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道德思想：行为研究的论据

二、来自行为研究的论据

波普尔将赞成决定论的来自行为研究的论据概述如下：

我们常常可以十分成功地预测动物的行为，还有人的行为。而且，随着我们对这个人或者这只动物越来越多的了解，这些预测也往往越来越可靠；通过对其行为的系统研究，这些预测还会得到进一步改进。这种对行为有越来越多的了解的过程不会完结。因此可望我们对有机体的研究的结果会与我们对行星系统的研究的结果相同。^[14]

然而，在波普尔看来，这一论据尽管看似非常有力，但它完全是无效的，因为它无法满足“科学”决定论所要求的可估算性原则。为说明这一点，我们看一下波普尔所举的预测“猫的行为”的例子：

我碰巧十分成功地预测了我的猫的下一步行动：它是否会跳上我的书桌，舒服地躺在我的书写纸上，或者它是否会跳上窗台，再从那里跳到花园里；我对它的行为了解得越来越多。但是我正在了解的行为大体上不是由有意义的（或者“有目的的”）行动构成，就是由习惯——或者做事情的方式组成。对后者的研究可能有助于在前者的概略式纲要中补充一些细节。然而，当我预测它会舒服地躺在我的书写纸上时，仍有许多细节我无法预测。例如，我很可能错了几英寸。(www.xing528.com)

在我对猫所做的了解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可以怎样把这些细节添加到画面中去。当然，我们总是可以说，如果对相关的初始条件有更清楚的了解，就会使这几英寸随我们之意地减少。但是我们简直不知道哪种初始条件会与减少这几英寸的预测任务相关。不仅仅是我们没有满足可估算性原则的行为理论，而是迄今为止我们甚至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这样一种理论。

波普尔注意到，赞成决定论的人们可能会求助于神经生理学中对于神经系统尤其是对于大脑的精确研究来弥合我们预测中的差距。但在波普尔看来，这意味着它不再是一种来自行为研究的论据，而是“用一种全然不同的论据——生理学与物理学是决定论体系的论据——取代了从对动物行为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学到越来越多的东西的常识论据。”^[15]波普尔进一步阐明了，这种生理学证据同样无法满足可估算性原则。他将这一论述概括如下：

我们可以说，大脑（无论它是否扩大了基本量子过程）多半会对诸如温度或者某些化学制品的浓度之类的群体效应高度敏感。（考虑到我们的肌肉运动是群体效应，它们部分地依赖于诸如神经冲动的“齐发”的其他群体效应，这决不令人吃惊。）但是没有线索，没有任何迹象，允许我们说可估算性原则可以应用于这些群体效应；或者，如果可以应用的话，可以如何应用它。^[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