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成长与自我领悟：从不惑到知天命

五、孔子“不惑”至“知天命”后的情况

孔子由“而立”而“不惑”，其旨未变，乃深入礼乐而能不惑其行。合诸世事，此十年中亦多变化，主要为“孔子年三十五……昭公率师击（季）平子，平子与孟孙氏、叔孙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师败，奔齐……鲁乱，孔子适齐”（《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因鲁乱而适齐，时间在秋冬，若孔子之于昭公，不得不有所讳。《论语》记有一事：“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君取于吴为同姓，谓之吴孟子，君而知礼，孰不知礼。’巫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述而》）此知礼问题，岂仅取同姓而已，昭公之奔齐，或难免亦有失。是年为齐景公三十一年，《论语》记有“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颜渊》）。则知景公尚对孔子的理论有兴趣，而孔子亦有意于久居于齐，宜有“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述而》）。《史记》述此，于“三月”上尚有“学之”二字，文义较备，当有所据。且《论语》尚记有评语：“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也，未尽善也。”此实能深入欣赏音乐之情，而难免亦有感于史迹及当代之世事。当孔子之齐一年后，即有王子朝奔楚之事。是时孔子或尚在齐，不论闻《韶》或学《韶》，且能详论《韶》、《武》之得失，此对禅让与传子之政体，实深有所感。周天子如何？老子极可能因之而去周；鲁昭公又如何？孔子本人亦去鲁之齐。然则《武》乐何可与《韶》乐相比。宜孔子有见于东周之失，始重鲁史《春秋》，在齐闻《韶》，乃定尧、舜之《书》。一二年后，景公亦未能用，《论语·微子》：“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而鲁国的情况，昭公虽不能回，局势已稳定，乃返鲁。此证当时孔子并未直接参与昭公击平子事，亦未尝必以昭公为是。约三十七八岁，孔子返鲁，而心已有主，是之谓不惑。继之十余年，皆在鲁设教，渐成私人讲学的风气。更观此十余年间，世事之变化甚激烈，孔子超然以观之，庶可由“不惑”而“知天命”。要而言之，晋于昭公二十八年（前514）“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于昭公三十年（前512）“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此晋国之变，孔子当有所意见，《左传》所引者，或未必悉合孔子思想，然大体可信。主要是魏而非刑鼎，合诸孔子之志，“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由此文义以观，刑鼎宜遭孔子之非。况赵鞅用范宣子未必合乎当时情况之刑书以铸鼎，实有以敌视魏献子为政，故孔子或确有非刑鼎之言。继之鲁昭公三十二年“卒于乾侯”，《左传》载赵简子问于史墨，史墨以论昭公与季氏之是非。此当然非孔子之思想，然孔子对三家之认识，于昭公之事发生后，当有所改变，此不可不辨。“不惑”云者，既“不惑”于当时的周天子（实为敬王），亦“不惑”于当时的各国诸侯，且能注意于各国之具体执政者。或不明乎此，决难理解孔子何以教弟子，唯其能洞察时代变化的趋势，既合诸古史而以之为鉴，又能结合礼乐而为思想行动的标准，始能使各方学者同趋杏坛。

《史记·孔子世家》：

定公立五年，夏，季平子卒，桓子嗣立。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若羊，问仲尼云：“得狗。”仲尼曰：“以丘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夔、罔阆，水之怪龙、罔象，土之怪坟羊。”吴伐越，堕会稽，得骨节专车，吴使使问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群神于会稽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节专车，此为大矣。”吴客曰：“谁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神足以纲纪天下，其守为神，社稷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何守？”仲尼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为釐姓，在虞、夏、商为汪罔，于周为长翟，今谓之大人。”客曰：“人长几何？”仲尼曰：“僬侥氏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于是吴客曰：“善哉圣人。”

