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建华创业传奇的处女地并非“霞飞”，而是养育他长大的广袤的农田。
他的第一项事业虽谈不上自主创业、风险自负，却也称得上临危受命、知难而行。
这还要回首到1972年，“文革”时期的上海。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位于上海乡村南端的浦东川沙，大地仿佛被冰雪与霜冻层层禁锢，呼号的北风刮得人喘不上气。
一位人民公社领导在骑车路过城政乡民生大队的农田时，偶然目睹了令人感动的一幕场景：人们给一片鱼塘开口放水，却不知何故导致决口，塘水正迅速涌出，激起一人高的水花。在旁观者的惊呼中，一个结实的毛头小伙子纵身跃下，用身体在决口处做成了屏障，他呼喊着人们赶紧行动，不一会儿，决口就堵上了。
这个在寒风里冻得脸色暗红的年轻人，给公社领导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曹建华“舍身堵决口”的事迹，在那个年代绝对是一个“过得硬”的政治标准。不久，公社就来了指示——刚刚高中毕业、年仅17岁的曹建华成为了新任命的生产队长！
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官”，可这个“官”，却是很多人当不好、很多人不想当的“差事”。按曹建华后来的形容，他接手的生产队，既是一个苦恼的“烂摊子”，又是一块烫手的“烂山芋”。
当过生产队长的姐夫，像父亲教导儿子一样，把曹建华叫到家中，语重心长地告诫他：“难啊！侬勿要当是啥个好事体！我农活样样都会做，就是唯独吃不落这个队长！”
他为曹建华描述了当时“吃大锅饭”体制下的局面：全队400余户，大家整天“出工不出力”，在田里是“三天打鱼，两天睡觉”，就算队长评你个“一等工”，劳动一天也才不过赚10个工分，区区3毛钱，根本调动不起大家的积极性，更何况年底还可能兑现不了工分，“干了也白干”，所以领导遇到这样的难题，也总是“掼纱帽”。
原来这个队长，本来就是没人愿意当的官！
曹建华却笑着说：“姐夫，我心中有数。”
一个17岁的农村少年，心中能有什么数？原来，半死不活的“大锅饭”、死气沉沉的生产队，早就在这个涉世未深又意气风发的少年心中，刻下了切肤之痛。曹建华清楚地记得，在他4岁的时候，母亲生下了妹妹，那时，坐月子的母亲好不容易才吃到一碗汤山芋，曹建华看见妈妈在洗刷餐具时，竟把菜刀上残留的山芋舔得干干净净！是啊，在那“大跃进”的年代，接受着“火红的青春”的激励，曹建华眼中的生活本来不应该这么困苦，人不是都有一个脑子和一双手吗？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为什么大家都死守着看上去并不合理的规矩，不思改变地“磨洋功”呢？为什么家里多养了一头猪，也要被领导批判呢？
这些困惑，长久萦绕在曹建华心中，久久不散。于是，当少年同伴们还沉湎于芦苇荡里的游水嬉戏时，这个多愁善感的少年已经时常一个人呆坐在夕阳投射下的昏黄田埂上，开始寻求改变现实的答案了。
知子莫如母，望着即将上任的曹建华，母亲微笑了。她了解自己的儿子，虽然生下来就长得“慈眉善目”，可兄弟姐妹中，就数他从小会动“歪脑筋”，点子特别多。满心欢喜的母亲，在曹建华学会摇摇晃晃走路的时候，把一串“压箱底”的珍珠，郑重其事地戴上儿子稚嫩的脖子，并带着他去镇上最“高档”的“红艺照相馆”拍了一张正儿八经的“大头照”，希望他将来成为能掐会算的智者。
曹建华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从小就显出了过人之处，他能通过自己的摸索与观察，准确地告诉你在河里的什么地方能轻易地抓到黑鱼，“一抓一个准”。黑鱼在那个年代可是极其珍贵的“大荤”啊，3毛钱一斤，一条就能卖出个好价钱！他就凭这个本事，小小年纪，“口袋里总有钱，从不问大人要钱”。
喜欢玩的小孩聪明又省事，而且还玩出了名堂，母亲也就放任了儿子的“白相心”。可渐渐地，她目睹儿子变得“文雅”起来，时常闷声不响，独自一人想心事，她知道，一个雏鹰展翅高飞的日子即将来临。现在，母亲完全有理由相信：尽管生产队长的任命突如其来，但对17岁的曹建华来说，走上这个岗位，却已经是信心满满、有备而来。一个从小顽皮的孩子，从此就要像一个男人一样去成长了！
