达三十三年，孔子取其为《鲁颂》，当有可取处。且是时秦穆公作《秦誓》（前627），同当《春秋》所传闻世之终。孔子之为东周，尚见秦楚之夷能有所自反；齐、鲁、晋、郑等国对周天子之认识，犹有尊敬之心，非徒以本国为主，此为孔子对《春秋》所传闻世之认识。继之以所闻世论，形势已变，孔子岂不知之。秦晋之关系错杂，楚亦大有发展，若襄公之访楚而鲁筑楚宫，且薨于楚宫之中，可见楚之文化已能超越于鲁，然则攘夷云乎哉；晋代世霸，周王之地位日低一日，然则尊王云乎哉。而孔子正生于襄公二十二年。九、十岁的儿童，当然未能明天下大势，日后知襄公之亲楚，岂可对尊王攘夷之理，不加深入研究。合诸所准之礼乐，又安得不入太庙每事问。宜由僖公之薨以及襄公之薨，是谓所闻世，于尊王攘夷之礼，早已不同于所传闻世。至于上所论及的孔子一生，全当《春秋》所见世。孔子为东周而为文德，于自强之各国，自然亦可发展，然对周初所封且能维持至春秋末期之齐，孔子尚认为必宜保持之。凡世传制，如无尧舜之德，在当时各国对峙的局面下，似以不变为是，始可安定天下之大势。此亦孔子自犯三戒中之“晚年戒得”，得于姜齐之是而不知其非，亦有姑息之失。由是有告哀公及三子之事实，沐浴而朝，郑重可见。且当时之情况，孔子极希望各大国本身保持相对平稳。于鲁之三家，虽昭公薨于乾侯，三家犹能立其弟定公。定公薨，仍能立定公子哀公。事实上哀公已无权，因诸侯之位又似周天子，同样为虚设。唯其有虚设之名，尚能形成《春秋》所见世之相对平稳。然正当孔子七十一岁时，发生陈恒弑其君之事，此事非但影响东周之尊王攘夷，更上及武王封齐之文德。况《春秋》所传闻世之功业一切崩溃，实将彻底变化诸侯间之相互关系。孔子之言，所以正名分，亦所以仍愿实现齐变鲁之原则，此之谓周礼。《武》乐虽未善而犹美，故陈恒弑君之情，孔子安能忍之。耳可顺于狂简，若陈恒之作风，更甚于公山弗扰与佛肸。可谓具臣之由与求，且不从弑父与君（《先进》），况孔子本人。核诸事实，自桓公之亡，霸主早已非齐所有，姜齐之遗传日在偏离于中，而陈氏之治齐，实能利器善事，大斗出、小斗入者，已能提高生产力以富民，民安得不是田而非姜。孔子从大夫之后不敢不告者，尚执于周礼之文德而未敢突破继周之损益。更进而观之，自田齐之代姜齐，因天下无主持正义者，乃于数十年后即有三家分晋之事。故孔子重视此事，确属由春秋将转成战国之几，有如是之预见，何可小视。由是绝笔于“春西狩获麟”，实不愿再读“夏四月齐恒执其君寘于舒州……六月……齐人弑其君壬于舒州”。此齐人之弑君事，自公羊高起重视于获麟，实属弦外之音。今日读之，究其沾袍之涕，应注意姜齐之变为田齐。然则孔子讨齐之未成，亦促其思想境界更有所提高，是即“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然则孔子七十后之所欲何在？《论语·阳货》：“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诚得“道法自然”之旨，唯子贡闻之。老聃之西出函谷，尚欲去其柱下史之职，孔子已无职守，自然不必去父母之邦。而对世事始知已不可为，然决不消极以待尽，仍孜孜于文献之整理。既终《春秋》，于礼乐之理更有所突破。《论语·阳货》：“子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孰能识非玉帛钟鼓之礼乐，庶几可达七十后孔子之矩。《论语·子路》：“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此由裁狂简而可及必信必果之小人，然于今之从政者皆斗筲之，此可喻《春秋》所见世，实未能更继之，故孔子之最后二年许，实已进入战国之序幕。