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学习追求与成就

四、孔子“志于学”至“而立”后的情况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此为孔子于七十岁后，自思一生进程所作的回顾。然读此时，必宜与“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并思，不然，孔子一生的历程仅知为我而发展，决不能成为孔子。孔子者，能毋我而以我合诸时代，观时代之变化而变化斯为贵，故“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失，不舍昼夜”（《子罕》）。虽然能得见时代，必须渐积经验而并加深思。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能学思并用而不罔不殆，约当十五岁至三十岁的情况，所谓立者已能立于不可见之时。孟子特以“圣之时者也”称孔子，此一观点可成立，确属孔子之智慧，非孟子所能强加。唯孔子之知时，故志在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公冶长》），既准三代人之变，乃可进而由生之时上及未生之时，是即史。重视史学而好古，客观了解之，思考之，以史为鉴而作为一生行动与思维的指南，故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述而》）正孔子治学之原则。至于孔子立此原则，必有所师承，《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之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于郑子产，于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凡此所提及者，年皆长于孔子，司马迁之言，当有所据。不并世者且不论，可合于相应的历史人物，若并世者更可有觌面受教之机会。首言“于周则老子”，当有所以愿严事之之理，惜每多不求其实，故孔、老之关系，已成为二千年来争论儒、道的焦点。今考核春秋所见世的情况，决非如后世所想象者。

《史记·孔子世家》：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是时也，晋平公淫，六卿擅权，东伐诸侯；楚灵王兵强，陵轹中国；齐大而近于鲁。鲁小弱，附于楚则晋怒；附于晋则楚来伐；不备于齐，齐师侵鲁。鲁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盖年三十矣。(www.xing528.com)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绘，飞者可以为缯。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

由上两节，可见孔子和老子的关系。最重要者，宜重视其时代背景。当春秋所见世，已不可与所传闻世相比。若齐桓公受周惠王赐为伯（前667），继之有召陵之盟（前656），方属东周时尊王攘夷的正义事业。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宪问》）正孔子为东周的标准。及晋文公受周襄王赐为伯（前636），有非礼之请隧，情况已异于齐桓公，子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宪问》）考齐桓、晋文虽仅一代之差，然整个天下形势正在起变化，因管仲、齐桓公一死，齐国即无尊王者，故伯主由山东而山西，且晋近王畿，自然有挟天子的事实。况晋国世霸，自文公直至孔子生前晋国仍在发展，乃以尊王言，特以正谲辨齐桓晋文之志，实即时空条件的不同。由晋文公（前636—前627）至晋顷公（前525—前511）已过百有余年，西秦南楚各有所发展。乃晋对攘秦楚早已无力，尊周王亦利用之而已。故若晋顷公扶敬王以除王子朝事，老子与孔子或未必以为然。孔子如之周见老子当在景王时，景王卒（前520），孔子仅三十二岁，然则孔子见老子时，正年约三十左右之青年。而老子已居周久之，当长于孔子三十岁左右，老子“见周之衰，乃遂去”，当指景王卒后之事。《史记》所引的晋平公（前557—前531在位）、楚灵王（前541—前538）皆在其前，当孔子已见老子而返鲁，“弟子稍益进焉”，正合孔子立于三十，始能杏坛设教。若景王卒后之事，因于生前有爱子王子朝未及立，而晋顷公为之立敬王，国中有立悼王者为王子朝之党所杀，继之又拒敬王达四年之久。《春秋》：“昭公二十有六年……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左传》：“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按老子为周守藏室之史，而周之典籍为王子朝奉以奔楚，疑老子之去周，当在王子朝奔楚之前后。当时王子朝有告于诸侯之辞，尚见于《左传》，殊有史料价值。又阎若璩认为“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见《春秋》，此即孔子从老聃问礼时也”。然昭公二十四年当周敬王二年，敬王尚未入成周，而王子朝之即位，又未为伯主晋所承认，如此形势孔子似不可能之周，且日食事已见诸《礼记·曾子问》及《家语·观周解》，皆载“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日有食之”。然《左传》所载之日食中，此次虽有日食而周鲁等处不能见到，可见或有错简，或尚有他故，乃知《礼记》及《家语》之记录皆未可信。或于战国时已重视孔子见老子之事，必欲肯定其日期，反见作伪之痕迹。又如孔子与南宫敬叔同适周，鲁君且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今又可考得孔子三十岁时，南宫敬叔仅十余岁，不可能有其事。故纯以学术思想的关系论，孔子自“志学”至“而立”的十五年中，当得益于周守藏室之史。必有此“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治史原则，方能有日后之成就。且孔子“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以鄙事所得的经济等条件，配合从事于史学之志，且处身挂名周天子仍存在的时代中，往周寻师于周守藏室之史，完全可能有其事。退一步言，孔子或未至周见老子，而老子治史之原则，必对孔子有启发性的影响，后人惟欲提高孔子之身份，为之伪造种种见老子的条件，反使破绽毕现，而对极重要的思想感应，反多忽视。且当时任周守藏室史官的李耳，未必著有全部《老子》，而《老子》书中之若干警句，则确为孔子于周所严事之老子所言（另详《论李耳》）。综上所述，以明孔子于三十之立，基本为确立治史之原则。以史合诸当代之事，故“子入太庙，每事问”（《八佾》），此为知礼，亦为问礼于老聃之旨。如孔子之周，则除见老子外，极可能拜访苌弘以问乐。因孔子所好，唯礼乐而已。礼以定人之行动，乐以和人之思维，宜入太庙每事问为知礼，且“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述而》），庶能知乐。基此礼乐之好，以通贯古今，斯能由“志学”至“而立”。见老子、苌弘前，与孔子思想的形成极有关系者，尚有二事。其一当襄公二十九年（前544）吴子使札来聘，其二当昭公十七年（前525）郯子来朝。前事孔子仅八岁，后事已二十七岁。此二事皆有以促使孔子重礼乐且好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