定公五年孔子四十七岁，坟羊事《国语·鲁语》中已记及。吴客事时间在十年后，孔子已五十八岁，或周游列国而不在鲁，今连类及之。总之孔子当五十岁前后，对古史殊有研究，此事决不可小视，乃组成孔子思想之重要部分。如仅以文献而未能加以征实，此不足以见孔子，亦为历代研究孔子者所忽视。《庄子·外物》：“儒以诗礼发冢。大儒胪传曰：‘东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诗固有之曰：青青之麦，生于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接其鬓，压其顪，而以金椎控其颐，徐别其颊，无伤口中珠。”此节讽刺儒家，可云尽其巧思，不知“儒以诗礼发冢”，正属儒者有准于孔子之教。孔子如不随时注意当时考古所得，何以能知坟羊，又何以能知骨节专车之古史。奈自汉后之学者基本从文献至文献，此决非孔子之治学方法，然重视文献又为孔子之长。唯已达不惑之境，始可从考古所得以证实古史，是之谓“信而好古”。虽可谓孔子之考古尚未确，然决不可谓孔子有意于托古改制。至于天下事，吴既兴，且于定公四年“吴入郢”，唯楚有吴乱。故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是年敬王已十有五年，一年后，尚避王子朝之徒及儋翩之乱而处于姑"（《左传·定公七年》），故此十六年中周天子的情况可喻。且楚有申包胥如秦乞师，由秦师以驱吴定楚，时虽未久，实为当时天下动荡之大事。故襄公薨于楚宫之情，定公未必继之，而秦师之能力又增，足以促使四十年后之三家分晋。若孔子一生关心古今之变化，对此事件，必有深刻之认识。所知之天命中，安得不及目睹之大变。当年在齐闻《韶》以知乐，管仲之器犹小，岂晏婴所知，然孔子决不小视婴。周礼在鲁，平王已不足论，况敬王何有于王者之气象。天命如是，不得不反诸久居之鲁，昭公既不足论，何可忽视继位之定公，三家既能容之，是否可起作用。“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正五十左右，以总结当时的天命。“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定公问：‘一言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子路》）即此二节之对答，孔子对君臣关系的认识已极明确，意更恳切，既以勉定公，亦以安三家，由治国而平天下，其旨可通。唯孔子之已得风气之先，故决不论及敬王，乃于治鲁身有其责，要在缓和定公与三家之关系。然时代之发展日在变化，三家之家臣亦有专权者，故孔子不得不避之，亦不得不与其周旋。孔子曰：“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又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季氏》）此陪臣执国命的情况，合诸鲁国实指阳货（虎），阳货为季氏家臣，权势日大，《左传·定公七年》：“阳虎又盟公及三桓于周社，盟国入于亳社，诅于五父之衢。”《史记·孔子世家》：

桓子嬖臣曰仲梁怀，与阳虎有隙。阳虎欲逐怀，公山不狃止之。其秋，怀益骄，阳虎执怀。桓子怒，阳虎因囚桓子，与盟而醳之，阳虎由是益轻季氏。季氏亦僭于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www.xing528.com)

孔子除周旋于阳货外，尚有公山弗扰之事。“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此节又见孔子对弗扰召的反应。《史记·孔子世家》：

定公八年，公山不狃不得意于季氏，因阳虎为乱，欲废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阳虎素所善者，遂执季桓子。桓子诈之，得脱。定公九年，阳虎不胜，奔于齐。是时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倘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亦卒不行。