何忍再言王天下之理，不舍昼夜之流水，任之为是，乃于抄录鲁史、绝笔获麟后，或有卒以学《易》之事。此不逾矩之欲，决非《公》、《穀》之微言大义所可尽，作《左传》者有意求之，亦未必全合孔子之旨。孔子于《易》的关系，起于易象，此当属殷周已盛行的数字卦。阴阳五行之卜筮来源极早，其后归诸七、八、九、六之卦爻，可能已在孔子后。孔子未知爻名，包括《左传》作者亦仅用其理而未用其名，故于孔子时所谓文王作“二篇”其实尚未备，何可信孔子作“十翼”。当时在各国，基本已有相似而非全同的卦爻辞。对卦爻辞的意义，什九乃筮者以意而言，唯易象略有所准。孔子曾习礼，当已翻阅某种卦爻辞，及周游列国时，始进一步了解各国并不全同的易学文献及用《易》之变化。卒以学《易》的资料，较可深信者，亦宜本诸《论语》。

《论语·子路》：“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此明言“南人有言”，极可能闻诸楚，巫医并论，可喻当时的认识，且巫医皆须恒以学之，足证其间已有极丰富之内容。以《易》论，即属于巫。或讳言孔子时《易》尚归诸巫者，不足以言《易》。且巫医之道同在礼之范围中，贵在有易象。且当时易家所编成的卦爻辞并非全同，齐稷下派所编成的《周礼》，谓太卜所掌之《易》，仍有《连山》、《归藏》、《周易》三《易》之异。《易》当孔子时，既无“初九”、“九二”等十二爻名，卦名亦未必全同，考编成的地域基本在三晋，而齐鲁重传统易学之象，似与数字卦有关（另详）。《系辞上》所谓“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正指以卦爻之象代替五行数字卦之象而系以卦爻辞。孔子对此并不感兴趣，宜《论语》中极少论《易》，因《易》须占以得数得象，然后玩其所系之辞而明其吉凶，所以去人之疑。若《左传·襄公九年》（前564）记鲁穆姜玩随卦之“元亨利贞”，仍须先占。虽此事在孔子前，孔子未必关心，其后为《文言》者始重视之，然与孔子无关。更在穆姜前，如郑王子伯廖（宣公六年，前603）与晋知庄子（宣公十二年，前597）之用《易》，已可不占而玩其辞。此种用《易》法始为孔子所好，故子曰“不占而已矣”，似在用其例。然则孔子之读《易》，重在观象玩辞，尚未究易学的基本方法即筮人之玩占。当闻南人之言，有感恒之重要，作巫医且然，何况更复杂于巫医之事，何可不知恒。因忆及《周易》中有恒卦，爻辞中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言，正可作为勉人以恒的格言，因即不占而用之。如或占之，则未必得恒卦，更未必得恒卦六爻中之此爻，况当时既无爻名，卦爻辞难免混同之。如穆姜占得艮椨之随棸，象当二爻不变，然未用随卦二爻爻辞，即用今本随卦卦辞取义，可见当时于卦爻辞并未严加分别，各国之传《易》者必有出入。今幸《论语》中存有此条，则知孔子于周游列国时，确已在读《易》，且能不占而玩辞，此为不可忽视之重要资料。唯汉后认为孔子于《易》曾作传十篇，更以“十翼”名之，则绝不可信，因“十翼”的内容基本并不相应孔子之思想。秦始皇焚书而不及卜筮之书，更知《易》非儒家的经典。迨汉武帝起重儒，二千余年来盲目尊孔，视孔子前后各二三百年的学术思想，莫不归诸孔子一人，故在我国思想文化史中最可宝贵的东周时代，其学术思想的发展原委反为之暗而不明，郁而不章。视六经之原为《周易》，作为孔子之意，尤有此失，今亟须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