“这个队长，当就当吧，建华，当出个样子来！”
淳朴的农妇，在第一时间为出征的儿子鼓起劲来。
佩戴“智慧珍珠”的儿子受命出发。(www.xing528.com)
这天清晨，就在人们懒散地起床、吃早饭、围着“半导体”收音机“磨蹭”的时候，一道清脆的哨声，划破了全村凝固已久的天空，伴随着一个年轻有力的声音回荡：“上工了！集合了！”
方圆二三里，哨声和喊声来回了几次，一次比一次响亮，一次比一次震动着人心，直到所有大人都跟着小孩一起，好奇地走出家门，跟随哨声集合在一起。
多年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景了。这就是曹建华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17岁队长发出的声音，打破了人们心头长久的沉寂！
生产队破落的仓库，很快挤满了人。大家循着哨声与喊声而来，也想看看这个乳臭未干的新队长究竟有什么“花头”。
很快，人们的眼中纷纷露出赞许，情绪开始涌动。曹建华告诉大家：“以前我们为什么不肯努力劳动？因为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看不到奔头，这不合理的制度必须改变！”他把破仓库变成了发表自己“施政纲领”的“村民议事厅”，烧起了新官上任的“第二把火”。他宣布：改革劳动计酬制度。废弃“计时工分制”，实行“计件工分制”，每人干多少活、计多少工分，能者多干多计，充分发挥大家的潜能！
他郑重承诺：“我要用自己的努力做到，第一，让大家吃饱；第二，让每个人的劳动得到相应的回报。”
这是1972年，一个出言不慎就会酿成政治大祸的年代，一个不能“犯上作乱”的年代，他一个不起眼的生产队长，居然大胆踏入了田区。
新规则！够魄力！全队上下炸开了锅。既然有人敢于起头了，谁不愿改变一下、尝试一下？活力被这个17岁的勇敢者激发出来了！从此，每天清早哨响以后，人们争着来到仓库要活干。忙着分配工作，成了曹建华每天要做的第一件事。
可以说，若干年后在中国市场崛起的民族化妆品“大亨”，就是在这个仓库以及周边原本死气沉沉的农田里起步，开始了他走向大上海乃至全世界的不平凡的事业。曹建华领导的生产队，堪称他事业里程中的“井冈山”。
自从曹建华上任后，他的生产队就风生水起，仿佛一下子活了起来。曹队长的“第三把火”，就是组织大家开垦荒地，种上了经济价值更高的豆子和棉花；为了实现“稻子亩产两千斤”的目标，他还亲自带人，划着5吨的水泥船，赶几十里水路，到上海市区的苏州河边，掏大粪池、钻药厂垃圾桶，运来粪肥和药渣，以“最低的成本”优化土地；冬天收割完了，为了不让大家闲着，曹建华又最早运用了“人脉关系”，在市区羊毛衫厂接来了手工绣花的活。这一段日子，曹建华隔三岔五地骑着满载货物的自行车，从川沙出发，淌泥路、过轮渡，直达市区静安寺附近的厂家，接货送货，风雨往返几十里，当起了搬运工。
“搬砖头”的农民、“倒爷”队长，曹建华堪称川沙第一人。
将农民工的加工产品，在第一时间“快递”出去，曹建华堪称上海第一人。
从“井冈山”下来的曹建华，真的用“镰刀和斧子”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人们的节奏开始变快了，偷懒的少了，卖力的多了；闲聊的少了，忙碌的多了，最重要的，是兜里的钱多了。一天三毛钱的日子过去了，就拿曹建华的姐夫家来说，一家7个劳动力，现在除去分到的口粮，一年已经可以拿到1000多元。
姐夫服了。他像很多人一样，对这个年轻的队长翘起了大拇指。
“多劳多得好，建华有苗头。你的计件工分制带来了大家的利益！”
这在如今看来最平常不过的道理，在那个“家庭超额养猪就是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成了十分先进的理念，为人传诵。年轻的曹建华，在不被看好的怀疑中，在无人敢越雷池的乡村，用年轻的哨声划破沉寂的天空，打响了传奇的第一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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