此皆当孔子五十左右发生在身边之事，与敬王与王子朝之事，晋分政之事，吴楚秦之大变化，有亲疏之辨。即使和昭公与三家之事亦不同，乃属三家与家臣之事，然能直接影响鲁之国政，且由天下而国，由国而家，孔子又言及“吾其为东周乎”，则又家国而东周。以毋我之身，传古今之变，然何可忽乎其身之所处。以身为东周，方能喻孔子所知之天命，惜当时之子路已不知。宜二千五百余年来，论孔子之仕鲁，什九以治鲁视之，且以三家视之，以家臣视之，以堕三都视之，则何以见孔子“为东周”之情。虽然，人至五十确已身心各有所变，故“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此必孔子于五十后，自思学术思想及行动发展之变化。在四五十前有精进之象，言行当有惊人者，如“入太庙，每事问”而重禘，“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八佾》）。又如在齐闻尽善尽美之《韶》，且“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八佾》）。此以禘当治天下之象，又以翕纯皦绎定乐谐人心之象，可云已得过人之成就。况乐必通诗，“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泰伯》）然于五十后，仅能保存之、充实之而已，于礼乐之旨无过乎此，乃知可畏之后生，当在四五十之前。若四五十之后，自然尚可有发展，而其闻必在四五十之前，五十后始闻，确难更有大成就，故不足畏。五十后既不足使人畏，宜于五十当自思所闻，以毋我而思我之所闻，是之谓知天命。以古今世事而合诸文献，故孔子所知者，不外《诗》、《书》、《礼》、《乐》。合诸汉后之传，“六经”为《诗》、《书》、《礼》、《乐》、《易》、《春秋》。而《春秋》乃当时之现代史，所以接于《书》。《易》为筮书，重在易象，当时尚归属于《礼》。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中，当有问《易》之事，重在筮占以见事理之象。且本以筮占视之之《易》，或已有卦爻辞，亦未必同马王堆帛书本，遑论定以《序卦》之《易》。而孔子于易象，当有所知，然决非后世所传之“二篇”，惜汉后之研《易》者，未能分辨象与辞，仅以辞为主，更误认后师所著之十翼，皆托名为孔子所作，宜二千年来既未足以见孔子之实，亦未能识易象之真。试思孟子之于孔子，时位皆近，孟子曰：“……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府若此其甚也。……”（《尽心下》）然孟子书中，未有一字及《易》，而孟子屡言孔子与《春秋》之关系。此见百余年中，孔子门弟子之传授，已各各不同。况易学在孔子思想中，并非属主要地位。“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此“五十”二字《史记》作“卒”字。或以七十后孔子更从《礼》中提出《易》而学之，尚可见思想发展之变化。以五十学《易》而与“知天命”联系，殊难切合孔子生前之事实。故孔子当五十前后，于“六经”的思想结构，宜以下表示之：

上表注○者为孔子所雅言，《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其义。考孔子既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志，又能深识古今之变，故由《书》而《春秋》，由《诗》而《乐》，归诸执礼为行动的指南，且对当时鲁国的具体情况，由定公、三家以及阳货及公山弗扰，皆能进退自如以处之。要在二十年来设教于杏坛，与天下有为之青年，共观天地万物之变迁，以究人生处世之准则。取鉴于史，感人以今，贵以无隐乎二三子之性，本学不厌教不倦之情，因材施教，师生融洽，宜由近及远而弟子辐辏。既“不语怪力乱神”（《述而》），故孔子之所谓“天命”，犹“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之中心，知此中心，庶能无碍于本身之出处。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公孙丑上》）此即孟子所知之孔子，亦即能以孔子为“圣之时者也”（《万章下》）。“时”之于孔子，犹天命之象。此仕、止、久、速之变，可证诸《论语》，“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为政》）此当可止则止之时，若阳货之言，当然未可从。而于公山不狃之召，不期有东周之为，此实深感于时。“为东周”者，乃孔子之权。然以费治鲁且难，况及天下，此所以不果行。若“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自然可仕则仕。继之为司冠，与齐夹谷之会当相礼，可云一生从政中地位最高，“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的思想境界，当时似可实现。且齐虽未是，鲁亦未尝是，然以“为东周”观之，鲁当胜于齐。若《史记》之重点描绘夹谷之会，实为尊孔子而列入《世家》，不得不有意渲染。如晏婴基本不可能与会而亦及之，可喻《史记》所记录之史实未可全信。齐鲁之会非仅此一次而各有胜负，此次鲁胜，亦未必使天下形势有所变化。孔子仅以礼争，所谓“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孔子于夹谷之会实乃准礼为相，此礼于当时之齐鲁皆不得不准行者，唯尚有礼，故有夹谷之会。然鲁虽胜，孔子之志尚不止此，宜“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微子》）。况堕三都之事未成，则鲁既未一，亦未必终能胜齐。可见孔子为季氏司冠，为定公相于夹谷，皆顺时而行，非毕生之愿。虽欲使齐变之鲁，尤要者当在使鲁变至道，偶一胜齐，何足为贵。况僖公后之鲁，国势早已不及齐，故乘机去鲁，正如脱重负，更欲基于“知天命”之原则下，有以寻觅变鲁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